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楚辞》《论语》《周易》起名之传统
《诗经》《楚辞》《论语》《周易》这四部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代表作品，我们都知道古籍按内容区分有四大部类，分别是经，史，子，集。 而清朝文学巨作丛书《四库全书》实际上也是以经，史，子，集划分的。
可以说《诗经》和《楚辞》是先秦时代诗歌文化的唯一传承，是对周王朝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是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是浪漫主义诗歌的开端。
其实不止于此，诗经绝不是只有谈情说爱，这种打情骂俏意义上的诗文，持这种看法的人肯定没有通读诗经全文，在我看来，诗经还是一部百科全书，这里转载一篇研究诗经的论文，大家就等于大概了解了。
作者：王柯平
链接： 《诗经》竟是部百科全书：这些鸟兽草木你知道多少？（图）
来源：凤凰网综合
诗歌中的鸟兽草木
将诗文中描绘的鸟兽草木品类加以统计，可谓繁不胜举。据三国吴人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统计，全《诗经》所涉及的动植物共有150种，其中草类52种，木类36种，鸟类23种，兽类9种，虫类20种，鱼类10种。后来清代学者徐雪樵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诗经》所载的动植物总数共计355种。
按其六大分类，鸟类计有38余种：
黄鸟、鹊、雀、燕、雁、流离、乌、鹑、鸡、凫、鸨、晨风、鹈、鹎、鹳、脊、令、隼、鹤、桑扈、莺、鸢、鸳鸯、鹰、凤凰、鹭、桃虫、雎鸠、斑鸠、布谷、(有冠长尾)雄雉、(无冠短尾)雌雉等。
兽类计有29余种：
马、麟、鼠、麇、鹿、牛、羊、兔、虎、豹、卢(猎犬)、硕鼠、貉、狐、狸、熏鼠(地鼠)、兕(野牛)、熊、罴(大而黄色之熊)、豺、狼、长毛猿、豕(小猪)、猫、狴、象等。
虫类计有27余种：
螽斯、草虫、阜螽、蝤蛴、螓、蛾、苍蝇、蟋蟀、浮游、蚕、莎鸡、伊威、蛸、宵行、蜴、螟蛉、蜮、螟、蟊、贼、青蝇、蜂等。
鱼类计有19余种：
鲂、鳏、鲤、鳟、鳍、鲨、嘉鱼、鳖、龟、鼋、蛇、贝、鲦等。
草本类计有88余种：
荇、葛、卷耳、苜、蘩、蕨、薇、藻、茅、葭、蓬、瓠、葑、菲、荼、荠、苓、茨、唐、麦、绿、竹、瓠、芄兰、草、黍、稷、萧、艾、麻、荷、龙、茹、芦、芍药、莠、莫、稻、梁、蔹、蒹、菅、苕、蒲、苌楚、葵、菽、瓜、壶、韭、苹、蒿、芩、台、莱、莪、芑、蓄、莞、蔚、茑、女萝、芹、蓝、荀、蓼、茆等。
其中“荼”分三种：一是苦菜之荼，见邶风《谷风》篇“谁谓荼苦，如甘如荠”；二是白色茅花，见郑风《出其东门》篇“有女如荼，虽则如荼，匪我思且”；三是陆上秽草，见周颂《良耜》篇“荼蓼朽止，黍稷茂止”。凡此三者，同名而异形。
木本类计有54余种：
桃、楚、甘棠、梅、唐棣、李、棘、榛、栗、椅、桐、梓、漆、桑、桧、松、柏、翟、杜、木瓜、杞、檀、舜、柳、枢、栲、椒、栩、杨、条、枣、常棣、枸、柞、椐、梧桐、乔木、扶苏等。
其中“棘”分两种：一为多刺难长的丛生小树，见邶风《凯风》篇“凯风自南，吹彼棘心”；二为小酸枣树，见魏风《园有桃》篇“园有棘，其实之食”。另外，“杞”亦分三种：一指泽柳，见郑风《将仲子》篇“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二指枸杞，见小雅《四牡》篇“翩翩者骓，载飞载止，集于苞杞”；三指可以做药材的“枸骨”，见小雅《南山有台》篇“南山有杞，北山有李；乐之君子，民之父母；乐之君子，德音不已”。
以上所举，并非总括无遗。陈大章所撰的《诗传名物集览》，就“列有飞潜动植三百六十条”，的确达到“旁蒐博揽，萃荟兼该”的程度，但其同代学者认为并不尽然。据当代学者胡朴安的统计结果，全《诗经》中所涉及的动植物总数高达336种。其中“言草者一百零五，言木者七十五，言鸟者三十九，言兽者六十七，言虫者二十九，言鱼者二十；其他言器者约三百余”。
实际上，《诗经》所载的名物种类，远不止鸟兽草木虫鱼，还有其他许多器类。譬如礼乐器具、农具、日常生活器具与资料、自然现象中的日月星辰与风雨雷电、历史地理中的山川河流与行政区域名称，以及当时各国的风俗习惯和不同称呼，等等。若详加考释，再加上“飞潜动植三百六十条”，总数或许逾千。这无疑是一项庞大的研究工程。如此看来，由明代学者冯复京所撰，后收入《四库全书》的《诗名物疏》，原本多达55卷，仅仅提供了一个大体的框架。另则，在《诗经》名物中，有许多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沿革与现代科学的分类(如古称、学名和俗名)，其内容势必更为广博。譬如，周南《关关雎鸠》篇中所描绘的“参差荇菜”，其古名、今谓与俗称，包括凫葵、水葵、水镜草、金莲子、荇丝菜、菱角草、金丝荷叶与黄花儿菜等，汇集起来不下20个。若就所有名物逐个推演，恐怕难以数计。可见，《诗经》中由鸟兽草木虫鱼与各种器物地名所构成的博物学，的确蔚然大观，内容丰富多样，范围广泛繁杂。
笃志博学，是孔门施教的基本宗旨之一。通过具有多重功能的诗教来实现这一目的，堪称孔子的首创。在这方面，孔子本人不仅积极倡导，而且率先垂范，达到了“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的程度。按《史记》所载，“孔子年四十二，季桓子穿井的土缶，中若羊，问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夔、罔阆，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坟羊。’”又载，“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钮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以矣夫。’”类似的传闻，《孔子家语》的记载更为详尽而有趣。一是说叔孙氏的车夫到野外打柴，捕获一只前左足受伤的怪兽，其状甚异，故视为不祥之物，弃于城外。孔子知道后，前往观之，一看是头受伤的麟，甚感痛惜，慨然叹道：“麟之至，为明主也。出非其时而见害，吾是以伤焉。”
