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走就走的旅行，在古代有可能吗？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在古代，想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可不容易，连以善于旅行著称的诗仙李白也不免感慨“行路难”，那么千百年来，古人的旅行究竟是什么情形？

行路难，何以为缚

从观念上来说，古人认为，无论远近的出行都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远古时候，当我们的祖先们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去处，会设想遭逢许多山林川泽的恶毒生物，以及种种鬼怪妖魔，于是在决定要出发前，需要学习各种知识作为准备，应对未知的困难，便有“铸鼎象物”之说，即将牲畜、神灵的图像刻在鼎上，“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不会遇到不吉之事），魑魅魍魉，莫能逢之”（《左传》）。同时，受儒家文化影响，自古以来“重农抑商”“安土重迁”的观念，以及“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谆谆教诲，也时刻警醒着古人们不要轻易出行。

若从客观来看，限制着古人出行的因素还有很多。

交通不便。秦以前，只存在以各诸侯国国都以及著名经济都会为中心的局部交通网，不同地区的人们交流来往相当困难。以“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为例，若不是秦国耗费极大人力物力修建了架空的栈道连通中原和蜀地，恐怕秦一统全国的版图上定会缺失蜀地一块。随着秦汉以后大一统的到来和“车同轨”的实行，全国性的交通网络逐步建立，古人长距离的出行成为可能，但所使用的交通工具，如陆路常用的驴、马、牛车、马车，水路乘行的船舶，受自然环境和道路条件影响甚大，不仅使用成本高、行驶范围小，且舒适感欠缺，极易舟车劳顿。

饮食住宿不便。古代供旅人打尖投宿的饭馆、客栈很少，旅行者必须自带粮食甚至炊具碗筷，否则没有东西充饥，也没有条件做饭。《庄子·逍遥游》写道：“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意思是行前口粮要备足。《列子》中讲述过一名韩娥女子东行齐国，中途粮食吃完了只好用唱歌来换取粮食的故事；《论语》也记载孔子带着弟子出游，在陈国“绝粮”，随从有因此而生病的。至于住宿，官方提供的旅店称之为驿传或驿站，战国时期便出现，秦统一后进一步完善，但仅供公务人员歇息，设施条件也比较简陋；随后，民间商业性质的客舍、旅店逐步发展，为路上的旅人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歇息和庇护，却因分布不均衡，导致长途旅行者难免遇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情况，自寻办法过夜为常事，遇上雨雪或自然灾害，其凄惨意味不言而喻，如诗人贾岛《冬夜》所写：“羁旅复经冬，瓢空盎亦空。泪流寒枕上，迹绝旧山中。”

通行管理严。古代国家为了限制人口流动，保持税收和治安的稳定，对外出旅行者有严格的管理措施，旅行者通过各个关卡时需要出具有关凭证方能放行。如战国时期的通行证称为“节”，源于有节的竹子剖分为二，各取一半作为信物之意。这类凭证形式不断演变，到了明代，便成为人所熟知的“路引”，《大明律》规定：“若军民出百里之外不给引者，军以逃军论，民以私渡关津论。”可见通关凭证不可或缺。

以上列举出行的困难，并非说明古人不旅游。既然远行难以实现，近郊游就是古人最喜欢的休闲方式。

先秦时期无论百姓和贵族都很热衷近郊游。《诗经·郑风》中有“出其东门，有女如云”之句，证明到城外游玩的青年女子很多。到了魏晋，近郊游渐渐增添了一分精神层面的“玄游”之意，“返乎自然”成为一种高级的追求，便诞生了竹林七贤这样的郊游名士。王羲之的《兰亭序》更是在晋朝贵族齐集郊游时，曲水流觞、诗酒唱酬之际挥笔而就。

这些都为古人近郊游奠定了十分美好的基调，也推动着春天踏青、端午赛龙舟、重阳登高等节庆时节的郊游活动历经千年流传下来，丰富着日常百姓生活。

《西湖春晓图》。来源/故宫博物院

备不足，难以上路

真到了必须远行的时候，古人便不似近郊游或今人打包拉杆箱一样操作简单了，必须做足充分的准备。

理由要充分。在古代真正能踏上远行旅途的人并不多，不是王孙贵族，就是文人士子或宗教僧侣，并非普通大众的行为。对古人而言，旅游是完全别样的生活方式，多是不得已为之，所以离别故土外出旅行，便有经商、游学、游宦、游方、游猎等理由。

