几乎每一个今天的和平主义者，都有一个不堪回首的“1999年”。那一年，他们比今天年轻了18岁，纷纷走上街头，或者巴不得走上街头，去洗劫美国的大使馆。
　　
　　据公开资料显示，当地时间1999年5月7日晚，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遭到了北约军方的袭击。美国B-2轰炸机发射使用三枚精确制导炸弹或联合直接攻击弹药(JDAM)击中了大使馆，当场炸死三名中国作者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炸伤数十名其他人，造成大使馆建筑的严重损毁。
　　
　　事件发生后，国内民众爱国情绪高涨，位于北京、上海的很多大学生来到了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的大使馆前示威游行。据亲历者回忆，当时的场面完全失控，游行的队伍不断朝着大使馆投掷石头，以美国驻华大使馆为例，馆外没有一块玻璃是好的。
　　
　　当年我还在读小学，很身边很多人一样，被这种爱国的情绪所感染。以至于在袭击发生的几天后，我和全班同学一起，不假思索地喊出了要美国“以牙还牙”的口号。
　　
　　现在想来，当时的自己非常幼稚，甚至连南斯拉夫在哪里都不知道，却天天想着参军打美国。
　　
　　然而这样的声音在当时占据了主流，尽管也会有人理智地说：“爱国就该干好自己分内的事”，但这样的声音很快就淹没在了高涨的民族情绪中。
　　
　　若是在今天看来，从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们很难理解，他们18年前的行为和思维方式，竟然和今天这群抵制肯德基、抵制耐克鞋、抵制菲律宾芒果的“暴徒”们并无任何区别。但若是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种行为和思维方式，也是不难理解了。

　　
　　一来当时的中国虽然经历了20年的改革开放，也在文化、经济等方方面面引进了大量“舶来品”，但尚未加入WTO，大部分国人对于全球没有一个准确的认识。
　　
　　二来，这是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出生于70、80年代的这一代人）第一次感受到来自海外的浓浓敌意，这种敌意使他们联想到了半个世纪前屈辱的历史体验。
　　
　　三来，当时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尚属初级阶段，国内尚未具备将社会运动制度化的能力，如无法产生出基于同一价值观下的反对声音；同时，当时的互联网并不普及，即便有理性的思考也很难传播。
　　
　　第四，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崛起的一大困境时全国上下缺少一个基础的共识，唯有依靠爱国的情怀作为主流价值观，才能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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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无论如何，当时的群体运动依然是极不理智的，至少当年义愤填膺的“爱国青年们”并没有改变世界的格局。但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有年少轻狂的时候，同时每个人也都需要为个人的成长和成熟缴学费。
　　
　　时间一晃过去了18年。18年是个魔性的岁月，每每有英雄好汉慷慨就义时都会高呼“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当年的“好汉们”经过了岁月的沉淀，也经过一次次的类似事件的教育，早已不再热血沸腾。面对眼前那些和18年前的自己一般年岁的后辈，喊着他们年轻时的口号，他们完全遗忘了当年的自己“too young too naive”，只觉得眼前这群长不大的孩子就是一群彻头彻尾的“蠢货”。
　　
　　确实，这18年来，发生了很多事，足以改变他们的立场。
　　
　　进入21世纪后，因为日本篡改教科书、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中日的关系降低到了冰点。从2004年开始，国内每年都会发生大规模的反日游行。
　　
　　这些游行的结果自然是失控的，“爱国青年们”各个义愤填膺，巴不得分分钟上前线，将全中国所有的日本车全部砸烂，并用最恶毒的语言污蔑与日本有关的一切。
　　
　　与1999年不一样，这些激进的不理智行为，在创造了一次次“惨剧”后终于唤醒了很多人的“理性意识”。从2004年至2012年，不断有人在一系列群体性事件中反思激进的暴行，感慨中国群众“民智未开”，但他们的声音，在很多爱国青年看来，与汉奸无异。
　　
　　较之前些年，今年的爱国情绪远比往年克制了很多。虽然仍有人鼓吹着抵制日货、美货、菲律宾货，但与此同时，理性的声音也不再孤独。
　　
　　这至少说明中国的民众经过了太多的反思，开始有了不同的声音，这也意味着国内的社会运动逐渐趋于制度化，中国的社会结构变得更加成熟、稳定。
　　
　　确实，理性的声音大面积的出现，值得欣喜，但若是对这些声音进行整理，却让人遗憾地发现，很多观点几乎十多年来一成不变。十年前，理性的反对者们从道德上抨击一部分人的劣根性和低智商，将他们等同于20世纪初的义和团，十年后依然是相同的论调，再无新意。
　　
　　在非法的南海仲裁结果公布的当天，本网发布了一篇《南海，今夜开战又何妨？》的论战，引起了很多网友的争议，不少网友扬言，要将本文的作者送去“前线打仗”。事实上，这篇社论根本就没有鼓吹战争，只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看待中美格局的未来变化，并无任何偏激的言论。
　　
　　这种网友只是极少数，而“理性爱国”固然没有错，但一旦“理性爱国”成了道德准绳，变成了“政治正确”，那就真的跟盲目抵制肯德基的暴民们没有任何区别了。

