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商丘】从宋国故城考“汤都亳”

宋国故城就是殷商文化的后期继承者。考古资料显示，宋国故城是和现存商丘古城多城叠加的遗存遗迹，属于典型的“城摞城”，已经考古资料证明有上下叠压关系的古城4座：两汉梁国国都睢阳城压在宋国故城上，明初归德州城南墙压在宋国故城南墙东墙上，现在古城南墙是在明初归德州城北墙上修建的。也就是说，汉代梁国都城城墙下压宋国故城城墙，明初归德州城南墙压在宋国故城南墙上，现在商丘古城南墙下压明初归德州城北墙。唐代宣武军城和宋代南京城具体位置待考，笔者认为也应在宋国故城一带。考古专家、商丘市博物馆馆长王良田先生在《古城文化讲稿》一书中说：“据考古资料证明，商丘古城从西周初年建城（不排除下压商代城墙的可能性），以后在旧城上建新城，新城叠压旧城，始终没有离开宋国故城的城圈，3000年来连绵不断一路走来，几多沧桑，几多辉煌，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和人文传说 ，这在全国是很典型的”。王良田先生是赞成汤都“南亳”的，但笔者从其权威考古论断中“不排除下压商代城墙的可能性”，恰恰看到了宋国故城下压“汤都亳城”的最大可能性。商丘古城从古至今3000多年来，既然有如此“城摞城”的建城习惯，就不可轻易否定宋国故城建在“汤都亳城”之上，只是有待考古验证而已。

二 、从商朝“武丁中兴”封“子宋”于宋地肇始，至周初微子都“宋国故城”之宋城析“汤都亳城”。

《史记·宋微子世家》：“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即启，讳汉景帝刘启）代殷后，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从以上得知，通过平定武庚叛乱，周王朝已意识到安抚殷商遗民的极端重要性。在殷商灭亡六年后的公元前1040年，周公封殷纣王之庶兄微子启于宋，称宋公，建立宋公国，公是一等爵，商汤初期时也只是方地约“七十里”的“商侯国”，足见宋国在西周初期的重要性。周封微子于宋的目的是为了安抚殷商遗民，让其“奉其先祀”，更好地巩固周王朝的统治。而微子之所以都“宋国故城”之宋城，很大因素也是“奉其先祀”，也就是说，殷商王朝历代先王的“宗庙”在这里，才能“奉其先祀”，宋城是商人的祖居地、先王“宗庙”所在地。

殷商先王“宗庙”会建在哪里？按照历史惯例，成汤是建立殷商王朝第一帝，“奉其先祀”最重要莫过于“祀成汤”，成汤兴起于商丘亳都，那么祖庙建在“汤都亳城”的古商地应是最佳的选择，这里还有商祖契的“阏伯台”呢。那么，微子封宋是公元前1040年，汤都毫建国时是公元前1600年，微子封宋都“宋国故城”之宋城，500多年了，宋城有多大可能是“汤都亳城”？

笔者认为，作为殷商后人，微子都宋城除了人所共知的“奉其先祀”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内心深处知道或认定，宋城就是“汤都亳”之故城，是先祖兴商的肇始之地。其实，微子封宋并不是宋城建城之始。在甲骨文中确实有一个“宋”字，从古至今字形基本未变过。许慎《说文解字》对“宋”字解注曰：“居也。从宀从木”。李恩江、贾玉民认为：“宋为商人旧都，制字从一从木，表示宫殿高出木上；与镐京的镐字金文从黜从高的不意方式相同”（见《文白对照说文解字译述》中原农业出版杜，2000年10月第1版）。也有专家认为“宋”字从室中有木，可能取祀木主之义，认为可将“宋”字作会意字看，即商人用来祭祀祖先的地方。历史学家胡厚宣在研究也中发现了明确记载商王武丁诏封儿子“子宋于宋”的甲骨文，他在《殷代封建制度考》中说：“宋之地域，盖于今河南商丘县微子所封之宋地合，是宋国之封，决不始于周公之于微子启，自武丁时代，即已封子宋为伯矣”。周成王所作《微子之命》也可证明甲骨文中的“宋”即微子封于商丘之“宋”。那么，从“宋”字会意看，武丁封儿子于“宋”地，主要目的是“祭祀祖先，建立宗庙”。当然，宋伯国很小，微子在此基础上扩建宋公国的宋城是肯定的。

