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作为怀疑论者与独行侠的……思想斗士福柯
《福柯：其思其人》， [法]保罗·韦纳著，赵文译，四川人民出版社丨壹卷YeBook，2023年9月版，272页，72.00元
关于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学术界与思想界永远有说不完的话题；而作为思想斗士，他的思想形象更是一直活跃在反抗权力压迫的前沿阵地。
哈贝马斯曾经说过，在对我们的时代进行诊断的哲学家中间，福柯的精神影响是最为持久的。但是福柯的形象与影响一直以来又是出了名的难以归类和定义，人们总是觉得很难说他“是”什么，因此更多从他“不是”什么来接近他、理解他。对于思想家而言，“不是”似乎比“是”更有思想与行动的诱惑力，更像是我们中间的一个永远特立独行、虽然对其下一步行动总是难以捉摸但是你会放心与他并肩“搞怪”的小伙伴。
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法国当代哲学家阿兰·布罗萨（Alain Brossat）《福柯：危险哲学家》（罗惠珍译，漓江出版社，2014年）的书评，布罗萨在前言里站在哲学家的立场批评福柯视哲学作品为“工具箱”、任何人都可以任意使用的观点，但是我更认同的是福柯而不是布罗萨——在福柯看来，承载观念的书籍就是“轻便工具箱”，在需要的时候打开和使用；福柯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工具兜售者和武器的铸造者，愿意自己的书是像手术刀、燃烧瓶或地下坑道一样可以被人们使用的东西，而且但愿它们在被用过之后就像爆竹一样燃为灰烬。这就是思想斗士与哲学家的区别，很显然时代更需要的是像福柯这样的“危险哲学家”和武器兜售者。
法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福柯生前曾经的助手与挚友保罗·韦纳（Paul Veyne）的专著《福柯：其思其人》（原书名Foucault, sa pensée, sa personne，2008）就是以“不是”作为全书的开头和结尾——“不，福柯不是结构主义思想家，也不是某种‘六八年思想’的结果；他既非相对主义者亦非历史主义者，他更不会到处追踪探查意识形态。”（导言，第1页）“这位所谓的左翼，既非弗洛伊德主义者，亦非马克思主义者；既非社会学家，亦非进步论者或第三世界主义者，当然，他也不是海德格尔主义者。”（最后一章“独行侠的肖像”，249页）出现在全书开头和最后一章的这两段否定句式的判断话语不仅表明了作者力图纠正世人关于福柯的不正确印象与归类的急切用心，而且从保罗·韦纳与福柯的关系以及其古典历史学家的身份而言，他的“不是”之论不仅是一种知音者的判断，而且更像是提交给思想界的一份证词。
韦纳接着肯定了福柯作为一位伟大的怀疑论思想家和真理思想家的卓越地位：“在今天，在这个时代，他之为人甚是稀有，他是一位怀疑论思想家，他所信仰的是真理，但又从来不是观念的真理，而是存在于事实当中，存在于无以计数的历史事实当中的真理——这种真理也进入了他的著作。”福柯面向的不是观念中的真理而是存在于历史事实中的真理——这对于今天的学术界和思想界来说所具有的意义非同寻常，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思考和展开争论的重要议题。韦纳同时在注释中引用了约翰·莱赫曼（John Rajchman）对福柯的定义性表述：“福柯是我们时代伟大的怀疑者。他怀疑独断的统一性和哲学人类学。他是关于离散（dispersion）和独异性（singularité）的哲学家。”（第1页）怀疑的、离散的、独异的，这是对“不是”之“是”的最好解读，更好地诠释了福柯之“是”的真实内涵。
但是，无论怀疑还是独异，在福柯身上都是有着双重性的。“这一位怀疑论者同时是一个双重存在。只要思想着，他就停驻在那玻璃缸之外，以便能观察其中游动的鱼。但若是在生活里，他就会发现他自己也置身于玻璃缸中，自己则是众多鱼中的一条，必须面对抉择……这位怀疑论者既是一位观察者，置身于他对之深感忧惧的鱼缸之外，同时又是那些金鱼中的一条。”（导言，第3页）“玻璃缸”和“金鱼”是对思想者的精神与肉身的真实境况的隐喻，它最早来自福柯母亲的回忆——福柯在高中时期的某一天曾盯着鱼缸中游弋的金鱼问她：“妈妈，鱼在想什么？”（259页）韦纳的演绎和阐释精彩地揭示了福柯作为思想者的真实存在，我们可以进一步说，那条只能在鱼缸中游弋的、但是会思考的金鱼，就像帕斯卡尔的那根会思考的芦苇；由于思想而能置身于鱼缸之外，但是又必须在鱼缸之中感受鱼缸的边界、探索突破边界和权力规范的可能。这是兼怀疑论者、观察者和行动者于一身的多重身份，怀疑、观察和思考的结果是拆解以及反抗来自鱼缸的边界与权力罗网的压迫。