从《诗经》中看，古代的先民，生活多以农耕为主，与大自然甚为亲近，对环境物象十分敏感。因此，在言志、抒情、记事之时，或比、或兴、或赋，物我互动，彼此映衬，经常达到浑然合一的境界。由此生成的诗歌意象，鸟兽草木等因素占有很大比重，除了自身所寄寓的象征或显隐喻示之类的意味外，也顺理成为辅助性的致知之源这里所言的“辅助性”，主要是指通过了解相关鸟兽草木的特征与习性，进而辅助人们扩展知识广度和提升读诗释义深度，以便上达“博文约礼”的崇高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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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了诗经文化对后世的影响，再说《论语》和《周易》。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表达了儒学的基本思想体系，伦理和道德观念，这部书对我们的影响由来已久，经常读古代小说的朋友应该不陌生，小说中叙述文人秀才的言行时，总要加上这么一句：子曰.....子曰.......搞得人都找不着北，这种情景在电视剧中也经常上演。
时至今日，论语中的各类名句依然影响着我们及子孙。诸如（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再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等等。
至于出自论语中的名字，大家随便一搜就能看到很多，比较熟悉的是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这句，被多次运用，成功起名。
《周易》则是公认的“群经之首，诸子百家之源”正如其它回答所言：易经诡谲莫测，玄之又玄。其实没有解不开的卦象，既然设定了，就有可破之法，周易其本质是人类和宇宙万物之间的相处关系，以天道推算人道，从象、数、卦的变化推算具体的吉凶成败。人们不禁要问，周易为何又与起名扯上关系？ 这个问题，其因大有可道之处，总得来说就是天道决定人道，人道受制于天道，举个例子：《易经·豫卦》六二爻辞，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本意：中正自守，其介如石”。然后《易经·系辞上传》又云：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
我们现在起名讲究引经据典，要有出处。但是古人起名，一开始则是无经可引，无典可据也，古人命名大规模参考典籍的具体时期无从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东汉以前，很少看到有出处的人名，直到三国及以后才能找到大批人名引经据典的证据，
比如诸葛亮，字孔明，就出自《诗·小雅·信南山》祀事孔明，先祖是皇。报以介福。万寿无疆。
唐初名相杜如晦，出自《诗经·郑风·风雨》既见君子,云胡不瘳，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骆宾王，字观光，初唐四杰之一，出自《易·观卦》：“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北宋大将高怀德，出自《《诗经·大雅》“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
高若讷，字敏之，宋代医家，精于天文，进士及第，出自《论语·里仁》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高攀龙，字云从，明朝政治家、思想家，东林党领袖。出自《易经．乾卦》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意思是龙比喻为王者，谓乾二之坤五为坎也。乾为龙，云生天，龙飞天路得云从，因此字云从是也。
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这说明，人们起名从典籍里寻找灵感的习惯在东汉末年就有了，并于隋唐以后盛行，宋，元，明，清，直至民国，可谓大放异彩：
傅斯年《大雅•下武》“於万斯年，受天之祜。
王国维《小雅·节南山》“秉国之均，四方是维。
钱其琛《鲁颂·泮水》“憬彼淮夷，来献其琛。
蒋百里，字方震，取自《震卦》“声震百里,不丧匕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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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前人成功的起名经验，后人必然效仿，可以说唐朝人物效仿前人起名，宋朝人物又效仿唐朝及以前，这种引经据典的传统延续了千年，到了今天，那句女诗经，男楚辞，文论语，武周易也就不足为奇了。我相信几百年以后，我们的后代起名仍会崇尚这种传统，因为永恒的价值经得起时间的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