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茶文化源远流长，早在神农时代，华夏祖先就已有从树上采摘新鲜叶子嚼食的吃茶的习惯。后来为延长享用茶之美妙的时限，先人们开始将嫩叶晒干制成可长时间保存的茶饼。

三国时期魏国张揖所撰的《广雅》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姜葱芼之。”从采而食之到烹而食之，啖茶所需的中间工序的日渐繁复化，使得茶具应运而生。在诸多可选择的材料当中，陶土似乎一直是历代爱茶之人的首选，而论及其中颇受青睐的一类特殊泥土，则非紫砂莫属。

繁花之于初春——紫砂和茶的不期而遇

孔子有云，“君子不器”。粗浅的解读为，文人儒客不应拘泥于形而下的具象外在，而应追求形而上的精神内涵。然而对于“善饮”之人来说，对于上等茶具的讲究须是必不可少的执着。正如享誉盛名的《茶疏》的作者，许次纡所讲的那般，“茶滋于水，水借于器，汤成于火，四者相顾，缺一则废。” 好的茶具不仅可以完美衬托茶的品质，甚至会使其如虎添翼，从而带来一层新的境界。紫砂泥的自身特性可以说是为烹茶量身定做：透气而不漏水；夏天泡茶隔夜而不馊，冬天不因冲入沸水而开裂，暖手而不烫手。更有些许神奇的是，用紫砂壶冲泡出来的茶可最大程度上保持茶叶本身的色、香、味，在这关键一点上，紫砂与茶的天作之合让其他材质黯然失色。

除此之外，紫砂泥的可塑性赋予了紫砂器具外观上的一片广阔天地。紫砂茶具的造型变幻无穷，其乐亦无穷也。更为重要的是，紫砂拥有用之愈久，光泽愈现的特性，天性适宜被把玩，正所谓：“摩掌宝爱，不啻掌珠。用之既久，外类紫玉，内如碧云”。紫砂的这些特性让品茗之士在味觉与嗅觉的双层感官愉悦的基础上，又多了视觉与触觉两重享受，让“品”的意味变得饱满而富有层次与深度。

紫砂在茶具中的应用事实上早已始于宋代。北宋梅尧臣的《依韵和杜相公谢蔡君谟寄茶》中所记：“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说的正是紫砂茶具在北宋初显端倪时的情景。但紫砂真正开始在茶文化中大行其道，其实与明清之际制茶、烹茶方式的转变密不可分。明代洪武年间，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为杜绝奢靡之风，诸多传统程式都化繁为简。为方便广大百姓均可饮茶品茶，朱元璋一声令下，命以散茶代替团饼茶。相应地，民间的品饮方式也逐渐从烹煮和冲点变为沏泡。紫砂壶也就此从早前的仅作为日常煮茶工具，逐渐演变出可用于沸水冲泡全叶散茶的各式茶壶。

功用的转变仅是紫砂登上历史舞台的第一步。如果说紫砂与茶的相遇有相得益彰之美；那么紫砂与明清文人之间的契合，则有相见恨晚之喜。明清之际士大夫阶层对于品茶、斗茶的热爱，为紫砂壶的盛行推波助澜。同时，在文人审美情趣的感召下，多样的、独具文人气质的紫砂壶也因此得以诞生。紫砂茶壶从此不再单单是器具，更是艺术品，而中华茶道的道法之中也因此而增添了风雅的一笔。

硕果之于金秋——明清文人和紫砂的一见倾心

图一，陈洪绶《品茗图》（或名《停琴啜茗图》）绢本设色。

彼时的茶事之盛在文人书画中已可见一斑。明末清初著名画家、文人，陈洪绶，流芳百世的《品茗图》中就有这样一幅场面描绘（图一）：以蕉叶铺地，主客二人对坐畅谈，身旁青石之上有两把紫砂壶。其中一把长柄平底紫砂壶置于茶炉之上，用以煮水。这在潮汕功夫茶中，雅称为“玉书煨”，为茶室四宝之一。炉旁放置另一短流紫砂茶壶，器型厚重敦实，拿来做冲茶的茶罐，为四宝中的另一宝，“孟臣罐”。“孟臣”指的是明末清初时荆溪有名的紫砂艺人惠孟臣。惠孟臣善制小罐，所以后人也通常仅将小容量的茶壶称为“孟臣罐”。