仪式得做足。良辰吉日的选择对出行非常重要。《周易》中有旅卦“旅：小亨，旅贞吉”之说，表明行前需占卜择日，以示凶吉；像《诗经·小雅》所描述“期逝不至，而多为恤。卜筮偕止，会言近止，征夫迩止”，指的则是外出游子占卜归期。另外古人行前还会“祖道”，即祭祀祖先，后来《汉书》中记载李广利率军出击匈奴之前，“丞相为祖道，送至渭桥”，祖道便延伸为饯别、送行之意了。亲友向即将上路之人设宴饯行，也慢慢成为一种有意义的仪式，“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更为逆旅之人增添了万分豪情。

随身之物齐备。在物资匮乏的古代，古人出门不可能轻装上阵，所携必要之物恐怕非常沉重，让旅途毫无惬意之感。总结起来有如下要点。第一，衣物和药品，行囊中往往要折叠打包厚薄衣物、轻便鞋子，南方人还要带上防雨的蓑衣斗笠，同时准备一些良药如熟艾、大黄、芒硝、甘草等，用于芳香开窍、除秽杀虫。第二，生米和炊具，实为填饱肚子的刚需，比较讲究的文人还会携带酒器茶盏、文房四宝等。第三，被褥铺盖，因为古代客栈可能不提供被褥，借宿庙中或乡人之家更难奢望床具，故自带最为保险，御寒保暖，却大大增加了背负的重量。第四，盘缠，是古代路费的别称，古时货币为金为铜为银，携带笨重不便，也不安全，故古人上路并不会带多少金银，一路节省开销；一旦路费花完了，只能就地打工挣钱，挣够了再前往下一个目的地。第五，通关凭证，不同历史时期称呼不同，无论因公因私离开外出，都要向属地政府申请办理，且千万不能丢失，否则会受到严厉处罚。

据居延汉简记载，汉代经过长途旅行到西北边地生活的中原人，多负“橐”（tuó）而行。“橐”用布制成，也有用熟制的羊皮制作的“革橐”，除了盛装日常物品外，还用它盛装干粮和钱财。行橐代表行旅途中的一切财物，因此行橐是否充盈，成为旅行能否顺利完成的重要物质保障。

心态保持健康。古代旅行多为艰险劳累所摧折，多为相思离绪所牵萦，多为悲辛愁怨所压抑，旅行者如果没有乐观的心态就难以迈出豪健的步履，更难以完成漫漫征途。或如李白“人分千里外，兴在一杯中”，如杜甫“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靠酒作行旅之伴；或喜管弦丝竹，喜女乐酬客，暂时忘却离乡的愁苦；或客舟题咏、驿壁题诗，抒发胸怀交流情感，向后人展示着旅行的悲欢。

我们从晚明著名旅行家徐霞客的一篇《粤西游日记》中，可以清晰了解他为旅行所作的准备。对于游览桂林城边的岩洞，他会带点胡饼等干粮，或者在城内饭店买饭吃，一天之内安排好行程，赶天黑城门关闭前回到住所。周围稍远的行程，比如从“就日门”出去，渡过漓江，探访辰山的黄鹂岩、青珠洞后，继续向东到矮山，再到尧山、铁峰山、黄金岩，得花上三四天时间，他一般便携带蔬粮和铺盖，请附近农户或者寺院和尚帮忙做饭，借宿农家或寺院，或者直接在岩洞中过夜。

这便是职业旅行家的日常。那些没有经验、初登旅途的普通人所面临的困难可以想见。

古人“善假于物”