宋伯国建宋城之始在哪一年？查《商文化之源》之商朝帝王列表，武丁于公元前1250年即位，在位50多年，此时距汤都亳仅300多年，在时间上比微子封宋早了约200年，那么宋城建在“汤都亳城”之上可能性更大了。况且，武丁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帝王，东征北伐，殷商王朝再度强盛，史称“武丁中兴”。此时武丁封子宋于“先王成汤都亳”古地，即今宋国故城之宋城一带，建立宋伯国和先王祖庙，从各方面来讲都是很合适的。张光直先生说：“商丘为宋的都城，周公封微子启于此，以续商祀，看来这是商人的老巢是很可信的”。所以笔者认为，宋国故城遗址极有可能就是“汤都亳城”之地。

三 、从黄河等历史上水患的影响及古阏伯台（火神台）在宋国故城遗址内析“汤都亳城”。

周朝乃至汉朝以前商丘一带受黄河的影响不大，至北宋以后受到黄河水患的威胁和河决泛滥的影响才明显。根据中美联合考古队地质勘探资料，西周时古地面距现地表11米以下，也就是说黄河泛滥淤积使商丘地面从西周到现在抬高了约11米。

考古调查结果把黄河泛滥对商丘城市的影响分为五个时期：一是晚更新世至汉代前后，由于黄河北流，远离商丘，罕见洪水泛滥，地层以成壤作用为主；二是从汉代前后至北宋末年，洪水以季节性、小规模泛滥为主，地层形成缓慢、中等沉积作用。三是北宋末年至明嘉靖后期，常有灾难性泛滥，地面以陈积作用为主。四是明嘉靖后期至清咸丰五年，洪水泛滥频繁，规模大，单股河道入淮河南流，地面以沉积作用为主。五是清咸丰五年到现代，洪水泛滥很少，以成壤作用为主。有关资料显示：黄河有6次影响较大的改道，清初学者胡渭在《禹贡锥指》中提出黄河有“五大徙”，算上咸丰五年（1855年）铜瓦厢决口改道，共“六大徙”。第一次大徙：春秋战国至西汉末年。该时期黄河一直保持一定河形，史称“大河故渎”。据研究称，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的宿胥口决口是黄河第一次文字记载的决口改道。第二次大徙：东汉至唐末。东汉王莽改制建立新朝，公元11年。第三次大徙：唐末至北宋末，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决堤改道，形成北流与东流并存的局面。第四次大徙：南宋时期。南宋建炎二年，宋王朝人为决河阻金兵，导致黄河“由泗入淮”。第五大徙：金元至明嘉靖时期。到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以后，黄河“南流故道始尽塞”，经潘季驯治理，河道基本固定下来，即今天兰考、商丘一带的明清黄河故道。第六大徙：清咸丰时期，或者说近代东流时期。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决兰考铜瓦厢北流。

笔者查询汉代《汉浪汤渠及汴渠示意图》显示（附后）：黄河自郑州以西就折向原武北流了，商丘古城主要水系只有北面汴渠南面睢水。考古证明，自新时器时代至汉代，黄河远离商丘，商丘地区罕见洪水洗泛滥，地貌稳定性较好。直到北宋末年，商丘地区土层沉积相当缓慢，年均2--2.5毫米，1200年间堆积不到2.5米。专家推测，北宋以前商丘地面上应能看到早期历史时代甚至史前时期大型建筑物遗存，如城墙、宫殿基址等。

据以上分析，在黄河第一次大决口周定王五年（前602年）以前，甚至宋朝以前，黄河水患对商丘城市影响是很小的，这是研究商丘古城所必须考虑的。加上商祖契即位后协助大禹治水，商汤及以后帝王对治水应很重视，古商丘一带只有北汳水（汴水）南睢水（通济渠、汴河）两条主要河流，泛滥的可能性有，但影响不会太大，所以公元前1040年宋微子都宋城时，“汤都亳城”的遗迹应是可寻的，那么早微子200年的“宋伯国”就更容易找“汤都亳城”遗迹了。因此，宋国故城即“汤都亳城”从“水患”这方面来讲也能说得通。

据《商丘县志》、《归德府志》记载，商丘火神台（阏伯台）古迹历史上都是商丘古城一带海拔最高的地方，汉代以前不受黄河泛滥影响，肯定比现在高的多。根据宋国故城考古确定的商丘宋城、睢阳城遗址位置示意图（审图号：豫商S【2018】003号）显示，用来祭祀或纪念商祖契的古阏伯台（火神台）古迹就在宋国故城之宋城城墙内，从成汤至宋微子历代殷商后人建都城或祖庙，都会考虑阏伯台的因素，这又为“汤都亳城”在宋国故城遗址一带提供有力佐证。

