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林培源：穿过“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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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林培源，广东澄海人，青年作家，清华大学文学博士、暨南大学博士后，美国杜克大学东亚系访问学者（2017—2018），香港大学客座研究员（2021-2022）。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小说叙事研究。小说见《花城》《作家》等刊物，学术论文见《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曾获第二届“《钟山》之星”年度青年佳作奖（2020）、第四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佳作奖”（2016），出版有小说集《小镇生活指南》（2020）和《神童与录音机》（2019）等。

“窄门”原是宗教词汇，在《圣经》中，宽门阔路行者众多却引向沉沦，窄门狭道鲜有人知却通向永生。在对谈中，林培源谈论起自己穿越“窄门”的历程，则是意指在作家、学者、书评人、新手爸爸等多重身份带来的惶惑与甜蜜中走过的几年时光。在这道门内，是清华读博时期的焦虑与探索、生活的急剧变化带来的文学创作上的挑战、人生“关键期”的矛盾与选择；穿过这道“窄门”，则见另一番天地。

2021年是林培源在各个领域都收获颇丰的一年：元旦，他在医院陪产时获知小说集《小镇生活指南》获评《亚洲周刊》“2020年十大小说奖”的喜讯；第二天，他迎来自己第一个孩子的降生。这一年里，他在核心期刊发表了多篇论文，在多个平台撰写的书评也受到更多人的欢迎。博士毕业不到一年，他“中标”了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9月开始，他以客座研究员的身份到香港大学文学院访学。这一年他发表的唯一一篇小说，入选了“中国小说学会”主编的《2021中国短篇小说年选》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的《2021短篇小说》，而他的批评集《小说的常识》也在这一年顺利签订了出版合同，将由译林出版社在2022年推出。

从旁观者角度来看，将多重身份切割开来、独立地从任一领域审视，目前为止他都做得足够好。但在辛勤耕耘与收获成果之间，等待的阶段则是必然。在此次对谈中，林培源分享了他面对人生转折、在不同身份间转换的心路历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考博—读博—找工作—发论文—申课题—评职称……这已经构成了我过去六年及未来的人生轨迹，中间有无数的岔道和拐点，无数的挫败和沮丧，无数为之欣喜的时刻。而另一条轨道上的我，重复的是写小说-发小说-出书或拿奖-参加活动这样的生活。哪一个更能帮助我认清世界，探索未知呢？如果人生有双轨制，我想这就是了。牺牲一部分，豢养另一部分，停滞这一步，踏出另一步。”

* 本次对谈时间为2021年11月，故本稿中“今年”指2021年，“明年”指2022年，“去年”指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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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就是这样，它迷人的地方就在于你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好，而过了这个阶段，你再也写不出这个阶段能写出来的东西。”

Q1 | 您曾经在广东的深圳和广州求学，后来又到北京读博，中途去了美国杜克大学访学一年，现在又来到了香港访学。在不同城市间流动、求学、工作的经历是怎样影响了您的创作呢？

林培源 | 我是2007到2011年在深圳念了本科，2011到2014年在广州读了三年的硕士，后来考博考了两次，因此在广州又多待了一年，所以实际上我在这两个城市待的时间是均等的。北京我是2015年去的，2017年去了美国，2018年秋天回来，2020年年初我从北京回老家，结果那时候疫情爆发，我有大半年的时间不在北京，所以算起来我读博五年，只有大约三年半是在北京读过的。去年我毕业、工作，又申请到访学的机会来香港。总的来说，这几年是一段很奇妙的经历。昨天我到浸会大学做讲座，线上有个同学问我，你待过这么多城市，有没有以此为题材的写作？我跟他们讲，写作跟生活经历是会有一个时差的，它总是滞后的。比如在《神童与录音机》中，《诞生》和《金蝉》两篇是和北京关系最密切的，它们存在一种城市和乡镇经验的碰撞。不过《诞生》是我到美国之后写的，《金蝉》是从美国回来后，19年3月份写的。在这两篇小说里，我都试图将潮汕与北京两地的经验打通。小说集出的时候，我的师弟也是很好的朋友陈润庭写了篇评论，说这两篇小说代表了“两种经验的对垒”，我认为这种评判很有意思。