书中讲到的一个例子很能说明福柯作为鱼缸内外的思想者与反抗者的双重形象：当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1926-2020）在1974年当上法国总统之后，马上邀请几位思想家到爱丽舍宫共进午餐。福柯收到邀请后回复说可以参加，但条件是他可能会在午餐会上就所谓的“红毛衣”案的审理向总统提问，因为在这案件里有一人被判有罪并且可能被处以死刑。吉斯卡尔拒绝了这个要求，福柯也就没出现在爱丽舍宫的午餐会上（251页）。在鱼缸里不放弃言论与行动的可能性，但前提是要坚守在鱼缸之外的观察与思考，这是事关知识分子的“屁股”与“头脑”的一种优雅而决绝的形象，是真假知识分子的试金石。我想象当时福柯在表述拒绝出席的时候，或许会模仿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口吻在说：哦！再见吧，爱丽舍宫！
更重要的是，韦纳提醒我们说“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那个鱼缸”（20页），在这里他谈的是福柯思想中的话语、真理与时代关系的论述。“我们每个人只能够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去思考”——这是福柯的巴黎高师同学让·瑞木松（Jean d'Ormesson）说的，但所表述的是福柯的观点。韦纳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在每个时代里，同时代人都被封闭在话语之中，就像身处一个玻璃鱼缸中一样，他们意识不到鱼缸，看不到鱼缸就在那儿。错误的概括和‘话语’依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在每一个时期内，它们都被认作真理。真理（la vérité）因而总是被化简为讲述真理（dire vrai），简化为时代所囿限的对真理的容忍度之内的言说——尽管这种言说总会被后来时代的人们觉得可笑。”（21-22页）韦纳力图阐释的是福柯式研究的原创性：只能在时间语境中探讨真理，在人类历史的巨大坟场中对“话语”进行挖掘和清理，“以澄清历史地层之间的绝对差异，进而让最后那一批普遍观念走向终结”（22页）。这当然是历史学家和思想史家的重要工作，“他的根本方法是把文本作者放置在其时代之中去做出尽可能精准的理解”（25页），但同时也是一种对历史的批判性思考：驱除和清算那种普遍的、宏大的历史观，揭示历史现象的独异性与无理据性。进而言之，只要认识到根本不存在普遍的、超历史的真理，一旦看清楚“被那些大词所遮盖的思想和现实”（18页），对历史的批判性思考就必然引向对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金鱼缸的批判性思考。
许多福柯研究者都会同意的是，在福柯的思想谱系中，关于真理、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是其核心所在，正是在这里凸显出福柯作为权力压迫的揭露者与批判者的思想斗士形象。在韦纳书中的“真理的社会学历史：知识、权力、装置”这一章因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关于“真理”，福柯所关注的并非“什么是真理”，而是真理是如何在历史中被建构、被讲述以及如何反过来形塑了历史。福柯自己说过，他全部工作的目的就是来说明“整套实践和真理统治是如何联合起来构成了一种知识-权力机制（或装置：dispositif）的”。韦纳对此的阐释是：“凡是被信以为真的必将获得服从。现在就来让我们看看这种权力：所有这一切是怎么铸成这一权力的呢？它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话语’给现实打上烙印，而在现实中权力无所不在，这一点我们会很快看到。凡是被断定为真的，都要求得到服从。”（171-172页）对于那些被建构的“真理”和被讲述的同时也被人们信以为真的观点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转化为约束性和压迫性的权力，凡是有观察力和思考能力的人们应该都并不陌生。
