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害李大钊的元凶，化身“了明禅师”隐居寺庙，死前提出一个请求

原来，这位“了明禅师”竟是当年抓捕、杀害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元凶雷恒成。种种原因导致张作霖对李大钊极为仇视，而李大钊也知道自身的处境危险。带头的便是雷恒成，见李大钊手里有枪，一个坏蛋冲上去，一把夺了过来，并把枪交给了雷恒成。

1952年夏天，一位年过七旬、须发皆白的老者，突然被公安局抓走了。他就是平日里参禅打坐、吃斋念佛的“了明禅师”。

雷恒成

在周围的人看来，“了明禅师”慈祥和善、一心向佛，不会做出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儿。所以，对于他的被捕，居住在附近的人都颇为不解。

直到第二年4月份，处决命令下来之后，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原来，这位“了明禅师”竟是当年抓捕、杀害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元凶雷恒成。

雷恒成可谓是罪恶滔天、恶贯满盈，落网后，政府依法对他判处了死刑，立即执行。行刑前，雷恒成向政府提出了一个请求。

李大钊是如何被捕并被杀害的？雷恒成犯下了什么罪行，他为何会化身和尚隐居寺庙？雷恒成最后是如何被捕的，死前他又向政府提出了什么请求呢？

一、革命先驱李大钊被害

1927年，中国革命进入了危急的历史时期，全国上下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而北京城内，情况则尤其严重。

作为中国革命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无需赘言。正因为这样，他成为了各方反动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处境极度危险。

李大钊

在各方势力当中，奉系军阀张作霖，对李大钊更是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这是为何呢？

原因有很多，主要的几点包括：

李大钊多次组织并领导了，反帝反封建的游行活动，反对反动、卖国军阀的统治。奉系军阀张作霖虽然算不上卖国军阀，但也是旧军阀，也是反动的，所以也在李大钊的反对范围之内；

作为国共两党的北方负责人，李大钊是国共第一次合作以及北伐战争的重要推行者，而“东北王”张作霖的根本利益，必然会因北伐战争而受到损害；

李大钊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和苏联的关系密切，而张作霖对共产国际以及苏联极为仇视和反感；

张作霖曾和冯玉祥之间发生过激烈的对战，两人是敌人，而李大钊和冯玉祥的关系又比较密切。

种种原因导致张作霖对李大钊极为仇视，而李大钊也知道自身的处境危险。

于是，他秘密躲进东交民巷的苏联使馆内，进行活动。

张作霖

之所以躲进苏联使馆，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军警是不得擅自进入使馆内的。之前也有过一些维新党和革命党曾躲于此。另外，李大钊的活动轨迹和工作地点都是保密的。

这么看来，李大钊当时应该是比较安全的。但是，意外还是发生了。

1927年4月6日上午，这一天正好是清明节。李大钊正伏在办公桌上写着什么，突然，“砰、砰”，传来几声枪响。紧接着，是纷乱的吵闹声和喊叫声。

原来，是张作霖下令，对苏联使馆所属的远东银行、庚子赔款委员会以及中东铁路管理局驻京办事处，进行大搜捕。

察觉到情况不对，危机中，李大钊匆忙取出抽屉中，用于防身的勃朗宁手枪，

和长女星华躲进了一间偏僻的小屋内。

“给我仔细搜，不要放走一个！”粗暴的吼声从窗外传来。没一会儿，一群警察、特务，蜂拥而入，将李大钊父女团团围住。

带头的便是雷恒成，见李大钊手里有枪，一个坏蛋冲上去，一把夺了过来，并把枪交给了雷恒成。

雷恒成仔细看了看手中这精致的勃朗宁手枪，

然后又一脸坏笑地看向李大钊，心想：“抓了一个重要人物，又能升官发财了！”“带走”，随后他厉声喊道。

就在李大钊被捕之后的第六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与此同时，他给张作霖发了一封密电，内容是：

“主张将所捕党人速行处决，以免后患。”

李大钊被捕后，经受了各种酷刑的折磨，却依然坚贞不屈，没有透露任何有用的信息。

见李大钊骨头这么硬，拿他没有任何办法。而且张作霖本身就对他相当仇视，又接到了蒋介石的密电，他想：“何不送个顺水人情？”于是，张作霖对李大钊起了杀心。

1927年4月28日，北京司法部附近，戒备森严、交通断绝。上午11点，在警察厅南院总监大厅里，敌人正在对李大钊等同志进行所谓的“军法会审”。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会审”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没到一个小时就匆匆结束了。随后，李大钊等同志，被6辆汽车，押送到

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刑场。

对于这场“处决”，张作霖非常重视，他特地派宪兵营营长高继武当监刑官。

下午2点，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刑台，他神色平静、大义凛然，这就是信仰的力量。行刑前，李大钊坚定地说：

“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这是李大钊对祖国和人民做的最后的告别，是对一切反动势力的控诉，也是对心中共产主义信仰的真挚表达。

