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40年前就想写的书。”11月9日，在湖南文艺出版社组织的媒体见面会上，作家水运宪的这句话基本上把他的新书《戴花》故事发生的年代勾勒了出来。
“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这首颇具时代气息的歌曾“流行”了近30年，水运宪的青春岁月就流淌在这首歌里。
小说《戴花》写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首歌还在到处传唱的年代。故事发生地“德华电机制造总厂”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水运宪年轻时候工作10余年的常德电机厂。
虽然小说看不出一丁点的自传性质，但主人公在小说中从事的熔炉工却是水运宪当年实实在在做过三年的。主人公进厂前曾是灌篮高手，水运宪本人也喜欢打篮球。如果不是因为他喜欢读书和擅长写作，很可能他会像他的老同事那样一辈子都在电机厂。
“戴花要戴大红花”，这些故事在他头脑里酝酿了40年，一旦动笔，就像熔炉里的钢水一样倾泻而出。
在《乌龙山剿匪记》之前就想写《戴花》
还是业余写作者的水运宪，1978年，他第一次投稿，就被“胆子天大”的他投到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这是他当时心目中的艺术殿堂。这部作品，便是改变了他人生命运的话剧剧本《为了幸福，干杯！》。1980年，这部话剧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后大获好评。
“人一热闹起来，很多事情就身不由己。”水运宪感慨。
不过，真正让他“热闹”起来的，不是让他的人生发生了“大转折”的《为了幸福，干杯！》，也不是获得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祸起萧墙》，而是1987年热播的《乌龙山剿匪记》。水运宪是《乌龙山剿匪记》的编剧。
这部至今还被人屡屡提起的剧集，让水运宪成功出圈。后来，很多场合，介绍他写过《为了幸福，干杯！》，对方毫无反应；介绍他写过《祸起萧墙》，还是毫无反应；介绍《乌龙山剿匪记》，大家都“哦——”一声，然后纷纷鼓掌。
水运宪坦陈，成名之后，“电视剧一部一部接着写，都是任务”，这么些年来，他真正想写的，《为了幸福，干杯！》是其中之一，《祸起萧墙》也是其中之一，“但我最想写的，是我12年的工厂生活。我18岁进工厂，到30岁离开，这段时间对人生是多么宝贵。那是思想混沌初开的时段，也是爱情情窦初开的时候。既是被压抑了的，也是压抑不住、喷薄而出的，真实的”。
经常，在完成一天的“任务”后，深夜的水运宪问自己：“什么时候开始写我的工业题材、工厂题材？”
水运宪有多想写这个故事？他说他曾做过一个梦，梦里他要写的那些人物一个个跑出来对他讲：“我们都成熟了，我们都可以出生了，你怎么还不让我们出生啊？”这些人物中的一部分，后来成了《戴花》中的人物。
水运宪原以为退休后，就会有时间写他最想写的工厂生活了，没想到65岁退休后，他还是架不住各方面的邀请，这个写作计划一推再推，直到2021年11月，73岁的他终于安下心来写他40年前就想写的工厂故事了。
“这是真正的灵魂之作，我有着切肉连皮一样的深切感受，他们是被人打一下我的头都疼的一群人，有着这样感觉的人，我一直没写，我真的感到很抱歉。”
只聚焦国营大厂熔炉班这一个“细胞”
让水运宪心生歉疚的那群人，在《戴花》中齐聚于有近5000职工的国企“德华电机制造总厂”。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我”原本是1967届机械制造专业毕业生，因为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毕业分配停止了。“我”和同学们在学校里等了两年后，在“我”24岁生日那天，学校宣布了包括“我”在内的18名同学的派遣通知——去洞庭湖边的德华电机总厂工作。
小说中的“我”叫杨哲民，学校篮球队队长，组织能力强，到厂里报到后，分配到了翻砂车间熔炉班。书中人物、工会的莫主席说炉工是最辛苦的，但对于跌到了谷底，已经跌无可跌的杨哲民来说，这是他早就预料到的结果。
那是新人必须向前辈拜师的年代，厂里给杨哲民安排的师傅是熔炉班班长莫正强。莫正强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上市一级的劳动模范。
杨哲民对师傅莫正强第一印象“糟糕透顶”，除了长相乏善可陈让他看不顺眼外，师傅还很亲热地称呼他为“民儿”，他听到后身上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故事的一条主线便交织在这对形象、性格都有着很大反差的师徒身上。