四 、从甲骨文殷纣王“帝辛征人方”两过“大邑商”（商丘）祭于祖庙，“出而告祭、归而告捷”的考证中析“汤都亳城”。

“甲骨四堂”之一董作宾先生所著《帝辛日谱》详细记载了帝辛征人方之路径。董作宾在《卜辞中的亳与商》说：“卜辞中的商也称大邑商，今为河南商丘无疑......这次征人方经过的商，就是商代的旧京（这里有先公先王的宗庙，所以征伐时要来告祭）。”张光直认为：“董先生这相判断是大多数的甲骨学者可以接受的。也就是说古文献中将商定在商丘的说法，是可以得到卜辞支持的”。我们具体看下征人方路线：

（一）从殷都安阳到殷商旧京商丘。帝辛十祀（年）九月甲午日，即九月二十六日占卜后出发，经顾（范县一带）、香、噩、乐等地，于十一月辛丑（四日）到达商，十一月四日、五日卜辞曰：“王在商”，“告庙于大邑商（商丘）”，“出而告祭”应是在商丘的这两日内完成。十一月癸丑（十六日）至亳（商丘市高辛镇），在亳两日后，于十一月辛酉（二十一日）到达桑地（夏邑桑堌），这是成汤“桑林祈雨”之地，停留约五日。至十二月癸酉（六日）到达攸国（淮河以南），在商丘一带祭祀、逗留有一月左右。

（二）在攸国会师征伐人方阶段。十二月癸酉（六日）在攸国与攸侯喜会师后，认真整军备战，征伐人方。人方又称夷方，在今安徽霍山县一带。从卜辞上看此次帝辛与攸侯联军征伐人方比较顺利，虽征伐多地，小战会有，但无大的战事，应是“大军所至，不待杀伐，叛者慑服矣”。其间帝辛还曾田猎，悠游从容。至帝辛十一祀（年）正月乙已（九日），人方平定。此后多日在攸国一带田猎观光。

（三）从攸至齐（山东临淄）田猎游玩阶段。征人方胜利后，帝辛玩兴大发，没有原路返回，而是从攸国游至永城西南酂城一带，经芒砀山，于十一祀二月十五日到夏邑（栗）境，并在此狩猎数日 。直到二月庚寅（二十四日 ）到达齐地游玩，约半个月。

（四）由齐复入商“告祭”后再回殷都安阳阶段。帝辛十一祀三月十六日，帝辛由齐地出发向东，再沿海滨向南行进，一路游山玩水，帝辛十一祀五月乙已（十一日）到今杞县东北一带田猎，五月丙午（十二日）即返回大邑商（商丘）进行“归而告祭”为内容的宗庙告捷祭祀之礼。又在商丘东进行田猎，并得犀牛十二头，之后从商丘就返回安阳了。

张光直先生在《商名试释》中对“商”字提出新解，他认为：“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商字，从上到下由三个字组成,即辛、丙、口.....可以假定辛字原来是代表王家的祖先像,祖先像放在祭几或祭坛上,商字中间的丙字代表供桌是没有问题的.......下面如有口字,当指祭祖之人口中念念有词,整个字是祭祖或祖先崇拜的会意,这样看来,商字源于祭祖,扩大之意为商王祭祖之邑......商就是祖,商城就是祖先之城,也是祭祖之城”。董作宾先生认为商丘是商人的“圣都”，他在《殷历谱》中说：“殷人以其故都大邑商所在地为中央，称中商，由是而区分四土，曰东土、南土、北土、西土”。张光直又据此认为：“如果大邑商是中商.....那么它就是固定不变的........当王都迁去安阳后,王举行大事如征人方,要行告庙之礼,要不远千里而来,在大邑商的宗庙中举行祭告......先王宗庙,甚至建立朝代圣物仪仗之类,以及为立国之象征若干的重器,可能都放在‘圣都’商丘,亘殷商一代不变”。从以上分析来看，帝辛征人方先来“圣都”商丘宗庙祭告，祭的宗庙当是宋微子都宋城“奉其先祀”之宗庙，帝辛纣王在位30年，此时帝辛十祀（年）查《夏商周断代王程历史年表》应是公元前1065年，距殷商灭亡（前1046年）和微子封宋（前1040年）也只20年左右。那么，殷商历代帝王祭告先祖，成汤应为最重要，在“汤都亳城”即宋国故城，也是张光直、董作宾称之为“圣都”之地宋城建先祖宗庙，当是最为理念的选择。从日谱看，帝辛“宗庙告祭”后又去亳地高辛帝喾陵一带，成汤“桑森祈雨”处等，商祖之地逗留月余，打了胜仗后复又回商丘“归而祭告捷”，更是说明以他对汤都亳城之“圣都”的重视。