做足准备后，上路也不简单。由于我国自古疆域辽阔，地表形态千差万别，造就了古代旅行者多样的旅行方式。

徒步应该是起源最早的也最简单的旅行方式。《山海经》中“夸父与日逐走”的叙述，可能是最早徒步旅行的记录。古人徒步旅行对身体素质和精神耐力都有极大考验，无怪乎徐霞客等旅行家青史流芳。徐霞客行遍大半个中国，以科学考察为目的，深入深山溶洞、攀登险峻山峰，自然主要靠双脚跋涉，用24年行走了5万公里，导致最后“两足俱废”。他实实在在是用双脚在丈量土地——今人沿着徐霞客当年的考察路线前行，竟惊奇发现徐霞客所记里程数相当准确，这只能说明，徐霞客当年一边察看地形，一边有意数着步数。

骑乘是更高阶的交通形式了。骑乘最早或许出于军事需要，《孙膑兵法》中说“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古人骑乘的工具也较多，马、驴、牛、骆驼等皆有。

《八达春游图》。作者/（五代十国）赵嵒，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道教中一直盛行老子骑牛过函谷关的传说。《晋书·阮籍传》中记载，当阮籍官拜东平县令时，“乘驴到郡”，即是从家乡河南骑驴到山东东平县上任的，游宦不可谓不远；诗人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的“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也是古代骑驴的明证，更侧面证明驴的跋涉能力很强。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骑马旅行对古人来说是一种最为快意潇洒的交通行为，正如李白也称赞“山公醉后能骑马，别是风流贤主人”。唐朝人有骑马的风尚，更是长途旅行不可或缺的交通良品，所以马无论在文学作品和古代画像中最为常见。但是马匹价格贵，需草料喂养，使用和保养成本高，不是一般旅行者能负担得起。

还有一种备受青睐的出行方式，便是坐船。我国境内大江大河繁多，走水路出行，借风力和水力到达目的地，方便又快捷，也不耽误欣赏沿途风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是饱含诗意的交通方式。正所谓“直愁骑马滑，故作放舟回。江流大自在，坐稳性悠哉。”

随着造船技术的成熟和发达，乘风破浪出海远行也发展起来，也便有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和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壮举。可是海上旅行对古人来说是一项巨大挑战。唐代鉴真和尚为弘扬佛法，受邀东渡日本，“然东海风骤浪高，或船覆，或粮匮，或失向，历十二载，五渡未成”，还造成了双目失明，最终第六次才达到目的。

交通工具的多样化为古代旅人带来便捷，但行旅生活终究是苦事，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获得常人不及的见闻，对古人来说着实不易。

纵情游，逆旅人生

纵使有千般困难万般不易，历史上仍有无数人因各种各样的缘由，踏上与众不同的征途，有的青史留名，有的默默无闻，但都用坚毅执着践行着不同的人生价值，也为文明的赓续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苏东坡大半生都在路上漂泊。公元1097年，62岁的苏轼从雷州登船，踏上前往新的贬所儋州（今之海南西北部）之路，是为宦游生涯的最远一站。那是广袤大陆之外的新世界，对于已经尝尽了陷入政治斗争漩涡苦果，习惯了四处贬谪的东坡来说，跨海仍非易事。彼时他身体苍老，痔疮又发，告别弟弟子由后心绪难过，以为自己将死海外，到达儋州虽然只有一天的航程，却令他“眩怀丧魄”。

然而，个人的不幸却成就了一方水土的幸运。自古以来，海南地处天涯海角，北部沿岸有少数汉人，其余居民大多是黎人，交通不便，发展落后。豁达的东坡在海南结庐而居，同当地的黎汉百姓一起躬耕生活，经常带上黎族的藤帽，插上花缦，赤脚渡水穿林，和农夫们一起劳作，与小孩们嬉戏。当地许多学子慕东坡盛名前来求学，东坡亲自编写教材教授，培养出海南有史以来第一个举人姜唐佐。东坡积极提倡民族平等，并倡导农业生产。故东坡长久以来受到黎汉百姓爱戴，自己也在精神上达到了更高层次的超脱。

