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为什么值得二刷？

　　接到电影《1921》项目时，黄建新一度犯起了难。

 

　　这个有着出色驾驭宏大历史题材能力的导演，拍出过《建党伟业》《建国大业》等市场口碑双丰收的作品。现在，面对一部同为主旋律题材的电影，他发现，那些曾驾轻就熟的“操作路径”，在这部影片上已不再完全适用。

 

　　“十年前拍摄的《建党伟业》，是一部编年史，电影里都是历史大事件、大人物，呈现的是大的时代走向。”黄建新说，因为电影涉及的时间跨度长，人物都是服务于历史事件，“更多是象征性的”。

 

　　这次，《1921》的视角聚焦在一年内，事件也只有一个——中共一大。就像再大的江河，源头也都是涓涓细流，从规模上讲，一场13位代表参加的会议，并不起眼。

 

　　但现在，所有人都知道，它成为了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黄建新清楚，想要真正理解这场“不起眼”的会议，就要了解它波澜壮阔、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以及在这样的背景下13位代表的选择。难题也正在于此：如何在忠于历史逻辑的前提下，将这些宏大的背景装进一年的时间跨度，再镶嵌到13个人的故事里？

 

《1921》意在以新颖视角和叙述方式呈现一大前后建党历程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他“看了近300本书”，甚至向法国和日本派出了工作小组，去寻找“以前不熟知的角度和细节”。最终，他找到了答案，那是一种不同以往的叙事方式——严格的时间线不再重要，“人”和“故事”成为了电影核心。

 

　　“这种宏大、全景视野中‘小处落笔’的微观视角，高度浓缩地展现建党历程，既避免了‘建党’题材作品的雷同化表达，又使其得以与经典作品相互补充，形成巧妙的互文叙事。”一场研讨会上，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如此评价《1921》。

 

　　“高度浓缩”也意味着信息密集，“建议二刷，你会get到一些镜头的深意。”一位网友在影视社区这样留言。

 

　　当故事中充满历史的细节

 

　　黄建新曾在很多场合表示，“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是自己拍摄主旋律电影的原则。

 

　　《1921》也一样。开拍前，剧组找来电影主要涉及的十几个历史人物的传记和回忆录，分发给主创和演员。关于“真实”，黄建新不仅要客观事实“深度还原”，就连人物的性格、处事逻辑也要力求符合真实的历史“人设”。

 

　　电影里，不管是王会悟的旗袍，还是年轻代表们的“五四”青年服，都可以从老照片上找到“原型”。如果足够细心，观众还会发现，《1921》中公共租界的车是右驾，到了法租界则变成了左驾——这正是上海的历史学家们作为影片顾问给出的建议。

 

　　“大到大上海的搭建、十里洋场商业街区、川流不息的人群，小到一副眼镜、一本书、一把梳子、一把伞、一个布包，都充分还原了当时的生活质感和历史质感。”这些电影中因“真实”而体现出的“质感”，给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胡智锋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人物的“真实感”上，黄建新想要通过故事情节，让观众去近距离感受、触摸，“而不是像百度百科那样，一条一条地说。”

 

电影中诸如一大代表展开争论等诸多故事情节都基于史实展现深意

 

　　电影中有这样一幕，李达冒着被日本特工跟踪、暴露的危险，执意跑到印刷厂。仅仅因为他觉得自己文章翻译得不够准确，要在出版物付印前，把“百姓”改成“人民”。

 

　　“百姓是泛指，人民是主人。”电影里，他向一头雾水的印刷工人解释。

 

　　在这段故事情节里，一个执拗、较真的知识分子形象瞬间清晰起来。而对两个名词的不同理解，也恰恰说明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这种更生活化的表达，对观众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了解一大代表的平均年龄，就不难理解李达这样做的合理性。他当年只有31岁，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如果查阅更“高阶”的知识，就会发现李达是个哲学家、翻译家，对文字有超乎常人的执念，常常就某个词的用法，与人公开辩论。

 

　　按照以往类似题材电影流行的做法，人物一出场就是“定性”的：伟人就是伟岸的、庄严的，革命者看起来都热血勇敢。但通过拍摄《1921》，黄建新提出，“每个人都是无限丰富的”，他想在电影里呈现人物的变化过程。

 

演员黄轩在《1921》中饰演中共一大代表李达

 

