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国企简史之十）

日前，在国资委暨中央企业党史学习教育动员部署会上，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国资委党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组长郝鹏强调，学习党史要与学习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相贯通，要突出央企特色、突出学用结合。

为突出党史学习的央企特色，企观国资特邀国资国企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剧锦文教授，帮助读者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发展历史，以资读者系统了解国资国企发展沿革、国企改革脉络，进一步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文章将以系列形式陆续刊发，敬请关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是必须关注的，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和这个特殊的区域里，恰恰是国营企业、国营经济艰难发展的中心舞台。

“三线”本是国防地域概念

1963年8～9月间，毛泽东在修改《关于发展工业》初稿时强调应当以“备战”为核心安排我国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

1964年4月，在国家计委准备按照原来设想的“三五”计划主要是解决吃、穿、用问题，来安排农、轻、重的投资时，毛泽东根据自己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提出了“一个屁股和两个拳头”的“三五”投资和建设重点的设想：

“两个拳头——农业和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要摆好。”

大三线建设范围示意图

来源：中国历史文献档案馆

同年5月，在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安排时，毛泽东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一定要把三线建设好，“三线”概念正式出现。

5月27日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

大、小“三线”本是一个国防地域概念：

一线是地处战略前沿的地区。

二线则是处于一线和三线之间的地区。

三线主要指长城以南，京广线以西的非边疆地区，以大西南的四川省和贵州省为中心的广大区域。

根据《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纲要》的规定，大三线地区的范围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以及河南、湖北、湖南三省的西部，广东的北部，广西的西北部，山西、河北两省的西部。

大三线建设的总体目标是把这些地区建设成部门齐全、工农业配套发展、工农产品基本自给的战略后方。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是必须关注的，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和这个特殊的区域里，恰恰是国营企业、国营经济艰难发展的中心舞台。

核工业与电子产业的发展

根据这一目标，“三线”建设的实施首先是从大规模的工厂搬迁开始的。

有统计数据显示，从1964年到1977年从沿海地区整体或者部分搬迁了380项、14.5万人、3.8万台设备，尚有140项没有完全搬完。

国家投资自然是三线建设主体。国家在“三线”地区累计投资1300亿元，建成10条总长7300公里的铁路干线，建设了10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其中大型骨干企业600余个）、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从三线建设投资的部门构成看，国防工业投资280亿元，占三线建设基本建设投资额的21.5%。

位于重庆市的原816地下核工程基地旧址

来源：重庆旅游局

与此相配套，机械、能源、冶金、化学、电子工业以及交通运输业的投资如下图。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许多核科学技术的突破，这期间，依靠自己的技术和设计能力，在大“三线”地区建成了核工业基地，基本形成了铀矿地质勘探、矿石开采、冶炼直到核燃料生产的完整生产体系。

1964年6月，我国第一枚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后，相继进行了多次更大功率的发射。

1970年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这些都标志着我国在这个时期通过国有经济的方式初步建立起从研制、生产、试验等相配套的航天工业体系。

而且这个时期，我国其实很重视电子工业的发展。

1967～1976年间，国家对电子工业的投入累计达27.15亿元，开工项目81个，其中大中型58个；建成71个，其中大中型57个。

1972年以后，以“三线”地区为主，全国共有四十多家集成电路厂建成投产，包括当时第四机械工业部所属的749厂（甘肃天水永红器材厂）、871厂（甘肃天水光集成电路厂）、878厂（北京东光电工厂）、4433厂（贵州都匀风光电工厂）和4435厂（湖南长沙韶光电工厂）等。

以国有企业为主的电子工业在这个时期的快速发展，奠定了我国在这一领域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从投资的地区分布看，西南三省（云、贵、川）形成固定资产原值达到560亿元，占三线地区固定资产原值总额的40%。

川、陕、黔三省因其所处的战略位置、自然资源状况和工农业发展水平，而成为三线建设的重点投资区域，尤其是四川，成为三线建设投资最集中、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的省份。

1975年,四川全省固定资产原值已达182.3亿元，超过上海、黑龙江，仅次于辽宁，位居全国第二。

“三线”建设整体缺乏经济效果

本质上说，“三线”建设的主要目的在于满足军事需要，而并不是出于经济的动因，因此，如此大规模的建设必然会出现许多问题。

第一，在片面强调战备的要求下，建设规模铺得过大，战线拉得过长，超过了国家的承受能力。特别是1969年至1971年，新建和内迁的大中项目达1000多个，资金、设备、原料难以到位，一部分工程只好中途下马，还有些则长期不能投产，带来了经济损失。

三线建设的奇迹之一——成昆铁路

来源：成昆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第二，进程过快、过急，有些项目未进行资源环境的调查和论证，就匆忙动工，形成了大量所谓的“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工程”，造成了严重的质量和安全问题。如陕西的一个飞机部件装备厂，投建前未弄清地质条件，结果发生大规模滑坡，损失达1000多万元，并留下长期隐患。

第三，过分强调战备需要，忽视经济效益和长期生产要求。一些现代化工业企业远离城市，按“靠山、分散、进洞”的原则建设在山沟里，造成生产管理、协作十分不便。还有不少企业建在山洞中，阴暗潮湿，严重影响产品质量和职工健康，日用品供应也十分困难。各个企业为了解决生活需要，都必须拿出资金建设“小而全”的商店、医院、学校等封闭社会设施，造成重复浪费。

第四，在“文革”的干扰下，不惜代价地片面追求政治目标，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管理制度，造成了一些不应有的损失。如陕西阳（平关）安（康）铁路，是我国的第二条电气化铁路，全长358公里，修建中就有1512人受重伤，384人牺牲，平均每公里牺牲一人以上，代价是惊人的。

从经济效率的角度看，“文革”期间的“三五”和“四五”时期，连续10年的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平均仅有60.7%，大中型建设项目建成投产率维持在10%左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低而且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

由于这个时期国家投资主要用在了“三线”建设上，所以，尽管“三线”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三线”地区的经济发展，优化了我国的区域经济结构，但可以断定“三线”建设整体上是缺乏经济效果的。

注：本系列文章是在剧锦文先生《国企简史》文稿基础上，由企观国资编辑压缩、改编而成。因为篇幅所限，仅采撷其要而去其详述，由此产生的表述不清晰、不完整问题，由编者负责。想完整了解，欢迎关注《国企简史》文稿相关动态。

原标题：《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国企简史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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