但是按照韦纳的解释，福柯也并没有把所有权力都看作是恶魔，下面的这两段论述是对福柯权力观的精准概括：“政治哲学太过经常地将权力简化为集权政府、利维坦这个末世的巨兽。但权力并非只源自这令人厌恶的一极，‘它的传布借助于某种毛细血管组织，这组织如此繁密，以至于我好奇是否还存在权力不起作用的地方’。……对社会起促成（或禁止）作用的，不仅有中央权力的活动，而且还有不可计数的细小权力。若无这一丛丛细弱微毫的细小权力，利维坦将寸步难行——不是因为所有权力都来自中央，也不是因为利维坦无所不在，而是因为在这利维坦下面除了抓不住的不断流动的沙子之外再无他物。”“我们逃离不了权力关系。单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也时时处处地在改变着这些关系。权力是一种双边关系。它总是伴随着我们或多或少进行抵抗但却是自由地（是的，自由地）达成同意的服从。”（173-174页）这是比认识到话语以“真理”之名如何转化为权力更重要的问题——无论服从还是抵抗，都是取决于被施行权力约束的对象的同意或拒绝，在那个金鱼缸里没有谁是真正无辜的被约束、被压迫者。
而所谓的“装置”，这是福柯关于权力的实现机制的形象表述，甚至可以让人联想到当代艺术中的装置艺术——在不失水准的情况下它们都是某种观念的实现机制。韦纳的阐释是：“装置与其说是制造了我们的某种决定机制，不如说是一种藩篱，我们的思维和自由要以之为参照做出或不做出反应。……它是‘具有某种效能的’一种工具，这种‘效能在社会中引发某种后果，产生某种事情；它必定是有效果的’。它的影响不只限于知识对象；它还作用于个体与社会；当然，作用就必然引起反作用。‘话语’发布命令、施行镇压、诱导劝说并进行组织。它是规则与个体之间‘联系、摩擦，乃至可能的冲突的交汇点’。”（174页）当人们面对作用于自己的权力约束的时候，对于何谓“具有某种效能的”工具就不难理解；另外，只要稍微关心一下最新的话语变化，也就不难发现话语与装置的联动关系。
在经过深入的思考之后，还是要回到作为怀疑论者和独行侠的形象上来。韦纳说“福柯既非虚无主义者亦非主体论者，既非相对主义者亦非历史主义者。正如他所承认的那样，他是怀疑论者”（69页）。他想起了福柯那句确凿无疑的原话：在他去世前二十五天，一位敏锐的访谈者问他：“如果您认为不存在普遍真理，那么您是怀疑论者吗？”“绝对”，福柯回答说。“就这么一个词。福柯质疑所有无所不包的真理，质疑我们那些伟大的、无时间的真理，这就是他全部的工作。”（同上）福柯告诉韦纳，对海德格尔来说，伟大的问题是去认识“何为真理的基础”；在维特根斯坦看来，重要的是去认识当我们谈论真理时我们在说什么；“但就我的观点而言，问题在于：真理何以如此不真？”（同上）这是从最根本问题上进行思考的怀疑论者。
关于独行侠，是让-克劳德·帕塞隆（Jean-Claude Passeron）建议韦纳以此称呼福柯的，韦纳认为这个词很好地勾勒了福柯的那种敏捷、优雅的形象，还有总伴随在他身边的笑语欢声。同时他也指出，福柯这位独行侠并不总是“对一切都心怀否拒”，并不是那种阴郁的悲观主义者（77页）。在全书最后一章“独行侠的肖像”有不少精准、深刻而又动情的描述和分析。如果从思想光谱与行动选择来看，韦纳认为福柯“这位所谓的左翼……是一位‘非左（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的非左）非右’的尼采主义者。他从来都是不合时宜的（用尼采的话来说），从来都居于他的时代的外部。他不是一个墨守成规者，这也足以使人将他归为左翼”。但是无论福柯是如何“非左非右”，有一点是必须提及的，那就是他只有在左翼战士当中，只有通过《解放报》，“才能找到在他的个人战斗中可以依靠的同志”（249页）。
福柯在现实面前从不选择忘记，“他看到，这个世界，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对他而言是没有合法性（legitimite）可言的。他刻苦工作，并不生活在永远义愤填膺或狂热好斗的状态之中，但却保持消息灵通，并时常出手，打击不可容忍的流弊”（251页）。作为一位永远在出击的既非乌托邦的亦非虚无主义的、既非保守的亦非革命的改良者；他眼光敏锐，无情地洞穿迷雾而看到了种种独异事物的任意性质（263页）。
但是作为独行侠的福柯并没有随意鼓动别人和他一起去战斗，他曾经在课堂上说他不会告诉诸位这是你必须加入的战斗，因为没有什么理由这么说。在他看来选择立场和决定是否介入完全是个人的选择，他既不会为这些选择做论证，也不会将它们强加于人，因为没有任何理由证明这些选择是正确的。“我不会将我自己展现为一个普遍的斗士……如果说我确乎为了这样或那样的事业而战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个事业对我来说，对我的真正主体性来说，是重要的”。他为了反对法国监狱的高度警戒区而采取了战斗行为，他认为这种制度是不可容忍的；而“当一个事情是不可容忍的时候，你就无须再忍”（ 220-221页）。更重要的是，他只是提醒别人“去认识你想要的是什么以及你所不能容忍的是什么”（265页）。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这才是最根本性的问题。