　　同样是李达，在另一场戏里，他站在自家天台上，向妻子回忆起自己在一次抵制日货运动中的遭遇。当时他拿起火柴要去点燃日货，却尴尬地发现，火柴也是日本造的。

 

　　说到这儿，他忽然哽咽，嘴角颤抖，声音里带着一丝愤怒：“偌大的一个国家，我们连自己的火种都没有”。

 

　　接着他一字一句地唱起了国际歌，电影此刻没有配乐渲染，画面也像静止了一般。

 

　　这种平淡的场面，却给人极大的心灵震撼。火种首先指的是物理意义上的火柴，中国生产不出自己的火柴，说明当时国家的落后，这让一个青年感到羞辱、心痛。

 

　　与上一个情节相结合，当一个执拗的、具有强烈民族自尊的年轻知识分子，感到羞辱、心痛时，开始寻找救国之路就是件自然发生的事情。

 

　　导演想要表达的还不止于此——火种也指思想火种。彼时的中国，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新思想”都能找到相当多的支持者，但李达坚信这些都不能拯救中国。这更让他感到急迫，甚至无力。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的观众，便不难感受到其中蕴藏的微妙情绪。

　　

　　 《1921》也是中国近代的心灵史

 

　　把人物作为影片核心，用角色的视野去呈现历史，也意味着与“线性叙事”的决裂。

 

　　《1921》围绕着建党会议这件史实，每个相关者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并没有完全按照时间顺序依次发生，而是以蒙太奇的方式，打乱时空后剪辑在一起。

 

　　这一次，黄建新更注重“心理逻辑”，以此构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

 

　　电影一开始，陈独秀身在狱中，导演通过他的主观视角，把多个时空剪在了一起——陈独秀看到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一幕幕场面，然后再到自己在游艺厅散发传单，接着又回到了巴黎和会。几个时空中，并没有按物理时间线的顺序出现。

 

　　“它展现出了陈独秀的所思所想，是中国近代的心灵史。”黄建新这样解释道，它实际呈现的，是一个那时冲在时代最前列的中国人，如何看待这个国家与自身命运的复杂心情。

 

 

　　关于刘仁静的片段也是如此。《1921》开始介绍了他参加五四运动，后来奔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会议结束后，镜头又回到了他在五四运动时的画面：他来到“卖国贼”曹汝霖的宅子门口，眼神坚毅，最后由他打开曹宅大门，学生得以冲入，才有了后来的“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历史事件。

 

　　打乱时空的叙事完成了有关历史的闭环，它象征了刘仁静持续、激昂的革命生涯。

 

　　在黄建新看来，角色的内心世界，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而关于时代，他把视野拉得足够开阔——故事不仅与中国有关，它是个世界历史大事件。

 

　　一战结束后，世界格局重新洗牌，然而中国寄托于一战战胜国身份带来转机的愿望却被帝国主义无情绞杀：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还在生效，巴黎和会上也没能收回山东权益。一个更触目惊心的数据是，中国到那时与列强签订了一千多个不平等条约。彼时上海学生联合起草的罢课说明书中记录着国人无法掩饰的愤怒：

 

　　“美国总统威尔逊曾告诉过中国人，像中国这种不好黩武的国家，会有机会不受阻碍地发展他们的文化、工业和文明……可是中国没有太阳升起，甚至连国家的摇篮也给偷走了。”

 

　　于此同时，希望也在悄悄点燃：当时的俄国已经完成十月革命，1919年3月，第三国际成立，“确立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专政”成为它的使命。电影一开始，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取道维也纳，来到上海就不足为奇了。

 

　　在国内，当时的上海是远东第一大城市，因为有租界存在，成为北洋政权辐射的边缘地带，也形成了上海独特的政治生态。

 

　　“一些其他地方不能做的事，在这里就会有空间。”《1921》的编剧余曦介绍，电影里出现的印刷所、外国语学社，还有一大会址，都是在法租界，“史实也是如此记载”。

 

　　还有些看起来与上海、与一大无关的桥段，比如在电影一闪而过的镜头中，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出现，他们当时不在上海，因客观条件限制，他们未能参加一大。

 

　　事实上，他们当时在法国勤工俭学，成立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也在组织救亡活动。在平行时空下，在历史的洪流中，受共同理想驱动，他们和一大代表们一样，选择的是同样的道路。

 

　　电影虽然聚焦在1921年，但这一年不会孤立存在，它与更广阔的历史相关。整部电影都在试图构建这种广阔的图景，大到鸦片战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小到每个革命者的政治底色和生活背景。