Q2 | 一些评论将您笔下的潮汕故事与马华文学潮湿氤氲的风格联系在一起，然而在阅读您的作品的过程中，我时常联想到的却是侯孝贤的电影，仿佛自己已然步入了一部关于小镇生活的电影，一幕幕场景跃然眼前。您的小说的这种强烈的画面感是如何而来的？您的创作是否受到过台湾文艺电影的影响？

林培源 | 之前也有人跟我说过，特别是对于我今年发表的小说《灰地》，也有人说读起来特别有台湾电影的画面感。但我想了一下，我对于台湾的电影和小说看得不多，侯孝贤的电影我也只看过《风柜来的人》。别人的这种阅读感受，可能是因为这两个地方的人文环境有相似之处。2014年我硕士毕业，想换换心情，于是办了签证，在台湾逆时针环岛一周，花了14天，刚好把签证的时间全部用完。当时的路线是从台北到台南、高雄和垦丁，再往上到台东、花莲，然后再回台北。台湾的很多城市跟我老家那边的县城特别像，即使是在大城市，街坊间的关系、人和人之间那种人情味还是保存得很好。这种乡土气和亲近感在潮汕地区的县城和镇上存在，大城市已经不太有了。潮汕话跟台湾话都属闽南语系，他们讲台湾话我是能够多少听得懂一些的，我讲潮汕话他们也能听懂一些，这也是一种内在的联系。

侯孝贤电影《风柜来的人》中的台湾小镇

说到场景描写传达的氛围比较浓烈和立体，我发现我大部分小说都有这个特点。这和我平时的思维习惯有关，我看到一个东西，就会想着如何用语言去描述它。写小说时，我会将自己放置于那个场景中，这样就有了画面，再调动感官，通过一些修辞，尽量还原场景。

除了传达氛围以外，我也会追求塑造一个立体感的、栩栩如生的、能够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大家可能会有的感觉，觉得写经典人物是鲁迅那个年代的，或者的一些已经经典的文学作品才能够达到的。但我不这样看，我们也能通过修辞、语言、故事，最终凸显人物。当然也有一些当代文学的人物成了经典，比如《活着》的福贵，它的人物形象可以长久站立。所以这方面我的文学观比较保守，我会注重小说对人物的塑造，我希望某个人物是独一无二的，希望我写的每篇小说的人物，能有一些特点和共性。《小镇生活指南》能够被很多人记住，故事情节可能并不重要，但譬如姚美丽（《姚美丽》）这样的人物却能让人有很深的印象。

写作就是这样，它迷人的地方就在于你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好，而过了这个阶段，你再也写不出这个阶段能写出来的东西。让我再写一部那样的作品，我可能写不了，因为它来自于那个特定阶段的我。我的文学观念总是处在发展中，比如对外部世界存在不满与批判的阶段，但我只能通过某种方式去呈现它，然后就写了《诞生》这样的小说，但是现在我的心境不一样了，我希望呈现更丰富的东西，如果你去读《灰地》，能够感到它较之《小镇生活指南》，涉及的社会场域更宽阔了。

Q3 | 学术研究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会怎样影响您的文学创作呢？您怎么看待自己同时兼具“职业小说家”和“学者”这两种身份呢？

林培源 | 这个问题要看怎么定义这个“职业”。我不敢像村上春树《我的职业是小说家》那样去定义自己，顶多这么讲：写作这一块我是专业的，不是“野路子”。当然这之中有悖论的东西，我从高中生开始写作，后来参加比赛、出书，前面几年基本上每年一本，这个过程跟我的求学同步，说得明白点，我是用稿费、版税的收入支撑学业，去养活自己。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现在我工作了，有了相对稳定的收入，对待写作的心境与态度当然也就不同了。

