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拜谒历史学大家吕思勉故居
《日本新华侨报》总编辑 蒋丰
常州，老城内有条狭窄而短促的十子街，临近街东口的一处四进院落。这，就是中国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的祖宅。
轩屋深进，这结构说明了吕家曾有的那份殷实。吕思勉先生出身于诗书世宦之家，九世祖是清初状元，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考取功名做了地方官。
俗气一点攀缘的话，吕思勉先生是我外祖父杨联升先生的老师赵元任先生的老师，也可以算是我的“祖师爷”了。具体于我自身而言，上个世纪70年代末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的时候，和初恋女友到位于琉璃厂的中国书店“淘”到第一本“解放前”的中国通史，就是吕思勉先生的著作。那其后，我才在那里又“淘”到翦伯赞的《中国史纲》、郭沫若的《中国史稿》、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尚钺的《中国史纲要》、周谷城的《中国通史》、邓之城的《中华二千年史》等等。正因为这样，我在拜谒吕思勉先生故居时自然加倍虔敬。
在吕思勉先生生平展厅内陈列的一本《白话本国史》吸引了我的目光。我知道，这是中国第一部白话文通史，曾经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大学教材广泛流传，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吕思勉先生教出了钱穆、赵元任、唐长孺、杨宽、周而复、张芝联、黄永年这样的大师，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吕思勉先生淡出了大家的视线，大家对这位大师的关注度始终不如对他的那几位学生多。钱穆的学生、也是著名史学家的严耕望将吕思勉与陈寅恪、陈垣、钱穆并列为四大史学前辈大师，我认为并非学生的私心过誉，走进吕思勉先生的故居，走过他的一生，看他如何读史、治史、书史，对他治学精神和人格魅力愈发钦佩。
曾听到有人抱怨吕思勉先生的著作常引前人书论借以评价，这些不同时代的古文晦涩难懂。可是，我想，这其实正是吕思勉先生的坚守，体现了他客观严谨的治学态度。吕思勉先生告诫学生说“历史是研究整个社会的变迁的”，“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书本的记载，和阅历所得，合同而化，才是真正的学问。”他力图还原当时代的历史语言，梳理出某一历史事件或者历史人物的真实脉络。
步入吕思勉先生的书斋——“抱遗经室”（古籍书房），可以看到一张硬木书桌和一把硬木扶椅，桌上有老式台灯、青瓷茶杯和笔筒以及笔架，四周围带有玻璃门的书柜中摆满了用文字凝聚着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的线装书。据说，先生的父亲吕德骥对《易经》，晚年言经世，读史籍，建立了“抱遗经室”。先生算是子承父志，也在这间书斋内读书写作。在中国历史上，父子使同用一间书斋的，先生肯定不是第一人，但先生父亲给先生留下的应该不仅仅是一间书斋，更给中国留下了“读书的种子”。先生生前每天早上5点起床，在这里读书笔耕，一生留下了一千多万字的文字资料。
吕思勉治学全凭勤恳精研，据他自己说，“二十四史”之中，读过四遍的有《史记》、《汉书》、《三国志》，读过三遍的有《后汉书》、《新唐书》、《辽史》、《金史》、《元史》，余下的“只读过两遍而已”。先生太谦逊了！我自己是学历史的，深知“二十四史”体量巨大、汗牛充栋，如今虽然拥有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但真正读了的不过三分之一，想想也就汗颜！我看到展板上有这样的文字——”先生读史，将史料钩稽排比，综合考校，用红笔圈识，也用庄书小楷眉批。五十年中，先后把‘二十四史’反复研读三遍以上。”那一刻，我恨不得立即返回自己的书房……
“读书当各随其时的事实解之，不必执定成见，亦不必强以异时代的事情相比附。”这是吕思勉先生在《中国简史》中给出的历史观。吕思勉先生受旧国学浸淫多年，却并不泥古守旧，他留给学生后辈的治史观点，具备辩证唯物主义的开放的客观的态度，他提出历史是“维新的证佐，不是守旧的护符”。读万卷书，却又不为书所累，最是难得。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942年，上海的租界也沦陷了，吕思勉先生毅然返回常州，在常州故居这片被屡次轰炸后的断壁残垣中，坚守举家食粥、典当借债的日子。原本堂皇阔气的大宅已经尽数化为瓦砾，吕家人在废墟中用旧瓦搭了两间房用以栖身，炊煮杂务皆在用竹子和杂草搭成的茅草屋内。其实早在1937年常州沦陷之初，吕氏祖屋就受到一些震动的波及，当时亲邻都劝吕思勉先生回常州修葺祖屋，可在日军控制之下，出入常州城门都要对日本守兵行脱帽鞠躬礼，吕思勉先生坚决不肯，说宁可放弃祖屋，任其毁损，“绝不对日本人低头！”这是何等的风骨！
故居纪念馆中有一幅《秋空帆影图》是先生的女儿吕翼仁献给吕思勉故居的礼物，最懂吕思勉先生的恐怕就是拿出几十年时间来整理吕思勉著作的他的女儿。我不善丹青，却在这幅画卷前驻足许久，我对此画的解读是，大师的身影已经远去，留给后人的是秋天的满枝硕果，值得我们一读再读，一思再思。
临行前，我在先生的故居前，与先生的塑像合影留念。我特意抚摸着先生的手背，从中感受着先生依然在传递着的历史的脉脉温情。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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