五 、从宋国故城水陆交通等多种有利条件析“汤都亳城”。

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生存永远是第一位的。古人依水而居，城市依水而建，水是古代中国城市的命脉。商丘自古以来就是水草丰美之地，历史上对商丘影响较大的有三条河，北面有汳水(汴渠、丹水）、蒙泽、景山等，南面有睢水（大运河通济渠、汴河）等，古代商丘可以说是水陆交通方便的“运河明珠”。西周及汉朝以前商丘受黄河影响不大，一直到北宋以后，受到黄河水患泛滥的影响才较大。

笔者前所查汉代《汉浪汤渠及汴渠示意图》显示：黄河自郑州以西就折向北流，对商丘古地影响不大，商丘古城主要水系只有北面汴渠和南面的睢水，而此图显示当时的商丘汉代睢阳城紧临睢水，离汴渠稍远点。宋国故城考古显示，两汉睢阳城是在宋国故城城墙基础上建成的，周长基本相同，两城几乎重叠，上下叠压。

睢水是一条自然河流，后来才被人为利用为大运河通济渠（汴河），它就在商丘古城南面，自古以来乃至唐宋以后的商丘古城，几乎都紧挨睢水岸边。从中国大运河通济渠商丘古城南关段的考古发掘现场看，大运河通济渠紧临宋国故城之宋城（汉睢阳城）遗址。考古显示，睢水从宋城南面穿行而过，睢水在宋城城西南形成一陂名曰逢洪陂(bei)，恰是天然港湾。宋城南侧有大水池，有明水河，睢水经明水河可直通宋国故城下。

宋国故城北面的汳水（汴渠）虽然没有睢水与宋城那么近，但依然有水路相连。《水经》载：”汳水出阴沟于浚仪县北，又东至梁郡蒙县为获水，余波南入睢阳城中。”郦道元注：“汳水自东迳蒙县故城北......汳水自县南出，今无复有水，惟睢阳城南侧有小水，南流入于睢”。可知汳水有支流，《水经注》曰丹水，或曰获水分支，南入睢阳城。可见，两汉睢阳城及以前的宋国故城水系是相当发达的。另外从乾隆年间 《归德府志》“商丘县境图”以及康熙年间《商丘县志》“城南新河图”看（附后），商丘古城城北确实有河通往商丘古城护城河，商丘城西有沟通南北大小河流的小河，与现在的古宋河位置大致相符，这对我们现在研究宋国故城依然有参考价值。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宋国故城乃至以前至商汤时代，宋城遗址一带作为大都城的条件是充分的，不但陆上交通便利，利于殷商王朝东征西伐，最关键最重要的是生活必需品----饮用水资源丰富，水运交通还在其次。北面不远还有蒙泽和景山，物产资源也是很丰富的，这里才是“汤都亳”的风水宝地。这也可从中国现有八大古都城多是依水而建得到验证，即使殷商后期的“殷墟”也是依洹河两岸而建的。

六 、从合理解释“南亳”“北亳”等历史文献记载与宋国故城的联系析“汤都亳城”。

“汤都亳城”是殷商王朝的第一个都城，也是商人的祖地宗邑之所在。古文献记载的南亳和北亳，其地望都在古商侯国内即今商丘市一带，他们无疑是商丘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两座古城。有关亳的古文献记载很多，摘要如下：

《今本竹书纪年》：“帝癸十五年，商侯履迁于亳”。（原注帝癸即夏桀，商侯履即成汤）。

《史记·殷本纪》：“成汤，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

《史记·集解》引孔安国曰：“契父帝喾都亳，汤自商丘迁焉，故曰从先王居。”

《毛诗传疏》卷三十：“汤为诸侯时居南亳。”

《孟子·滕文公下》：“汤居亳，与葛为邻。”

《孟子·梁惠王下》：“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

《史记·三代世表》：“尧知契、稷皆贤人，天之所生，故封之契七十里，后十余世至汤，王天下。”

《国语·周语下》：“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载祀六百。”

《管子·轻重甲》：“夫汤以七十里地之薄（同亳）兼桀之天下。”