　　
　　一些自媒体将那些热衷抵制的爱国者称之为是智商低下，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并且对社会有着强烈不满的“小镇青年”。
　　
　　这种观点出现本身就是非常危险的。首先这种观点带着精英主义的优越色彩，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其次，这种观点也是选择性地遗忘了历史（至少在1999年，激进的爱国者主力军是作为精英阶层的北上广大学生）；再次，这种观点缺乏理论支撑，因为并非只有智商低下，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并且对社会有着强烈不满的人，才会成为激进的“爱国者”。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在其著作《乌合之众》里提到，群体本身就是低智商的，缺乏理性的，任何人进入群体，都会沦为群体的一份子，从而失去自己独立的判断能力。
　　
　　20世纪的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也在上个世纪50年代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阿伦特认为，在基于某一个崇高的集体理想下，任何人都会沦为“平庸之恶”的践行者，犯下反人类的恶性。
　　
　　某种意义上，一味强调“政治正确”，就是强迫所有人选择站队，使之持有非黑即白，非左即右的二元化思维模式。在这种思维模式的左右下，人们很难理解世界上存在着广阔的中间地带，从而放弃了真正客观理性的思考。
　　
　　就想前面提到的那样，18年前那批“洗劫”美国大使馆的大学生们在当时也是“政治正确”的。根据当时的背景分析，他们和今天这些今天“理性爱国”的青年一样，同属于激进的“左派”。但随着时代的演变，这种“热血沸腾”的民族主义情绪演也转变为保守的，带有惯性思维的“右派”。也许在若干年后，今天的“理性爱国”也将沦为“右派”，被新的“左派”全盘否定。
　　
　　从这一层意义上，盲目的爱国，以及盲目的“理性”爱国，本质上是一样。正如在在晚近历史中存在的诸多左右派的论战一样，这些论战并不能解决本质问题，相反还会使参与者变得更加狭隘，不得不挖空心思去捍卫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立场。
　　
　　就好比今天，当我们所有人都在谴责甚至嘲讽“热血青年”的低智商暴行时，是否遗忘了18年前的我们也曾犯过同样的错误。那时的我们和现在的“热血青年”一样，都是长不大的孩子，但今天我们仍然没有真正长大。
　　
　　同时，也跟1999年一样，无论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如何吵得不可开交，仍然不能改变中国一贯的坚持和平的姿态，也不可能让中国真正崛起。
　　
　　今天的南海问题是一个好的机会，至少可以让每个人真正站在国家的立场去思考国家，反思自己对于这个国家，究竟意味着什么，同时，自己存在的价值又是什么。
　　

（中国网浪潮评论员 杨云寒）

来源： 中国网综合    | 作者：杨云寒    | 责编：陈杭    审核：张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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