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發生期間，一批在日治時期接受法學教育並於日本文官高等考試司法科及格取得司法官或辯護士資格的台籍法界菁英受難慘重，包括曾向國民政府爭取在司法機關任用台籍人士卻遭當局以「強力接收法院」為罪名秘密逮捕殺害的林連宗、李瑞漢、李瑞峯、林桂端四位律師，承辦「迎婦產科案」及「員林血案」(參見拙作〈 「員林事件」與二二八〉)的吳鴻麒推事，偵辦新竹市長郭紹宗貪污案的第一位台灣人檢察官王育霖，被控叛亂首謀經高等法院判決無罪但人已被槍決的湯德章律師等。
他們的「以身殉法」，說明了二二八的本質之一，不啻是對台灣社會自日治時期所形成而漸漸普及的法治理念的整肅和重傷，這是一場「法治」與「人治」的對抗，結果是在如蔣渭川所言「手槍強於法律，面子強於法律」的獨裁國家暴力下，「法治」輸了，台灣司法文化倒退五十年。
「照法條來，卻困難重重」的黨化司法
相對於終日治之世，台灣人始終對透過警察制度實施的國家暴力感到不滿，不同於文學作品經常描述殖民地警察的負面形象或報章社論對警察行政的種種批評，在司法的廉潔性與公正性、以及作為人民自由權利的最後一道防線上，看法都是比較正面的。例如日治末期戰爭期間所發生的「白色恐怖」五大特高事件中，承辦鳳山、東港事件的檢察官下秀雄對特別高等警察的辦案過程感到不合理，且警方所謂的犯罪證據也只有嫌犯犯罪自白書而已，遂提出〈高雄州不逞陰謀事件復命書〉建議立即結束對該事件的搜查，並以嫌疑不足為由處以不起訴處分；又如在黃旺成受到牽連的「新竹事件」中，其子黃繼圖的東京舊友、被派任至新竹地方法院的千千和正敏判官，考量到雙方作為被告之子與判官的敏感身分，特地退還黃繼圖在送別會上贈送的禮物，而黃旺成在被警方拘禁300日後獲釋，則可能與新竹地院判官中存在許多同情殖民地處境的自由派法律人有關；在承平時期1920年代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治警事件」中，三位日本人判官對於此一政治敏感案件仍敢不給行政權面子宣告無罪。
這樣的台灣社會法治環境及其所孕育的台籍法律人，卻在1945年政權更替之際面臨了嚴酷的考驗。首先是人事任用資格上，有別於日治時期司法官及辯護士均須通過高等文官考試司法科始能取得資格，北洋政府與國民政府皆不以通過專業考試作為充任司法官的唯一原則，除將「黨義」列為司法官考試科目外，1932年《司法官任用暫行標準》直接把司法官一職當作「對民國有特殊勛勞或致力國民革命十年以上而有勛勞者」的「酬庸」！1935年國民黨再通過《中央及各省市黨部工作人員從事司法工作辦法大綱》，以門檻較低的考試從黨工中遴選司法官並優先任用，包括1945年以台灣高等法院及台北地方法院首席檢察官身分負責司法接收、後因貪污去職的蔣慰祖，然而他在貪瀆下台轉任律師後，仍憑藉其人脈在外省籍律師佔絕對多數的台北律師公會當選常務理事，由此可見當時司法風氣之敗壞。
除了不重視司法專業外，另一個問題是鑽營裙帶關係，1935年司法行政部長王用賓對整飭司法官風紀所禁止者，恰好是當時國民政府司法界普遍存在的情形：「不准法官等，介紹監獄看守」、「嚴禁各司法人員，遇有婚喪壽慶等事，濫發請帖」、「各省法院長官，非經核准，不得擅自來京請謁請調」、「以廉明勤慎勇五字諄諄告誡法曹，而尤促其注重廉隅」；但成效不彰，接收台灣後來台司法官員大肆任用私人引起非議：「臺南法院院長之妻，現為臺南法院檢察處書記官長。該檢察處主任檢察官之妻，則任該法院書記官。臺中法院大部分職員，則為該院院長之親戚而『清一色』，即院長妻舅之子三人、妻舅之女婿一人、再其弟一人、妻舅之外孫一人、及其遠房親戚等二十餘人，在該法院任職，占全法院職員約五十人之過半數。又，花蓮港法院院長之妻，現任該院之錄事，花蓮港監獄長之岳父，任該監獄之教誨師，其妻舅亦任職獄內。現各界人士皆指斥譏笑云。」