《管子·地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汤有七十里之薄（亳）而用有余。”

《墨子·非命》：“古者，汤封于亳，绝长继短，方地百里。”

《国语·楚语四·客说春申君》：“汤以亳，武王以鄗（指周朝初年的国都，在今西安市西南）。皆不过百里以有天下”。

《荀子·正论篇》：“汤居亳，武王居鄗，皆百里之地也。”

西晋皇甫谧首创南亳谷熟说，唐李泰著《括地志》讲得更具体：“谷熟故城西南三十五里有南亳故城。书所称三亳者，蒙县之亳曰北亳，汤所兴；谷熟之亳曰南亳，汤所都。”《帝王世纪》和《括地志》都主张汤都于南亳。《史记·正义》也载：“宋州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汤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为景亳，汤所盟也，因景山为名。”张光直先生和商丘市博物馆馆长王良田也认为汤都在南亳。

《括地志》讲蒙县之亳为北亳，《水经注》载：“汳水又东迳大蒙城北，自古不闻有二蒙，疑即蒙亳也，所谓景亳为北亳矣”。清康熙四十四（1705）年《商丘县·古迹》载：“蒙城，在城东北四十里，亦曰大蒙城。《国语》楚申无宇曰：宋有萧蒙。又有蒙泽在城东北三十五里......汉置蒙县，属梁国。”梁国蒙地就在商丘市北约12公里一段黄河故堤上，此地名为蒙墙寺村，因寺庙紧依古蒙城城墙而建，故得寺名和村名，包括堤南堤北两个村庄，是商丘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宋国蒙城遗址。此遗址曾出土过不少文物，幸存的有汉代古城墙遗址、汉代砖雕、古建筑龙纹琉璃大脊、汉代古井等，古井中曾淘出不少秦砖汉瓦和陶器残片，其中一个尖底陶罐，专家考证为汉代以前的器物。此井与井下出土文物证明，蒙墙寺建筑的年代至晚是在汉代。遗址的西南角上是一段汉代古城墙遗迹，有发掘出来有3米多长的一段，可见墙体为古砖砌成，至于古城面积和地下古城墙长度，还有待进一步考古印证。蒙墙寺村村民闫召民收藏的一块古碑残片上还可见“古蒙”字样，证明这里确实是古代的蒙地。王国维在《说亳》中力主汤建都于北亳，清人雷学淇也有类似说法，商丘文化学者尚起兴先生也力主汤都北亳蒙墙寺。

从以上资料看，南亳、北亳都是现今商丘境内一南一北两个殷商时期的古都城无疑，只是至今仍没有被考古发掘所证明。换个思路，殷商时期绝无南亳、北亳之说的，包括宋微子在内也不会想到后世为“汤都亳城”而大伤脑筋。直到后世西晋时期，皇甫谧才首创南亳谷熟说，那么后世写史的大腕们命名南亳、北亳以谁为参照物起名？肯定是南亳、北亳中间的那座城市。而已被考古发现的宋国故城之宋城就在南、北亳城中间，况且考古已证明后世的两汉睢阳城、明清归德城、一直到现在的商丘古城都在宋国故城城墙之内，那么，宋国故城难道不是真正的“汤都亳城”吗？笔者认为不应轻易否定。

先说南亳。对于亳的地望，以上资料表明它有最重要两个标识条件，其一为“从先王居”，其二为“与葛为邻”。古人遣词用字非常讲究，这里用“居”而不用“都”，以表明成汤在灭夏建商登王位之前就已经居亳了。用“从”也没有用“都”，说明汤的都城不一定是“先王”的亳城。查《辞海》之“从”：有“跟随、顺从、追逐、听凭、采取某种处理方式或态度”等，那么“从先王居”可解释为“采取先王仁德方式治国并在先王都城旁边按照先王的办法建立都城居住”，当然这个都城离先王的亳都也不会太远，否则就不是“从”了。再看“与葛为邻”，宋国故城比高辛的“南亳”城距古葛伯国今宁陵葛伯屯村更近，也更有说服力。所以，南亳（谷熟、高辛）当为“帝喾都亳”的都城。