上班第二天，师傅邀杨哲民去家里吃饭，师母先骂工会主席缺德，把一个细皮嫩肉的后生伢子分配去当炉工，接着刀子一样锋利的嘴对准了莫师傅：“这些伢子都是正规大学毕业的？你也敢当徒弟收？说不定哪天就打你的翻天印。你当心就是。”
杨哲民和莫正强是师徒，也是对手。随后的相处，杨哲民发现这位让他看不来的师傅很有意思。工作上，他一心只想当劳模，舍得干，也干出了些经验和窍门；生活上，对子女很疼爱，对徒弟很照顾；他好像有点怕老婆，但老婆也被他拿捏得死死的；待人接物，看起来粗枝大叶，实际上也有很细心的时候。
当然，师傅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心想当劳模。在知道劳模考察组要到他家来看看时，没钱买茶叶给考察组泡茶喝的他，竟鬼使神差地走进了一个敞开门又没人在的宿舍，从一沓散钱中偷拿了10块钱去买茶叶。他原本是想以后再偷偷还回去的。但在考察组宣布他基本通过了考察，让他自己说说优缺点时，他居然把他觉得丑死了的偷拿了10块钱的事说了出来。这一头脑发热，劳模的事情泡汤了。
后来，再一次评劳模，拼命干的莫师傅和技术革新的徒弟杨哲民同时成为候选人。这时，已经病危了的师傅为了阻止徒弟技术革新，曾经砸坏徒弟的设备。后来他想通了，不仅支持技术革新，还愿意退出劳模候选。最终，戴上红花的劳模，是他的徒弟。
在这对师徒身边，还活跃着形形色色的人物。有纯洁的爱情，也有让人唏嘘的情感纠结……《戴花》发生的舞台不大，故事场景在厂里，往更小了说，主要在熔炉班里。
“它是工厂题材，讲述一个工厂就像解剖一个细胞。我只是把这一群人写给你，看他们的曲折经历，他们的情感。”
如水运宪所说，他只聚焦到了这一个“细胞”，所以小说中的工厂像是独立于当时的宏大社会背景，没有受到更复杂、更剧烈的风暴的侵扰。
“我喜欢写人物，喜欢写得好看”
这部40年前就想写的小说，水运宪写得非常快，去年11月动笔，不到3个月就完成了。水运宪在介绍他的写作过程时，说这部早就烂熟于心的小说，虽然并没有写一个字的故事梗概，但一气呵成，得心应手。
水运宪直言，他并不想通过《戴花》向年轻人“传递些什么精神”，而是只想讲好一个故事。
“一个作家的本分和追求就是写好故事，写好故事里的人物。我想通过这本书讲一些好听的故事。我有感于那个时代、那些现象、那一个个鲜活的人，我一直没想到要去写精神。”
看过《乌龙山剿匪记》的读者，可能对电视剧具体的情节早已模糊不清，但剧中的人物，如田大榜、钻山豹、四丫头、东北虎、何山等，在记忆里仍十分鲜活。
“我喜欢写人物，喜欢写得好看，喜欢写得让大家看了不想放手、不忍释卷。很多人会说他们对我笔下的田大榜‘榜爷’印象深刻，因为我把他写得特别狡猾、深邃、算计、阴冷；写钻山豹，写他的残忍、蛮横，也写他有人情味的那一点。我不求《戴花》产生多大的影响，我求的是这部作品要有更多的读者。那么我的方法是处心积虑把人物写好，把故事写有趣，让读者有很强的代入感。”
水运宪擅长刻画人物，从《为了幸福，干杯！》就有体现。他用喜剧的手法塑造正面人物，在他之前，作品中嘲笑的对象，往往是落后人物和反面人物，而这个作品里的先进人物杨厂长，却令人发笑。
在《戴花》中，绰号莫胡子的莫师傅是小说中的搞笑担当。他的形象也是传统戏剧中负责搞笑的丑角形象，虽然眼眶周边和鼻梁没有抹白，但水运宪让莫师傅的眼袋下长了长长的胡须。小说中他做了很多搞笑的事情。杨哲民的舅舅是劳模，舅舅把有劳动模范字样的搪瓷缸和毛巾给了杨哲民，杨哲民又转赠给了莫师傅，莫师傅去桂林疗养的时候，特意把这个搪瓷缸和毛巾带上了，他知道去疗养的大多是劳模，好面子的他带着这两样是给自己壮声势。
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聂茂撰文评论水运宪的创作时曾说：“对水运宪而言，文学创作就是一个生命向另一个生命的靠近，是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唤醒，是带有深切生命感受的人生体察，是对文学始终怀有敬畏之心的灵魂皈依与零度叙事，是聚焦人生终极意义的精神追问。”
无疑，《戴花》延续了他之前的创作追求，文字率性活泼而不落俗套，摆脱了陈陈相因的主题、观念、理论以及眼花缭乱的各类艺术表现手法，重申了故事的戏剧性、人物的典型性和多面性的重要。
对话
“写不好对话，就真的不要写小说了”
潇湘晨报：这本书的初稿出来后，曾在湖南作协组织过改稿会。您作为一个成名很多年且非常成熟的作家，对自己的作品也一直很有信心，为什么还要组织这么一次专门的改稿会？
水运宪：你这个问题，今年7月份铁凝也问过。她问得更直接，她说你这个小说都没发表，你也不注意题材保密啊。我跟铁凝讲，这是我们“文学湘军”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传统。当时我们那一批作家，莫应丰、叶蔚林、韩少功、古华等十几个，想写个东西就把大家喊到一起，让大家提点建议。大家在一起喝酒，喝完酒以后很认真地看，看完以后很真心地提意见。这个传统非常好，后来我们出了一大批很有影响的作品。最典型的就是古华的《芙蓉镇》，他的初稿不仅给我们看了，后来他到鲁迅文学院学习也给班上的同学看，大家给他出了很多主意。现在我们写东西，好像都比较个体化，个人在写作上有困惑，但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种团队协作精神，这种精神的基础其实就是人与人的信任。这是我组织改稿会的一个考虑。
