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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洪兵《逐鹿：五代十国之枭雄》

赠书|《逐鹿：五代十国之枭雄》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百家姓》成书于北宋初年，皇家姓氏高居榜首，自然是当之无愧、无可厚非。但是，钱姓排到第二，恐怕很多人口众多的姓氏都会表示不服！

对于这样的排序，无论官方还是编撰者，都秉持一副“不解释”的态度。直到南宋初期，文人王明清才在《玉照新志》中解开了这个谜团：“钱氏奉正朔，赵乃本朝国姓，所以钱次之。”

《钱氏宗谱》

一、乱世出英雄，“婆留”化身人中龙

王明清所说的奉正朔的钱氏，正是唐、宋之交盘踞浙江长达70年的吴越国宗室。吴越国的创始人名叫钱镠（公元852—932年），杭州临安（今浙江临安）人。根据史料记载，钱镠刚生下来的时候，家中突现炫目的红光，并传来阵阵兵马之声。父亲钱宽视其为不详之物，准备扔到井里淹死（这是亲爹？），多亏祖母出面阻拦下来，他方才保住这条小命。钱镠由此得了“婆留”的乳名，那口井也被称为“婆留井”，一直留存至今，就在西湖边的钱王祠里。

婆留井

钱家世代以打鱼、种田为生，但钱镠自幼就不是省油的灯，平日里恃强凌弱，经常强迫其他小孩替自己砍柴，成年后也不愿操持农业，索性做起了私盐贩子。大唐乾符年间，天下一片大乱，除了王仙芝、黄巢声势浩大的起义之外，江浙各地也“贼”患频发。临安本地豪强董昌募勇剿“贼”，因功升任石镜镇将，钱镠也带着一支贩私盐的民间武装投靠了董昌这支地方官军。乾符六年（公元879年），时任衙内都知兵马使的钱镠在石镜镇凭借二十多号骑兵，通过据险设伏、虚张声势，硬是击退了一支两千人的黄巢起义军，就连身经百战的悍将高骈（时任淮南节度使）也对这位年仅二十多岁的后起之秀赞誉有加。

转眼到了乾宁二年（公元895年），自忖“天高皇帝远，谁能奈其何”，董昌向朝廷讨要“越王”封号未果，索性在越州（今浙江绍兴）称帝自立，建国号“大越罗平”，自称“圣人”，改元“顺天”。钱镠这些年在董昌麾下东征西讨，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并不赞同这位老领导谋求虚名而使自己沦为众矢之的。一番规劝无果之后，钱镠率部发动“兵谏”，借助朝廷的道义支持，拉开架势跟董昌杠上了。

尽管出生时红光炫目、兵马喧嚣之类说法纯属扯淡，但必须承认，钱镠天生就具备做一名乱世枭雄的潜质。眼瞅着浙东打成一片，唐昭宗李晔出于息事宁人的考虑，亲自出面替主动放弃僭伪的董昌求情，下诏宽赦其罪，淮南的杨行密也应董昌之请出手相援。但野心勃勃的钱镠谁的面子也不给，谁伸援手也不怕，非置老领导于死地不可。最终，董昌于次年二月战败投降，连同三百余口家眷、一百余名“大越罗平”的官员，被钱镠杀得一干二净。钱镠如此不念旧恩、心狠手辣，唐昭宗李晔连连惊呼惹不起，赶紧委任他为镇海、镇东节度使，封中书令的荣誉头衔，同时“赐铁券，恕九死”。历数天下藩镇，独此一例。天复二年（公元902年），李晔再度加封钱镠为“越王”。

朱温篡唐自立之后，出于共同对付淮南的需要，对钱镠可谓有求必应、笼络有加，不仅加封他做了梦寐以求的“吴越王”（虽然是“二字王”，但钱镠认为寓意淮南之地的“吴”字更具有现实意义），还让他兼任淮南节度使之职（当然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至朱友贞主政时期，更是加封钱镠为天下兵马都元帅，特批他在浙东开府辟署。

钱镠像

毋庸置疑，钱镠希望成为第二个孙权，怎奈盘踞淮南的南吴政权终究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改变不了的事情，就要改变自己去适应它。秉持务实理念的钱镠，不仅接受了既成事实，与宿敌南吴握手言和，在称帝建国的问题上更是颇有当年曹操的风范。适逢天下分崩离析之际，淮南、西川、岭南相继割据自雄，纷纷遣使邀约浙东的钱镠一起嗨，但钱镠根本不为所动，并相当不屑地表态说：“此儿辈自坐炉炭之中，又踞吾于上邪！”直至龙德三年（公元923年），眼瞅着饱受“河东魔咒”摧残的后梁已是千疮百孔、摇摇欲坠，钱镠方才卸下这番故作姿态的伪装，以“吴越国王”的名义（并未称帝）正式自立门户，改元“宝大”。

二、生儿不象贤，自废武功趁华年

钱镠在“吴越王”的位置上坐了25年，长兴三年（公元932年）三月，已逾耄耋之年的钱镠自知命不久矣，便将众僚属召至榻前，颇感无奈地向他们交代后事说：“我的这些个子嗣，愚钝而懦弱，恐怕难堪大任。到底选谁来接班，等我死后，你们自己看着办吧！”（“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后事，吾死，公等自择之。”）众人听得此言，谁都不是傻瓜，很清楚钱镠这是在以退为进，让他们就立嗣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大家共同做个见证，省得以后有人惹是生非，酿出手足相残的惨祸。可别怪钱镠心眼多，主要是他的儿子太多了，仅见诸史料的就有三十五人，不做一番未雨绸缪的安排，将来怎么得了啊！