「手槍強於法律，面子強於法律」
這些在日治時期以來接觸西方式現代型法律的台灣社會前所未見的司法貪瀆及裙帶風氣，非但難以取信一般民眾，其專業性之不足、行事風格之「彈性」，也讓體制內的台籍法律人難以接受，吳鴻麒推事曾在其日記中記載：「本日開庭民事（房屋拆除、租地返還）事件，本國來之推事們全不理解，如此審理案件，難得民眾信望也。」「本日事件皆余為陪席，彼等之不識民法令人一驚。」「合議時，張推事全無意見，梁推事又無法律知識，……如此無法律智識者不可以為法官也。」
228事件中消失的台灣法界菁英：吳鴻麒、李瑞漢(上圖左右)以及湯德章、王育霖(下圖左右)。圖/取材自網路
戰前於日本擔任判官、戰後回台任檢察官的張有忠也回憶，在承辦某案件時，他以證據不足以證明涉案為由拒絕將某局長羈押，但首席檢察官逕因同鄉市長的要求自行簽發押票收押該局長，這種人情重於有無羈押必要的法律專業上判斷的做法，尤其是來自政治的干預，則是更嚴重的問題。王育霖偵辦新竹市長郭紹宗案時，前往市府找市長做筆錄，卻遭郭紹宗叫來警察搶走卷宗，王育霖因此辭職負責，並向其妻表示對中國式司法失望，「在日本當檢察官，一切照法條來就可以了，回台灣當中華民國檢察官，照法條來，卻困難重重，政治干預很多，有很多人來告訴你，做這個，不做那個。」吳鴻麒也對「員林血案」中行政權面對司法權的蠻橫感到不滿：「由汽車往員林，在警察局會議室訊問當日在場警察。然在場警察多說不知，該局長之無誠意、無智、野人，與未開人無異。然事件之始終已明矣，法警、看守雖有手續上多少不妥之點，然警察方面之犯法顯然，尤其北斗警察署長林世民、尤督察豈能免殺人罪也？又金秘書、陳傳風督察長、局長豈能免其責乎？回來臺中後，再訊問賴所長，閱卷宗即完，因時間不能即還。又警務處二位專員感覺警察方面之不利，且真相漸次明瞭，亦漸迴避責任，不合作態度亦屬遺憾。」
二二八前身兼制憲國大代表及省參議員的林連宗律師亦曾就司法獨立質詢台灣高等法院院長楊鵬：「何以公務人員犯罪，司法機關要調查時，還必需請示長官？」在台灣社會與中國政權法治觀念、司法文化及素養的巨大落差下，不難理解為何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會在三十二條處理大綱中提出「各地方法院院長、各地方法院首席檢察官，全部以本省人充任。」「各法院推事、檢察官以下司法人員，各半數以上省民充任。」等要求，但國民政府不是去解決問題，而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有人說二二八是官逼民反，官是有逼，但這些被秘密處決的法律人秉持司法公正捍衛司法尊嚴，能叫做反嗎？二二八之所以「沒完沒了」，是因為上述歷史事實尚未被完全了解的一天，我們就無法解釋所謂「有錢判生沒錢判死」、「有關係就沒關係」是怎麼來的；攤開受難者的生平和他們未竟的理想，認真面對正義，我們才能重建法律的靈魂。讓我們再聽一次1925年台灣人的這段話：「在法治國，法是最高的裁決，雖是官權也要服從法，所以人民若是遵照法律行為，就是官權也無所可怕了。」現在的台灣人，我們對法有這樣的信心和期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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