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先知：悼翻译家李文俊先生

一代文学青年灯塔，曾经的普罗米修斯——李文俊老师，去世了，享年9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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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跟张佳玮发信息：过去几年，你是唯一和我聊起他的名字的人。

前年的时候，关于李先生的译笔，我俩聊了几句。我们都觉得老先生翻译的门罗《逃离》有点生硬，毕竟是老一代的磕磕绊绊的风格，但对于福克纳、卡夫卡而言，李先生又恰到好处。

毕竟，李先生是跟钱锺书、杨绛、金克木讨教过一代人，自然带有那种略显晦涩的、融合了现代主义和中国古典主义的文风。

我在某个群里的名片是“冼村福克纳”，福克纳是我毕生的文学偶像。最早因为莫言还是余华的介绍，我读了《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开始迷上了福克纳。然后开始找文豪的作品，把《押沙龙》《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八月之光》读了个遍。后来发现，译文那一套五本的福克纳，都来自于李文俊的翻译。

顺着这条线索，我又发现，被我翻烂了的卡夫卡《变形计》，也来自李文俊——1979年，文革后复刊第一期的《世界文学》刊登了李文俊翻译的卡夫卡的《变形记》，从此影响了往后一代中国文学青年。当时国内的德语翻译家并不知道卡夫卡，建议上海译文社出版卡夫卡，正是李文俊。我们所熟悉的那个故事，当时还在浙江海盐做牙医的余华读到卡夫卡，从此弃医从文：“在我即将沦为文学迷信的殉葬品时，卡夫卡在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我。我把这理解成命运的一次恩赐。”

在今天，越来越少的人知道卡夫卡，更少的人知道福克纳，除了读书人，更没人知道李文俊。在李文俊眼中，翻译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如歌德所说：在一个民族里，翻译家算得上半个先知。如果没有在年轻时候读到他翻译的福克纳，还有卡夫卡，现在我会是如何？不去想，也不敢想。如果因为语言、地域、认知局限而错过人类文明最伟大的瑰宝，这是人间失格的事。

我生于80年代初，我小学、中学时，抓住了中国文学热的尾巴。到了后来，文学热、尤其是年轻人读以卡夫卡、福克纳为代表的外国文学热逐渐褪去。在李文俊八十岁的时候，他曾接受过《南方人物周刊》的访问，他对这种现状坦然：

“这个社会变了。那时候是从不开放到开放，你们这一代人或者比你们更早一代的人，经历了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像海绵一样吸收外国的各种新鲜的味道，如饥似渴。现在，人们要买房子、买股票，各人走各人的路、各人奋斗啦，不然你房子都买不起，怎么娶老婆啊？各人有各人现实的困难，你再喜欢文学也没用了。”

话虽如此，李先生完全知道文学有何用，那就是“只在那些认为文学有意义的人当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