第二个考虑，是我对自己的作品、自己要写的题材、我的实力还是很有自信的。这个故事我讲给别人听，别人也写不来，别人没我这样的情感，没有我当年那样的体验和当年工厂的相关知识。我讲给别人听，别人会很感动，但他就是写不出来。我的写作一贯是从生活中来，从人物中来。我不怕讲出来别人会先写出来，他不可能写得像我那样，不可能复制。大家提提意见还是很有好处的，会有让你心里一亮、有点启发的东西。那次，王跃文就提了个建议，他说那个莫师傅那么想当劳模，你就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显摆一下徒弟送给他的那个茶缸、毛巾。这是个很有用的启发。我就专门设计了一个他去桂林疗养的情节，让他带着那个劳模的茶缸到处显摆，这是很搞笑的。他这样一是让别人看得起他，另一面也说明了劳模在他心里的位置是很高的，他崇敬劳模。还有其他朋友也提了别的一些意见。这些意见只有好处。有好处的事干嘛要怕、要担心呢？除非你也不自信，除非那些故事是你听来的，所以你也怕别人又听了去。
另外，让大家提意见可能还和我十几年的工厂经验有关系，工厂每道工序都讲相互协作。
潇湘晨报：这十几年的工厂经验，是不是也是您这本书写得很快的原因？
水运宪：和小说中的杨哲民一样，我当过三年炉工，所以我对炉工很熟悉，不需要采访，素材顺手拈来。这个小说写得快，主要是因为几十年的积累，集中在那么短的时间写出来。实际上，写我曾经工作的工厂、翻砂车间、熔炉班，写我的师傅、师兄，是几十年的愿望。这是灵魂深处的一个题材。当然，我不是学术上说的什么灵魂写作。我写作的时候，只是用我全部的经验和智慧、全部的情感去写。
潇湘晨报：《戴花》很有画面感，这是不是与您多年的剧本创作经验有关？
水运宪：我从初高中开始自学文学，看了很多书，后来到工厂也看了很多书。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戏剧文学。例如莎士比亚全集、莫里哀的喜剧以及古希腊三大悲剧什么的。我很喜欢那种戏剧性的、撞击性的、人物冲突感特别强的文学作品。我觉得戏剧文学是所有文学门类中最高的一种，它既包含了小说，也包含了散文，包含了诗歌的音乐性和节奏感，这些都高浓度集中在戏剧里；它还包括了美术元素，很注重画面感。所以，我写小说，也具有戏剧的特点，故事性很强，人物也是戏剧化的。人物刻画的时候，哪些人是先抑后扬，哪些是先扬后抑，都不会很平。
当然，小说的戏剧性是我个人的追求，有很多作家是不讲究戏剧性的，他们讲究抒情性或者哲理性等等，这些你写得好自然是好，但我总觉得小说要表达那些是很难的，必然会苍白、让大家看不下去。我们的文学是形象思维的，是很具象的。
潇湘晨报：今年7月《收获》主编程永新来长沙分享他的新书，您曾赞扬他的女性写得非常好。《戴花》中，您对几个女性的刻画也非常好。特别是配角宋玉香，虽然“戏份不多”，但很有性格，她的所作所为也很符合她的性格。
水运宪：最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写她的结局，这是后来改的。这个稿子改了十几次。有朋友就建议这个人物还是要给个结局。这个人物的命运很坎坷，所以后来我加了她回了老家海南，最开始我只写到她离开吴启军，和吴启军的师傅结婚后去了浙江。其实写她不止是为了写她，写她也是写第一女主角姜红梅。姜红梅是政工科长，按道理，她是疾恶如仇的，她是最接受不了宋玉香在男女方面的那些事情的，但姜红梅对她非常好，这也写出了姜红梅身上很人性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改动还是可以的。
潇湘晨报：《戴花》中您的对话写得很精彩，现在的年轻作家好像越来越不会写对话。
水运宪：对话看似只是讲故事的一个手段，但它真的是小说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元素。讲得严重点，写不好对话，那就真的不要写小说了。你看韩少功的对话写得多好，蔡测海的对话写得多好，那些对话看似很随意、乱讲，但是很有意味。
我自己写对话的原则是：第一，不管你想表达什么，必须口语化；第二，必须有独特性，哪怕呈现这个独特性的是一句脏话，也很有味道，就像我写的莫师傅后来想通了，同意了杨哲民搞技术革新，并且说只要杨哲民不对着他搞，他跟杨哲民当徒弟都心甘情愿。他是骂骂咧咧说的，特别是最后一句“带出来的徒弟超不过师傅，那就证明我这个师傅没本事。卵用都没有”。“卵用”是句痞话，是粗口，接下来我写了杨哲民的感叹“这句粗口太惊艳了，把我感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这就把师傅的形象找回来了，他本来就不是个痞人。
潇湘晨报记者刘建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