由于韦纳是福柯的挚友，因此他的这本书是个人性很强的思想评述。如果从福柯与历史学研究的视角来看，还可以同时阅读和参照福柯研究专家克莱尔·奧法雷尔（CJare O'Farrell）的一篇综述性的长文，其中有些论述可以看作是对韦纳著作的补充和回应。她在论文中指出福柯著述的中心是关于真理与权力的问题：福柯审慎而又坚定地把权力和真理从先验领域移置到历史叙事之中，一方面关注的是哲学的而非在传统理解上的历史学问题，关于“真理问题”的研究不是为了寻求永恒真理的不变定义，而是为了审查在历史中真与假之间的划分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另一方面把权力界定为一种在其被施展时才存在着的关系，这样做的结果是让权力彻底成为历史性的。因此一定程度上，每一个个体都参与了权力与反抗的关系逐步展开的历史。（克莱尔·奧法雷尔《米歇尔·福柯：历史和文化的无意识》，南希·帕特纳、萨拉·富特主编《史学理论手册》[The SAG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Theory]，2013；余伟、何立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224-225页）这可以看作是对保罗·韦纳关于“真理的社会学历史”的一种回应。同时我想起了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1901-1985）的历史哲学，他在《城邦的世界》中说，“历史”的本质所在就是“为秩序的真理而战！”，“人类由此而被发现是以历史的方式向真理意义上的更高生存水平前进的”（《秩序与历史》卷二，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70、72页）。在真理与历史的问题上，可以说福柯与沃格林不谋而合，也就是我曾经在一篇关于沃格林的书评中所讲的：对于历史研究本身，我们应该再次强调的是：历史学家应以面向真理的方式向历史探询。
奧法雷尔关于福柯在历史学研究中的意义与影响是这样说的：“福柯对当代历史编纂学的贡献是至关重要的。他深思熟虑地着手挑战大量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观念，尤其是那些寻求把人类历史某些方面予以普遍化和去历史化的观念。重要的是要记住他不是在孤立地进行工作。……他与激进的科学史家们和年鉴学派，有着诸多共同之处。他的工作不断提供着丰富的工具——方法论的和经验的工具，而历史学家们和其他人，在范围广泛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职业性学科的各项科目中，可以毫不犹豫地使用这些工具。福柯的工作处于哲学研究和历史研究的交叉点上，这也许是其具有广泛吸引力的关键点之一。”（同上，245页）应该说这是对保罗·韦纳关于福柯思想与历史研究关系的相关论述的很好补充。而我更感兴趣的是在福柯的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方面，奧法雷尔与保罗·韦纳的观点是相当一致的，她指出：“福柯希望通过他的历史实践，能帮助人们明白他们能够做出选择，而非仅仅让自己俯首帖耳地去践履那些坚固的历史传统或者屈从于不变的制度性结构的重压。……这意味着每个人，无论其处境为何，都有着某些回旋余地。……无论限制为何，处于什么样既定处境下，人们都有能力做出选择。”（同上，234页）我忘记了福柯在哪里说过一句话：“实际上我们比自己想象中自由得多。”这也印证了韦纳和奧法雷尔对福柯关于历史实践与现实关系的解读是对的：从历史实践的视角来看，每个人实际上都有无法被彻底剥夺的自由，无论如何都可以作出自己的选择。
写到这里，在南国的寒夜中福柯的独行侠形象似乎更像爆竹一样绽放在夜空，猛然想起2024年即将到来。回顾过去的一年，从南国苍翠的越秀山边到北方的一条清澈的河流，生命的激情一直在奔涌向前。韦纳说，福柯通过他的写作建构了他的生活和他自己，但是福柯自己说：“我对我写下的一切都不感兴趣，我所关心的是我还能写什么，还能做什么。”（242页）这就是福柯作为怀疑论者、独行侠和思想斗士给我们带来的最愉快的启示与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