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富：文学翻译为何能架起中法文化沟通交流的桥梁？
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中国和法国是东西方文明的重要代表之一，古往今来，中法两国交往交流，文明成果交相辉映，成为东西方文明互鉴的典范。其中，文学翻译如何跨越语言藩篱，为中法民众了解彼此文化架起桥梁？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成富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就上述问题做出解答。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文学翻译在中法两国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了何种作用？能否结合您自身经历，简单介绍一下中法之间的文学翻译史？
刘成富：在促进中法文明交流互鉴方面，文学翻译的作用是巨大的，为中法文化交流史谱写了华章。译者和他们翻译的作品，对中法文学界的交流起到桥梁纽带的作用，增进了两国文化交流，让两国民众更好地理解、尊重彼此文化。
法国堪称“文学的故乡”，巴黎的先贤祠里供奉了数十位伟人，其中有不少文学家，如伏尔泰、卢梭、巴尔扎克、雨果等。中法两国地处欧亚大陆两端，相距遥远，但彼此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成果丰硕。
中国的古代戏剧，是最早被译介到法国的文学形式之一。最早译介中国戏剧的汉学家，是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马若瑟。19世纪初，法国汉学从传教士汉学发展成为专业汉学，法兰西公学院教授儒莲在重译《赵氏孤儿》时，弥补了马若瑟译本中唱词和唱腔翻译的不足。19世纪末，随着中文版《茶花女》的问世，大量法国名著被翻译到中国，对中国读者产生了影响。
在法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我很幸运。2021年，由我主译的法国作家阿德里安·戈茨所著的叙事小说《翠鸟别墅》付梓出版。随后，我收到了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来信。信中他这样写道：“这部译著的问世，使您的中国同胞发现了法国文学中又一部最为伟大的作品。借此机会，对您在中国为传播法语语言和法国文化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以及对您致力于法国研究、促进两国友好关系所做出的巨大努力表示诚挚的谢意！”
中新社记者：中法作为东西方文明的代表之一，文学艺术交流源远流长。翻译过程中，总有许多幽深复杂的心境能挣脱文化和语言的桎梏。您在阅读、翻译、研究法国文学艺术作品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心灵相通”的时刻？
刘成富：中法是两个文化大国，在很多方面，文人的视野是融合的。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写过40多部作品，其中绝大多数与非洲有关。他在看似原始、落后的经济社会发展现象背后，看到了淳朴、善良的人性之美，感受到了在阳光、沙漠、草原中自由奔跑的乐趣。在文明或文化的概念上，我很能理解他。阅读勒·克莱齐奥的叙事小说《非洲人》时，古老的非洲高原大陆，似乎也成了我的精神故乡。
19世纪30年代，法国作家司汤达写过一部著名的小说《红与黑》，其主题是拿破仑帝国崩溃之后出现的“世纪病”。拿破仑从出身卑微的普通士兵，到左右世界风云的人物，成为法国年轻人的偶像。可是当波旁王朝复辟之后，许多年轻人跟《红与黑》的男主角于连一样，开始觉得“寒门再难出贵子”“英雄再无用武之地”。其实，这只是一种错觉而已。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和《高老头》也向世人表明，机会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作为研究法国文学的老师，我常常喜欢从历史长河的视角来辩证地看问题，用《易经》中的观点来看时代的变迁。要像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一样，心中充满正能量，充满绚丽的地中海阳光。
中新社记者：在欧美国家中，法国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度、引入率都相对较高。近年来，中国文学作品“出海”法国有何成功案例？法国读者对中国文学的接受、解读有何规律和特征？