当着钱镠的面，僚属一致推举“从王征伐最有功，诸子莫及”的钱元瓘（钱镠第七子）袭位。从钱镠先前对钱元瓘的偏爱与器重来分析，这当然也最符合钱镠的本意。钱元瓘上台伊始，便遵照父亲钱镠的遗命，废除朝廷典仪，改行藩镇体制，以此彰显吴越没有争雄天下的野心。天福六年（公元941年）七月，杭州城内突发大火，上千间宫苑、民居乃至官家府库被烧成了瓦砾，钱元瓘受到惊吓，一度精神崩溃，不到两个月就呜呼哀哉了。

钱元瓘死后，在僚属中口碑极佳的钱弘佐（钱元瓘第六子）继位，主政吴越有七年时间，其间颇有一番作为。他先是出面干预闽国内战，在南唐出兵征闽之时，又果断出手相援，最终与南唐、留从效各分一杯羹，将福州纳入自己的版图。开运四年（公元947年）六月，时年还不到二十岁的钱弘佐染病身亡，因为子嗣过于年幼，王位改由其弟钱弘倧（钱元瓘第七子）继承。钱弘倧年纪不大，志气不小，未待站稳脚跟，便开始惩治恃宠而骄的将领胡进思，结果反遭对方软禁，距离嗣位仅半年有余。后来被迁往越州安置，侥幸度过了二十余年的时光，直至开宝年间病逝。

胡进思收拾了自不量力的钱弘倧，假借其名义声称突遭风疾，传位于弟弟钱弘俶（钱元瓘第九子）。在得到胡进思保全钱弘倧的承诺之后，时年十九岁的钱弘俶方才接过权柄，成为吴越政权的新一任，也是最后一任君主。

三、拜佛欲自保，拱手归降难终老

在吴越所有君主中，钱弘俶主政时间最长，有三十多年。此人最大的特点是大兴佛法，特别是在杭州建造了不少闻名遐迩的佛塔。譬如原址位于西湖边雷峰山上的雷峰塔，一说为供奉佛螺髻发舍利，一说为庆祝宠妃黄氏生子（故名“黄妃塔”），以及建于钱塘江边镇潮信、寓意“天地四方”（另说寓意佛教六规约）的六和塔，还有宝石山上的保俶塔，此塔建造的缘由说法不一，其中一个是寓意“保佑钱俶”。

保俶塔

不过，就像当年“佛骨才入于应门，龙已泣于苍野”的唐懿宗李漼一样，虔诚与平安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对于钱弘俶而言，能否偏安一隅，关键还得看他会不会做人。

在任期间，钱弘俶一直奉行善事中原的政策，先后配合柴荣、赵匡胤收拾南唐，忙得不亦乐乎。为了避赵匡胤父亲赵弘殷的名讳，钱弘俶还特意改名为钱俶。正因为这层关系，钱弘俶在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初亲自前往开封，得到了赵匡胤的盛情款待。当时，号称南方第一强国的南唐业已灰飞烟灭，宋朝不少大臣都向赵匡胤建议扣留钱弘俶，一举并吞吴越。但赵匡胤为表率天下，将钱弘俶平安送回杭州，还将提议扣留的奏疏打包送给钱弘俶，让他在回去的路上翻看一下，略作消遣。

赵匡胤对待钱弘俶，至少在表面上还是宽仁为怀的。他暴毙之后，大宋王朝变成赵光义当家，钱弘俶将面对一副狰狞的獠牙。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的新年刚过，赵光义便向钱弘俶发去一封热情洋溢的邀请函，请他屈驾北上，到开封共叙情谊。要知道，盘踞漳、泉二州的军阀陈洪进，先前就是被一封邀请函召到开封，被迫纳地请降的。赵光义的这封邀请函对吴越而言无异于催命符，钱弘俶预感到最后的时刻已经到来，不敢有些许耽搁，毫不犹豫动身启程。他心里很清楚，今时不同往日，他这一去，回来的希望十分渺茫。临行之际，钱弘俶特意前往钱镠的陵庙前焚香祭别，失声痛哭道：“儿不孝，不能守祭祀，又不能死社稷。”来到开封之后，钱弘俶连上三道纳土归降的奏章，赵光义方才“勉为其难”地尽数笑纳。

鉴于孟昶、李煜国灭身死的前车之鉴，寄人篱下的钱弘俶无论说话还是做事，都相当谨小慎微，殚精竭虑地讨赵光义的欢心。至于他是否真的躲过了杀身之祸，历史上并无定论，因为在十年之后的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八月，刚被封为“邓王”的钱弘俶客死中原，死因不明。赵光义特意下旨，辍朝七日以示哀勉，追封他为“秦国王”，并按国君之礼入葬，史载其“穷极富贵，福履之盛，近代无比”。

尽管钱弘俶死因不明，但他主动纳土归宋的行为，毕竟得到过赵宋皇室的赞许，政治上的待遇极高，钱氏便成为当时除了国姓之外影响最大的姓氏了。在编纂《百家姓》时，钱姓顺理成章排到了第二位，就连跟随钱弘俶一道入京面圣的正妃孙氏也受到褒奖，赐号“吴越国王妃”，所以孙姓紧随钱姓之后，排名《百家姓》的第三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