李大钊同志为了心中的共产主义信仰，献出了自己年仅38岁的宝贵生命。

对于李大钊同志的被害，其背后指使者和操纵者张作霖和蒋介石，自然是难辞其咎。

而雷恒成作为发现和抓捕李大钊的直接领导者和参与者，当然也是元凶之一。

发现和抓捕李大钊的细节，在雷恒成被捕后，他如实地进行了交代。

二、多年后“了明禅师”落网

在李大钊同志牺牲的18年后，1945年8月的一天傍晚，北京城西北角的一座寺庙，来了一位六七十岁左右的老和尚。他自称是远道而来，到此地求佛取经的云游僧人，法号叫“了明禅师”。

这位“了明禅师”身材消瘦，僧袍有些破旧，长须白眉，慈眉善目，颇有一股得道高僧的气质。见他心怀诚意、远道而来，且年事已高，寺庙没有多想，便同意他留下来了。

见寺庙同意了，“了明禅师”暗自窃喜，欣然在此庙住了下来。

期间，他从不与外界接触，即便和寺庙内的其他僧人，他也很少交流，除非迫不得已。他从不向别人提自己的过去，每日大部分时间都是“打坐参禅”、“诵经念佛”。

见这位“了明禅师”这样，周围僧人也只是觉得他喜欢清静，不擅言谈，并没有多想。

直到有一天，这位“了明禅师”突然消失，渺无音讯。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也没有人知道他为何毫无征兆地不辞而别。

即便如此，寺庙的僧人还是没有多想，只是觉得这位“了明禅师”可能有自己的行事风格。来去随他，无关紧要。这位“了明禅师”的突然到来和匆匆离去，都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

直到几年之后，1951年6月10日这天，北京市三里屯派出所突然接到了一封举报信，

举报信是居民赵某实名写的，内容是：

“谨向政府举报：数年前，曾在北京西北角寺庙内露面的‘了明禅师’，实是认贼为父的汉奸、特务分子。民国十六年，就是由他带领警探包围了当时俄国大使馆兵营，拿捕革命先烈李大钊等革命党人数十人，使大钊及诸同志惨遭绞刑而殉难。大钊同志被捕时，手持一支蓝色小号勃郎宁手枪，后被其收为自用……望政府迅即寻觅线索，务求捕获，以彰国法。”

举报信写得有鼻子有眼，而且是实名，事关重大，三里屯派出所立即将情况向上级进行了汇报。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于在逃的汉奸、叛徒，始终没有放松追查、缉捕的力度。在通缉犯名单中，雷恒成的名字赫然在列，但他始终没有落网。

所以，此次赵某的举报，立马引起了北京市公安局的高度重视，

很快，针对此案的侦破小组成立了。

按照举报信中对雷恒成的描写，以及对接触过雷恒成的人的走访调查，侦破小组确定了雷恒成的一些特征：

他身材消瘦，蓄着山羊胡，眉毛胡子都是花白的，嘴里镶着几颗黄色的金牙，随身携带着一块清朝皇帝赏赐的金怀表，怀表盖内侧嵌着一张清朝皇帝相。

根据这些特征和一些其他线索，经过一番认真细致的调查，终于，侦破小组在上海发现了一些线索。

上海马立斯新村（现重庆北路216号）46号2楼的某室，住着一个以算命、卜卦为生的老头，他的外貌特征和通缉犯雷恒成极为相似。

1952年7月，为了不打草惊蛇，侦破小组决定，让上海市公安局新成分局的民警鲁全发，先去一探究竟。

鲁全发（前排右一）

接到任务后，鲁全发换上了一身长衫，戴上了一顶礼帽，准备了一些糕点等礼品，便往

马立斯新村赶去。

恰巧，这位“算命先生”在家，进门后，鲁全发看到，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半躺在一张藤椅上面，正闭目养神，颇有仙风道骨的气质。

鲁全发提着礼品上前，恭敬地说：“久闻先生算命、卜卦很准，今天特地来拜访。”

见来了客人，“算命先生”缓缓睁开眼，让了座，问道：“小伙子，你是算命啊？还是求签啊？”

鲁全发假装过来算命，他一边和眼前这位“算命先生”交谈，一边仔细观察，在“先生”说话时，鲁全发注意到，

他口中有几颗金灿灿的黄牙。

算命结束时，鲁全发又故意问道：“老先生，现在几点了？”