我2019年和2020年都有小说集问世，但这两年里我没有什么新写的作品：2018年开始，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写博士论文，前后花了两年的时间完成。《金蝉》是这期间唯一新写的小说；再到2020年我才写了《灰地》。现在又在写新的一篇。这几年平均下来一年只有一篇，算是特别“低产”。

我最近在写小说，总被各种事情打断：到港大去讲课，还有其他一些工作，加上家里有小孩，所以时间特别零散，孩子睡了我才能写作。有时一天下来只有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可以用来干活、写作。一天写不了多少字。写小说和写论文不一样，我写小说，总是对着屏幕把它从头读到尾，边读边改，读到上一次写完的部分，再接着往下写，隔天又继续重复这项工作。有时一个上午只能写几百个字。不过因为这种习惯，我很多小说写完之后，基本上不需要怎么改动。

现在的写作状态和大概十年以前完全不同，以前不论是精力也好，写作冲动也好，各方面都很有power，所以写得特别快，有时一个短篇一两星期就能写完。但实际上写作速度和写作的质量之间没有绝对的关系，据说莫言写《生死疲劳》也就花了43天，写了49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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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志在打破赵树理文学的‘起源性神话’、重新探索文学史。”

Q4 | 您的博士论文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家、“山药蛋”派文学创始人，同时也是中共八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赵树理。在很多人眼中，无论是赵树理其人还是关于他的研究，印象都已固化，为什么您会选择赵树理作为研究对象呢？

现代小说家赵树理

林培源 | 我觉得这正是做赵树理的意义——打破大家对他既有的印象。很多人认为赵树理是已经经典化的、被现代文学史划定了位置的作家，借用柄谷行人的话来说，这就是某种“起源性神话”，我愿意把这个“装置”倒过来，采用新的方法去打破普通读者甚至是文学史对他的固有的认知。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赵树理评价很低，但我认为这是有失公允的，作为文学史家当然可以有偏好，不过有时候会文学史的盖棺定论会误导读者，所以要把这种偏见打破。

大家对赵树理小说的一般印象就是“土”“山药蛋派”“党的传声筒”……但我希望我的博士论文可以呈现他的多重身份：他如何从农村到省城求学，变成一个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文艺青年，又如何成为与同时期左翼知识分子不同的人物，再到后期被“打入冷宫”；和他文艺创作形式的多样：除小说以外他还创作很多通俗文艺、鼓词、快板剧本……小说在他所有创作中占据的分量不是很重，但是影响又是最大的。

通过研究赵树理，可以了解“革命”是怎么发生的，还有革命发生以后对于个人、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知识分子站在什么位置去看问题，他们怎么书写民众（或者农民），如何代替他们发声，这个问题几乎贯穿了20世纪中国文学，比如鲁迅的小说开启了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对话，但那种对话是有距离的，丁玲、周立波等人书写“土改”，但他们原来的身份是精英化的知识分子，需要通过改造才能去写农民。赵树理不一样在于，他是从农民阶层生长起来的，他用的是一种内部视角，他的小说里极少有有高高在上、俯瞰的视角，呈现出来的也不是鲁迅小说里那种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

为什么赵树理会从特别“红”特别“火”到被打入冷宫？文革开始后，他在山西晋城、太原是被贴大字报痛骂的，因为他与周扬的关系，他对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农村政策讲了很多真话、为农民说了很多话，这些在当时都是政治“不正确”的。50年代末期，他转移了创作路径，关注农村知识青年的出路和城乡分化问题，60年代初写《卖烟叶》关注“中学生参加投机倒把”的问题，他不再对“体制”直接建言了，但是我们通过小说文本还是能揣摩出他的态度。被批斗后，他读了六十年代风靡全国的《欧阳海之歌》，感觉主流在写“新人新事”，自己已经跟不上了，这时候他内心是很悲凉的，《卖烟叶》是他最后一部小说，成为绝唱。