图二，仇英《松溪论画图》（又名《煮茶论画图》），绢本设色，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

值得注意的是，画中的“玉书煨”实为一具名壶，为明人仿作的传说中唐代“茶圣”陆羽初创的“羽觞壶”。有时又称“唐羽壶”，亦可形象直观地将其俗称为“侧把壶”。“羽觞”一名，一说是取自“曲水流觞”中的酒杯，底部有托，双侧有耳，状似羽翼，可浮水而行；二说是因其手柄细长而上扬，有羽翼翩然之感而得名。明人在各类艺术创作中多仿宋唐遗风，或如法炮制或巧妙借鉴，其实并不稀奇，而是恰好迎合了明代文人骚客的尚古、拟古之风。在明代对于汉代辉煌的追忆及宋文化的惺惺相惜，究其根源，是明人对自身汉人身份认同的表达。

图三，唐寅《事茗图》局部（下）。纸本设色，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图四，王问《煮茶图》局部（下）。炉上可见一海棠提梁壶，用以煮水。现藏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无独有偶，在另一位明代有代表性的画家，仇英的画作《松溪论画图》中（图二），两位高士盘坐于青石之上，处山谷之中、溪水之畔；高谈阔论、举手投足间，茶香缭绕，怡然自得。同时，两具煮水之用的紫砂壶映入眼帘：一只“羽觞壶”置于一旁石板之上，另一只提梁壶则是端坐在炉上。提梁壶可以说是明代书画中最常见的紫砂壶器型之一。在另一位“明四家”，唐寅的《事茗图》中（图三），茅屋主人案几上所置即为紫砂提梁茶壶。另一经典的提梁壶器型，海棠提梁壶，则更已早些时候出现在明中期文人王问的《煮茶图》中（图四）。其雅称是由海棠式圆角四棱的提梁而得名；又因其与正德年间的司礼太监吴经的墓中所出土的提梁壶的器型一致，而称为“吴经提梁壶”（图五）。或与友人煮茶论道；或独自一人静默啜饮，时而于林间弹琴低吟，时而于书房内临窗而读……从这些文人书画中，我们仿佛可以看到质朴温润的紫砂伴随着缕缕茶香，已逐渐渗透进明代文人的日常生活与交友之中，水乳交融。

图五， “吴经提梁壶”。于1965年发掘于南京中华门外马家山油坊桥。通身光素无纹饰，是最早的“光货”，也是有纪年可考的最早的紫砂壶（明嘉靖12年）。现藏于南京省博物馆。

图六，蒲华 《茶熟菊开图》。

图七，边寿民《茶壶图》。上部题款源自苏轼所赋《汲江煎茶》诗，画家对个别文字稍作了修改。

到了清代，随着紫砂壶的进一步盛行，文人画中对于紫砂壶的描绘就更为直白。晚清“海派四杰”之一，蒲华在其作《茶熟菊开图》中（图六），将紫砂壶放在画面中央，用菊花衬托点缀其质朴淡雅之美。同时也借此形象，表心中对同道中人的呼唤：赏秋之人，品茗赏菊，不亦乐乎？“扬州八怪之一”的边寿民，更是干脆以紫砂茶壶为题，常以单幅画面描绘茶壶的神态、气质之美，并诵之以诗歌（图七）。文人墨客们对于紫砂壶之美的渲染与强调，是对茶之道、茶之趣的推崇与喜爱的表达，更是在大千世界中一种对悠然自适的处世之道的追寻。

来源：中华茶人联谊会

编辑：宋沛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