 

　　这一年，陈独秀在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忙于创办新式学校，试图以新式教育挽救民族；李大钊则身在北京，领导北平八大高校的索薪斗争运动，奋战在对抗北洋军阀反动政府的前线；中共早期党员李启汉、中国第一位工人党员李中以及上海工会领袖杨迪先、陆征章正在上海如火如荼地组织工人运动。

 

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革命行动也在《1921》中得到呈现

 

　　这是一个众多有志之士都以各自办法救亡图存的年份，也成了一个众多势力、思想相互穿插的激荡年份。即使聚焦到中共一大的13个代表和彼时中共的50多位党员身上，他们也分别来自于北京、上海、长沙乃至旅法、旅日等8个不同小组，彼此间有着不同的经历和认识。

 

　　在黄建新的设想中，如果观众对这段历史足够了解，便不难感受电影中的诸多会心之处：毛泽东为什么会在一大会议上提及不能忘记农民；同为代表的陈公博为何没有住在集体宿舍，而是入住了豪华宾馆；一大会议期间年轻的代表们为什么会就一些问题发生激辩；李达、李汉俊与张国焘等代表间对于共产国际的态度又为何不尽相同。

 

　　“电影可能是一扇窗，先打开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兴趣。”在黄建新看来，《1921》或许无法穷尽展示建党历程背后的细节，但可以成为观众们深入这段历史的起点。

 

　　再进电影院，发现更深邃的历史

 

　　除了忠于历史，追求细腻叙事，黄建新也会设置一些写意的镜头，用电影语言更直接地展示革命者的精神世界。

 

　　电影里有段颇具诗意的情节。那是毛泽东第二次来到上海，在与李达夫妇小酌叙旧后，他走到了上海街头。在法租界，他碰到了一群欢快的法国人，对方拿着鲜花气球，唱着国歌，正在庆祝法国国庆。

 

　　他随着兴奋的人潮前进，却最终被拦在了租界公馆的铁门外。他先是错愕——外国人在中国国土上庆祝国庆，却不允许中国人进入，然后愤懑的他挤出麻木围观的人群，转头奔跑在租界的街头。

 

　　一路上，他眼神坚毅，始终望向前方，大上海的霓虹灯在他身边快速闪过，烟花在空中绽放，回忆不断闪回。

 

　　“毛泽东身上蕴藏的力量是决定中国未来的，所以我们就开始展现他的内心。”黄建新解释设计这段剧情的初衷，他从小与封建家长制对立，然后参加朴素的反帝活动、抵制日货，到树立救国救民的理想，直至接触马克思主义，最后成立政党。“这段奔跑，也是青年毛泽东思想升华过程的象征。”

 

　　“我们大量采用意象，观众可能很难分清现实和虚幻的界限，但是能感知到历史翻天覆地的变化。”黄建新说，这部电影里涉及到的人物和细节很多，不能奢望观众一次就能完全了解，但电影想要营造一种氛围，让观众沉浸其中，成为进入这段历史的窗口。

 

　　在电影的其他几段剧情中，青年毛泽东和挚友辩论、打赌，再到后来一大会议上，代表们关于党的纲领路线之争，其实每个人的观点，都代表着当时不同的思潮，需要观众细细体味其中的奥义。

 

《1921》已于7月1日正式公映

 

　　坐在电影院的两个小时里，相信每个观众都会被电影浓郁的家国情怀和理想主义打动。毕竟，革命是艰辛的，甚至凶险的，但同时也充满着希望与激情。

 

　　电影里弥漫的青春激昂、胸怀吾国吾民，充满理想主义的时代气息，是中华民族得以觉醒和复兴的宝贵财富。

 

　　只是，每个导演对观众的期待都不会只止于感动，还有充分理解和唤起思考。《1921》的立意也在于此：那些暗含深意的细节，还有宏大、复杂的历史背景，可能会成为“充分理解”电影的挑战，但它们都值得观众再次走进电影院二刷，反复咀嚼。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触碰到电影想要表达的，民族精神的内核。

 

　　正如导演黄建新所说，《1921》想要通过对一大代表的真实展示，来探索他们的精神世界——“希望观众通过对他们的了解，认识到虽然我们身处不同的时期，但始终是由一种宝贵的精神贯穿始终的。这种精神对一个人、一群人、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和价值，与每一个中国人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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