我的博士论文主要从社会史的视角研究赵树理，将他放在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中来看，每一章都会参考特定阶段的大量的材料，进而打开了对20世纪上半叶的革命、土改、合作化以及群众的政治参与等问题的认识。我比较擅长叙事分析，所以就拿它作为“中介”，通过叙事分析将赵树理的文学实践和当时的社会变革勾连起来——文学史、社会史和叙事分析，三部分就像是一台三脚架，我用这样的方式来解读赵树理。

Q5 | 这部博士论文之后会出版成书吗？

林培源 | 会出版的。2012年北大有篇博士论文叫《农民说理的世界》，是李国华老师（现执教于北大中文系）写的，他借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的方法，将赵树理所有小说拆解，分门别类地放到“农民”“说”“理”“世界”这几个“篮筐”里，可以看成一种“平行研究”，每一部分占据的比重是相当的。他的研究对我影响很大，不过和他略有不同的是，我试图用更加历史化的方法去展现赵树理文学的演变过程。

我花了非常多的精力才完成这篇论文。我博士的专业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清华这个专业有两位博导，一个是格非老师，一个王中忱老师。王老师是做中日文学比较的，格非老师是学现代文学出身，他的博士论文做的是废名研究。开始的时候我想要晚清到民国的教育小说，后来开了题去了美国之后，发现做不下去。那段时间很迷茫，特别焦虑，后来偶然在东亚藏书部发现了一套赵树理全集，越读越有兴趣，就萌生了换题目，做赵树理研究的想法。在美国的一年，时间和精力基本上花在看书、读文献和做笔记上面。那时我买了辆二手车，经常开车到学校，再走路去图书馆，打印中英文的文章来读。博士论文相关的材料都是那时候积累的，回来后没有太多精力再读新的文献资料了。一些材料没有电子版，都是边看英文边即时翻译，一个字一个字敲成笔记的，是一种很笨的方法——当然现在看，那样的付出很值得。

离开杜克之前，林培源将旧书都送给了旧书店。

Q6 | 所以博士阶段是对您来说极其重要的一段经历。

林培源 | 对，这段求学经历给了我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学术的也好，学术之外的也好，打开了我的眼界，在我的生命留下了非常深的烙印。毕业后我没有考虑留京，而是回到广州，不过还是和那时候认识的很多朋友保持联系，其中有不少出版界的编辑。现在我在香港，他们也没有“放过”我，经常寄来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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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文学评论是一个互相触动的过程。”

Q7 | 其实我2008、09年的时候就已经是您的读者，随着2019、20年《神童与录音机》和《小镇生活指南》这两部小说集的出版，您受到了更大的关注，我突然从各个平台读到了很多关于您的报道，也因此发现您如今的身份十分多元：既是作家，又是学者，还是活跃的文学批评家，各种新书出版都会邀请您参加相关的活动。诚实地讲，今天的您和我十年前印象中的您是完全不同的。我想知道这种改变是您自己有意追求的吗？您是有意想让自己不局限在某个身份、多去尝试和拓展不同的可能性吗？还是顺其自然发生的呢？

林培源 | 开始的时候，我没有认为我要写文学评论，大部分是朋友约稿，有时看到了很感兴趣的作品，读完很喜欢，有感觉了，就开始写批评。我对西方文学抱有一贯的关注，硕士念的是比较文学，那时有位老师做后殖民批评，我挺感兴趣，写了一篇印度裔英国籍小说家基兰·德赛的《继承失落的人》的书评，发表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当然我也十分关注中国当代文学，还有同龄人的作品，所以也会写一些当代小说的批评。写文学评论和我的博士研究没什么关系，只是因为我关注文学现状、关注前辈作家的新书，像我的导师格非老师。我读博期间他出了《望春风》和《月落荒寺》，我纯粹出于喜欢而写了批评；再比如麦家的新书《人生海海》，我写的那篇评论很多人看过，好像是在豆瓣主页上的热门书评；包括余华的《文城》出来后我也写了一篇评论，也有很多人关注。