刘成富：法国有历史悠久的汉学传统。法国有很多家对东方文化感兴趣的出版机构，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动向把握得也十分精准。2010年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法国每年出版中国当代小说的数量要比英语国家多两至三倍。1988年，法国文化部邀请了陆文夫等多位作家赴法国访问。法国出版界也开始将目光从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人转向活跃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作家，同年出版的《中国短篇小说集》以1978年为起点，聚焦中国当代文学。
莫言是法国读者最为熟悉、关注的中国当代作家之一。从2012年10月公布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名单，到当年12月莫言赴斯德哥尔摩领奖，法国媒体围绕莫言发表了100多篇报道。余华、阎连科也是法国读者颇感兴趣的作家。早在1994年，余华就凭借《活着》引起法国读者的高度关注。2006年，阎连科进入法国读者的视野，尤其是2014年获得卡夫卡文学奖之后，法国媒体给予了他更多关注。毕飞宇、池莉、韩少功、贾平凹、刘震云、苏童等中国作家在法国文坛也占有一席之位。
法国普通读者已对中国当代小说产生了很大的阅读兴趣。法国图书销售网Fnac总结了最畅销的193部中国小说，前20部中有13部是当代小说。不少知名作家拥有了固定的粉丝群，譬如余华的《兄弟》累计销量达5万多册。这些都是中国文学“出海”的成功案例。
法国汉学家在研究的过程中，既想高举传统汉学的标尺，又想排斥那些使中国形象片面化、肤浅化的因素。他们既要描绘古老中国的现代性，又要挖掘当代中国的古老性。他们想在中国文学作品所表现的时代断裂、发展迂回、文明冲突中，发现研究和思考的素材。对于法国汉学家而言，中国的古老特性是一个充满诗性的意象，既有时间的张力，又有历史的厚重，包含了对天人合一的向往，以及对早期东方文明的礼赞。
中新社记者：当前，世界范围内文明冲突和融合并存，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在您看来，在这一过程中，翻译会是人类共建巴别塔、通往理想世界的一个工具吗？
刘成富：文学翻译将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有助于促进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沟通，增进国际友谊和民间交往。当今世界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可以从文学和翻译的角度，向世人展示一个客观真实、可亲可爱、可知可感的中国形象。
中国书法、绘画、道家和儒家思想，被法国作家视为东方智慧。我曾在南京接待过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在这位解构主义批评家的身上，我看到了“他者文化的情结”，看到了他为文化多元化所做出的巨大努力。20世纪初，法国诗人圣-琼·佩斯第一次来中国时，总感到自己是“异乡人”，但他慢慢适应了中国环境。在《阿纳巴斯》中，诗人在中国西部的戈壁滩牵骆驼人的眼里看到了他自己。法国作家马尔罗是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他通过《人的命运》《征服者》等小说，热情地歌颂了中国共产党人积极的乐观主义精神。
前几年，我与我的研究生合译菲利普·索莱尔斯的《无限颂》，发现索莱尔斯对《易经》、宋徽宗的绘画给予了充分肯定。亨利·米肖的《一个野蛮人在亚洲》更是颠覆了西方人对东方人的认知，尤其是对“文明人”与“野蛮人”关系的认知。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在这些法国作家的心目中具有崇高地位。他们在中国智慧中获得了启迪，汲取了力量，同时为中国形象在西方的正面宣传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法国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其浪漫的情调渗透在文学、绘画、雕塑、音乐、建筑里。比如，在《红色巴西》中，让-克利斯托夫·吕芬站到了拉丁美洲印第安人那一边。我曾经给这部作品写过序，在文化观方面，我与作者的视野融合到了一起。我想通过对这些作家的研究来告诉人们，文化没有所谓的“先进”与“落后”，文化是平等、多样性的，世界是多元化的。文学翻译就是一面镜子，可以观照法国社会，同时也能让我们从中观照自己。(完)
受访者简介：
刘成富，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非洲大湖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兼任江苏省翻译协会会长、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副会长。出版专著4部、编著22部、译著63部，发表论文196篇。代表性专著《20世纪法国“反文学”研究》《文化身份与现当代法国文学》。代表性译著《消费社会》《科技智人》《金犀牛－中世纪非洲史》《20世纪哲学与哲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