再说北亳。晋代的皇甫谧在《帝王世纪》里辨析说：“汤始居亳.......今梁自有二亳，南亳在谷熟，北亳在蒙，非偃师也。故古文《仲虺之诰》曰：‘乃葛伯仇饷，初征自葛。’即《孟子》之言是也。汤又盟诸侯于景亳，然则二亳皆在梁矣，《春秋》‘会于亳’是也。” 皇甫谧认为谷熟为南亳，是汤所都也，景亳为北亳，汤所盟也。后来王国维在《说亳》一文中经过详细考证，认为景亳就是北亳，因为此地有景山，故称“景亳”；又因为此地古称“蒙”，故又称“蒙亳”。古之北蒙、北亳、蒙亳、蒙城、景亳，皆与蒙泽和景山有关。《左传》庄公十二年（公元前682年）：“宋万弑闵公于蒙泽”，查《辞海》蒙泽：古泽薮(sou)名。春秋宋地，在今河地商丘市东北。景亳是因近宋国景山得名，这些地方均为宋国之地。以上记载均可说明北亳应为宋国蒙地，在今商丘市北约12公里宋国蒙城遗址的蒙墙寺村一带，即北亳是商汤起兵的“会盟”之地，在此会盟诸侯，并作《汤誓》，大举伐夏，史称“景亳之命”或“景亳会盟”。《诗经·商颂·长发》载：“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即指此事。

当然，我们也要考虑古代度量尺寸与现在不同，各个朝代都有不同标准，如华里、汉里等。加之商丘历史上受水患影响，现在商丘地面比西周时高出十多米了，加之古代写史之人思想认识不同、参照物不同，也就不难解释古文献中具体的“里、步”与现实的不致了。所以笔者认为“汤都亳”城即宋国故城一带。

六 、结论及建议

结论已提出，只是笔者想做进一步阐述。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说：“商丘，商时都城，名亳”。董作宾先生在《殷历谱》中说：“商者，实即骨八之一所称之大邑商，大邑商亦即今之商丘，盖其地为殷人之古都，先王之宗庙焉。”董老1963年就去世了，而1996年以张光直为首的中美联合考古队才发现了宋国故城之宋城遗址。从以上董老的论述“盖其地为殷人之古”都看，他若在世，应认可“汤都亳城即宋国故城一带”结论，因为宋国故城之宋城已被考古发现，宋国故城四面城墙大部分墙体保存完好，关键是这儿有先王宗庙，“阏伯台”之古商丘在宋城城墙内，还出土了很多殷商时代的文物等。

商丘古城已经形成了典型的“城摞城”古遗存现象，有考古资料证明绵延不断的建城史近4000年。从以上分析来看，笔者认为“汤都亳城”应为商丘古城“城摞城”典型的建城史之始，不但是殷商王朝第一都城，也是商丘古城建城史上的第一城。按年代顺序从下至上叠压关系依次为：汤都亳城---宋国故城---两汉睢阳城---唐代宣武军城---宋代南京城（北宋陪都，南宋都城）---明初归德州城---明清归德府城。除亳城和唐、宋城外，其它均已考古证明。“汤都亳城即宋国故城一带”笔者进一步阐述如下：

（一） “汤都亳”城与宋国故城的关系，存在与两汉睢阳城相似的两城基本相同上下叠压关系的可能，但更大可能是存在部分城区的错位叠压关系，如宋国故城的东城墙、北城墙与亳城城墙可能存在同一基础，上下叠压等。

（二） “汤都亳”城受当时生产力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城墙等遗存不可能象宋国故城那样明显，可能存在不规则的都城形状，如椭圆形、菱形等 ，不一定是方方正正的都城，也有可能是沿着紧临宋国故城南面的古睢水河（大运河通济渠商丘古城老南关段）两岸呈“带状”分布的都城。据此分析，南亳都城应在古睢水河与谷熟、高辛直线交汇点一带。

（三） 参照商朝后期安阳“殷墟”都城，“汤都亳”城的面积应当小于殷墟，或者大于宋城，亳城的大致范围就以宋国故城为基地，以约6公里（殷墟面积约36平方公里）为半径画圆，在这一范围内去考古发掘。

（四） 建议国家、省、市等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汤都亳城”的考古发现和传承发展工作。作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重大战略的五大目标之一，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已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作为被黄河深埋地下的“商代第一都”，新时代已赋予我们必须要讲清楚“汤都亳城”这一重要的“黄河故事”。笔者在《殷商之源考暨殷商文化传承发展浅议》一文中已作具体论述，“亳都”考古要“一体两翼”，即与宋国故城为一体，以南、北亳城为两翼，建立中国古城池（或殷商之源）博物馆，坚持考古保护和文化旅游一体规划、一体设计、一体推进，力争达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文章来源/商丘市宋城影剧院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