写评论有时也看缘分，比如出版社出了一部新书，很需要有人去关注它，而你恰好读到，觉得很好、写了评论，这就是一种缘分。

我想不到的是写评论给我带来了新的机会——我明年要出一部文学评论集。我以前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出这样的集子，整理文章的时候很感慨。从2015年开始，到现在六年的时间，我写了大大小小几十篇评论，选了其中个人比较喜欢的文章和一些随笔。已经和译林出版社签好出版的合同了，我最近忙完，就把书稿修改好。明年这本书出版，我还在香港。我有一种感觉，随着阅历的增长，你尝试的不同东西会让你的身份更为复杂。

Q8 | 这很有趣，因为您兼具作家与学者的身份，这又使得您作为评论家身份所发表的作品兼具创作者视角与研究者视角。

林培源 | 对，应该说，把这两部分结合起来是很重要的。很多作家也写文学评论，比如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亨利·詹姆斯《小说的艺术》，还有奥尔罕·帕慕克《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我认为写文学评论是一个互相触动的状态，一方面是将你的知识结构转化为批评的能量，一方面能够给予普通和专业读者以启发。比如詹姆斯·伍德——现在炙手可热的批评家，他的《小说机杼》自从被翻译成中文，几乎文艺圈的朋友都多多少少读过。这说明好的文学评论是有建设性和生产性的，它不是只能跟在作品后面跑，而是能反过来启发写作者。

最初我抗拒别人给我贴“书评人”“批评家”的标签，我只想做一个纯粹的小说写作者。在我写批评之前，我不知道内在的乾坤，总觉得相比小说，批评可有可无，写批评不会对作者产生任何的激发。后来慢慢去写，才感觉这和做学术一样，会让我产生一种跟别人对话的欲望，写出来的评论就像石头投进水中，荡起一些涟漪。不过文学批评也是鱼龙混杂，不专业的文学批评只会带来误导，我希望自己能做一股批评界的“清流”而不是“泥石流”，写出切中肯綮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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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经过这道窄门了，才能够看到一个比较宽阔的世界。”

Q9 | 无论是在目前高校评核体系下，还是在一些专业学者眼中，写书评似乎都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因为书评并不属于“学术成果”。但当我在“知网”上检索您的名字，发现您仅2021年就有15篇文章见刊，其中不乏《文学评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这样的权威期刊。您是怎样做到在一年内在不同的领域“多开花”的？

林培源 | 对，在《文学评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发论文是我特别自豪的。我大概是去年9到11月份这三个月的时间，集中经历将博士论文的几个小节拿出来修改、投稿。我博士论文写了28万多字，其中有四个小节发出来了，一篇《文学评论》，一篇《广州文艺》，两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四篇7万字左右，大概是博士论文的四分之一，剩下的章节也会继续修改、投稿。

林培源在清华写博士论文时的书桌

Q10 | 这种状态也是源于你之前的积累与积淀，我想在这一年之前一定有一个非常漫长的等待时期吧？

林培源 | 从刚工作到现在，这一年特别焦虑，这种焦虑比读博的时候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以前再怎么样你知道你总会把博士论文写完然后毕业。但到高校工作以后，你面对的是一个更未知的领域，投稿能不能中？申请课题能不能成功？……这些都是老大难的问题。

我以前特别容易焦虑，但现在觉得有些东西急不得，焦虑也没有用。人就是这样，一定要经过这道窄门了，才能够看到一个比较宽阔的世界，但是要挤过那道窄门，那个过程是挺痛苦的。对我来说，“窄门”就是从读博到工作的阶段，包括到北京求学的经历。这些经历会极大地改变一个人的内在外在。这几年我还经过了人生其他的转变，也是必经阶段。