这时，“算命先生”从口袋中掏出一块金怀表，在他打开怀表盖时，鲁全发看到，

表盖内侧确有一张清朝皇帝相。

通过这些，鲁全发基本可以断定，这位“算命先生”，就是警方通缉的汉奸雷恒成。但是，他不露声色，连连道谢后，自然地告辞了。

第二天一早，上海警察便对这位马立斯新村的“算命先生”进行了抓捕。被捕时，他拒不承认自己是雷恒成，他说自己叫赵志安。

警方查了他在户籍簿上登记的信息，确实叫赵志安，别名“了明禅师”，年龄69岁。

姓名和年龄信息都和雷恒成不相符，难道真的是警方抓错了？

三、认罪服刑，临死前提出一个请求

其实，警方并没有抓错，这位“算命先生”就是大汉奸雷恒成。

雷恒成1877年出生，祖籍是河北宛平。

他是清朝皇室的远亲，早年，被送去日本振武学校学习，后又在日本宪兵司令部附属的教练所学习。

学业完成后，雷恒成回国，因为是皇室的亲戚，他被宣统皇帝封为

警察兵科举人。后来，他一直随身携带的那块怀表，也是宣统皇帝赏赐的。

清朝灭亡后，雷恒成却没有受到波及，他继续为袁世凯卖命。

为袁世凯卖命期间，雷恒成参与了焚掠北京城，后来又以“维持秩序”为名，屠杀迫害北京市民，犯下了很多罪行。

后来，雷恒成又在张作霖手下供职，在历届北洋政府中，他都混迹于警界。先后担任京师侦缉队队长、东北军宪兵司令部侦缉处处长、

奉军总司令部督察处督察长等职。

在此期间，他抓捕、迫害了很多革命、爱国人士，李大钊等同志，就是在此期间，被他抓捕迫害的。

抓捕李大钊后的第二年，雷恒成又率侦缉队，捕获张铨林等中共骨干60多人，其中张铨林等18人被以残忍的手段迫害致死。

抗日战争爆发后，雷恒成又背叛祖国，效忠日寇，成了大汉奸。

他先投靠敌寇组织“北京维持会”，后又充任日寇侵占的宛平、清宛、滦县等3县的伪县长，不久后又被调升管理山东22个县的真渤行政公署的署长。

在此期间，他大肆迫害爱国志士和普通百姓，

手段十分残暴，他还因此得了个外号叫“雷锤子”。

日本投降后，雷恒成自知罪孽深重，国人绝不会饶恕他。于是，他摇身一变，将自己伪装成了一个和尚。

他认为，一心向善、六根清净的和尚外表，不会让人联想到他曾经心狠手辣、毫无人性的汉奸形象。

也确实像他想的那样，他在北京的那座寺庙中寄宿的时候，并没有人对他的身份产生任何怀疑。

在寺庙中住了一段时间后，

或许是因为过够了寺庙中青灯古佛、乏味无趣的生活，或许是因为担心北京认识他的人多，被发现的风险大，也或许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

总之，他选择了不辞而别。从寺庙离开后，雷恒成几经辗转，又逃到了上海，化名为赵志安。为了生存，他凭借自己具有欺骗性的外表，在上海街头给人算起了命。

发现并举报雷恒成的赵某，就是在上海无意中看到算命的雷恒成。之后，赵某返回北京，向三里屯派出所递交了举报信，雷恒成在逃了多年后，才终于落网。

捕获雷恒成后，在警方的认真审查和严密搜证后，

雷恒成见无法抵赖，于1952年10月20日认罪。他交代的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1927年，他任京师侦缉队队长时，派出去的一个眼线，在北京邮政局截获了一封李大钊的信，所以他得知了李大钊藏在苏联使馆内的消息；

雷恒成知道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物，是南陈（陈独秀）北李（李大钊）中的一个，立功心切，他立马将消息报告给了京师警察总监陈兴亚，陈兴亚命令吴郁文和雷恒成负责具体侦查和抓捕；

因为当时李大钊在苏联使馆内，雷恒成他们无法直接进入，但是事先他们通过外交部和各国公使进行了交涉，设法扫除了障碍，有公使认为这是中国内部的治安问题，他们不应干涉，所以就让以雷恒成为首的四五十人进去了；

李大钊当时防身用的小号勃朗宁手枪，雷恒成看着精致，便留作己用了……

随后，上海市公安局新成分局在该案的审结报告中写道：

“……查雷恒成为大汉奸，又确为当时逮捕杀害我党领袖李大钊等十余同志的主要凶手之一。为给李大钊烈士等同志复仇，拟判处雷犯以死刑，迅速执行，抄获之罪证及违禁物品，应予没收。”

1952年12月17日，雷恒成依法被判处：

死刑，立即执行。

1953年4月26日，76岁的大汉奸雷恒成被押赴了刑场，受刑前，他提出了一个请求：

“我罪该万死，但恳请子弹不要打我的头，给我留个全尸。”

警方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同意了雷恒成的请求。随着“砰”的一声枪响，雷恒成罪恶的一生结束了。虽然让他潜逃了多年，但好在，最终他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

值得一提的是，抓捕杀害李大钊等同志的其他罪人

陈兴亚、吴郁文等，也都先后落网，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结语：

讽刺的是，雷恒成给自己起了个法号叫“了明”，从字面上理解，“了明”应该是“了然”、“明白”之意。

然而从他临死前所提的请求来看，至死，他也没有做到了然、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