“白头穿林要藤帽，赤脚渡水须花缦。不愁故人惊绝倒，但使俚俗相恬安”。苏东坡真正融入了当地。来源/纪录片《苏东坡》截图

元朝时，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17岁随父、叔来到中国，受到忽必烈的器重，在元朝任职达17年，常奉命巡视全国各地，有着无数精彩的旅行记述。在中国行遍千山万水的马可·波罗，渐生思乡之情，数次向忽必烈请求回国，都被婉拒。终于，在1291年，忽必烈命马可·波罗护送阔阔真公主出嫁海外，并给罗马教皇、法兰西、英吉利等国国王带去问候信，表达元对各国的友好之意，马可·波罗才有了回乡的契机。

马可·波罗一行从杭州南下福建，准备从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泉州出海。沿途他亲见福建粮食富足、物产丰富，盛产西方所需香料，同时工商业发达，丝绸、瓷器早已远销海外，为他日后撰写影响世界的游记提供了宝贵素材。特别是他在泉州海港对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记载与传播，与近年来的水下考古重大发现“南海1号”发掘出船壳有3层外板，互为印证，填补了中国古代文献对此项高超技术的记载空白，也进一步驳斥了马可·波罗未曾到过中国的论调。

这次马可·波罗的归国远洋航行，一路惊涛骇浪，历经风险，奋战两年多才到达波斯。“除水手外，共有六百人，几尽死亡，唯八人得免”。损兵折将严重，却不忘使命，马可·波罗一路对阔阔真公主关照无微不至，令公主非常感激，在临别时“恋恋不舍、致为流涕”。又过了一年半，马可·波罗终于回到家乡威尼斯，靠《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传播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的情况，激发了更多欧洲探险者、旅行家、商人、军人前往东方，为东西方文化经济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还有明代旅行家徐霞客，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职业旅行家，徐霞客旅行的见闻在《徐霞客游记》中不胜枚举。令人难忘的是，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都不曾停下脚步。崇祯九年（1636），年届50的徐霞客同江阴迎福寺的静闻和尚相约踏上远行西南的旅程，到云南鸡足山拜访迦叶寺。谁知路经湖南渡湘江时，遇上强盗，幸亏徐霞客经验丰富，赶跑强盗躲过一劫，而静闻和尚受了伤，没能撑到广西就圆寂了。此时的徐霞客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但是或许受到了刺激，再或许背负了承诺，他仍带着静闻的骨灰，没有任何资助，默默再上征途。他翻越广西十万大山，进入四川越过峨眉，沿着岷江，到达甘孜松潘，渡过金沙江、澜沧江，经过丽江、西双版纳，终于到达鸡足山，了却了同行者的心愿。此后他没有停下脚步，在西南地区继续前行，行进半年，翻越昆仑山，进入藏区，又游历了几个月，踏上归途。直至54岁在家乡病逝，徐霞客才终于停下旅行的脚步。

这些旅行者克服千难万险，或远行而泽被四方，或远行实现异地的文化体验，或远行为了求得真理，更或者，只是为了实现那冲破束缚、自在随心的人生价值。

踏浪而行，文化探寻

在以便利著称的现代社会，今人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追求上，反而开始向古人靠拢，山系生活、围炉煮茶、人文探访等慢生活方式的流行便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当然，我们不必像古人那样做足功课、克服万难，甚至面临生离死别的境遇，而是在保持“慢生活”的同时，舒服惬意地开展“慢旅行”。

古人旅行要找足理由，要卜日祖道，要担囊负笠，如今我们随时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现代旅行方式中，相较坐车的劳顿、搭乘飞机的枯燥，乘坐游轮旅行不失为一种兼顾赏景和舒适的出行方式。而如今出海旅行的体验也与当年鉴真东渡、东坡被贬海南有着云泥之差。

参考资料：

江绍元《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36（02）；

刘小方《古代旅行大观》，《百科知识》，2017（11）；

古禾《古人的旅行装备》，《月读》，2017（08）；

艾江涛《粤西，穿行于山水溶洞》，《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第50期；

张君民著《一蓑烟雨任平生：苏东坡生平游记》，大有书局，北京，2022（01）。

END

作者 | 郑联彬

原标题：《说走就走的旅行，在古代有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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