大概是今年暑假吧，南京师范大学的何平教授在《花城》杂志主持一个栏目，策划了一期主题，邀请三个潮汕的作者来写潮汕（陈楸帆是写科幻的，陈再见写了很多县城故事，我写小镇故事）。我是最后一个交稿的。那时候我要带一学期的课，所以那个阶段写小说和备课、改论文是同时进行，前后花了两个多月时间才写完小说。小说出来以后很多朋友很喜欢。

年末的时候，我太太快到预产期。2020年跨入2021年的那几天，我是在医院度过的。我太太原本的预产期是圣诞节，但时间到了还没有任何动向，所以我们到医院办了住院，然后待产、催产，前前后后待了四天，直到孩子出生。元旦那天，《亚洲周刊》揭晓，我才知道这个（当选“2020年十大小说奖”）喜讯。这个喜讯比孩子早一天到来，我觉得它是孩子提前送过来的礼物。

来香港后，傍晚工作完，林培源时常到海滨长廊“溜娃”。

Q11 | 北京有极其丰富的文化资源，而北京读博的经历又对您来说如此重要，为什么还会在博士毕业以后选择离开北京去广州就职呢？

林培源 | 当时我不想留在北京，一是觉得北京不是很宜居，二是考虑其他一些更为实际的因素。骨子里我还是个南方人，喜欢南方的生活。

Q12 | 成为一名老师应该也会带来很大的挑战吧？我导师跟我讲过，人生中读书最多的时期可能就是成为新老师的时期，因为你要给学生教课，需要把整个领域的书籍都一本一本地读过，而不是像之前读博的时候，你可能精力主要是集中在阅读与自己的研究相关的书籍。

林培源 | 对，我现在会注意去锻炼自己，无论是讲座的或讲课的机会，我都很珍惜，从准备、做ppt到讲，都把它们当做锻炼的机会。昨天做完讲座之后，主办方说你讲得这么好，一看就是“老手”了。挺开心的。

去年9月入站做博后，隔天开始给学生上课，讲了一学期，那门课叫“影视文学改编”，是本科生的专业选修课，一次课3个课时。我找了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来讨论，比如《活着》、《罗生门》、《燃烧》、《鸟人》等等，跟学生们谈这些作品是怎么改编的，比较改编之后的作品和原作。前半学期是我讲，后半学期穿插着学生的分组展示和讨论，学生自己选择分析的电影，团队合作，做课堂报告。汉语言文学基地班的学生水平很高。他们讲的一些电影我也没有看过。我还保留当时上课的ppt和其他材料，上这门课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我挺想以后能有机会开新课的，特别是结合自己的研究专长。如果条件允许，我希望开两门课——“小说叙事与文学批评”和“赵树理专题”。前者希望可以带领学生细读文本，掌握叙事学的分析技巧并学会写文学批评；后者希望把学术研究的方法透过赵树理文学的个案，贯穿起来，以小见大，切入20世纪的文学、社会和政治等议题。

尾声

来到香港之后

林培源 | 可能是因为长期生活在在高校里面，虽然说我现在已经工作，有一些其他的社会身份，但我时常感到自己总体上还是和学生没有太大的区别。现在来到香港，认识了新朋友，接触了新的老师，大家都很平和，是我印象中那种谦和的学人的状态。我也没想到在这里还有这么多的际遇、这么多的因缘际会的东西。11月8号那天在港大课堂上讲赵树理，课上有个大四学生，下课之后很激动地来找我说:“我初中的时候就读你的小说了！”我觉得这也挺好玩的。

文 | 马珺琳

审稿 | 何亦阳

图 | 林培源 来自网络

编辑 | 张宇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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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对话林培源：穿过“窄门” | 围炉 · H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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