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宋︱宁波史弥远墓：隧道之碑未立，朕甚悯焉
宁波南宋石刻公园
（一）东钱湖史氏家族墓群
南宋明州（今浙江宁波）丞相世家史氏的家族墓葬群，构成了今天宁波东钱湖南宋石刻（史氏墓道石像生）的主体部分。东钱湖附近的史家墓葬大致分为三个区域：一是今天南宋石刻公园附近的横街村、大慈山一带，史浩、史弥远宰相父子的陵墓都在这里；二是东钱湖东畔、南宋石刻公园东北三五公里的下水村一带，这里是史家发迹前的祖墓，包括史家科举开端人物、徽宗朝以“八行”登科的四世祖史诏及其母亲叶氏的陵墓；三是东钱湖东北10公里之外的东吴镇宝华山、五乡镇省岙一带。至于第三代丞相史嵩之，他葬在更加遥远的慈溪县石台乡车厩（今浙江余姚车厩村）。
今天散落各处尚未破坏殆尽的史氏墓道石像生多迁至南宋石刻公园集中保存、展示，虽然打破了原来墓葬分布的格局，但从文物保护和展示的角度讲不失为明智之举。不过下水村祖墓的石像多未迁移，其中保存最完整的其实是史诏及其母叶夫人的墓前石刻。史氏始迁祖史惟于五代后晋时迁入明州城内，三世祖史简始业儒，娶慈溪学者叶世儒之孙女。史诏是叶夫人的遗腹子，叶氏刻苦培养史诏，而史诏以孝母闻名。“八行”是指孝、悌、睦、姻、任、恤、忠、和八种优秀品德，徽宗朝实行“八行取士”，史诏因此受召而不赴，隐居东钱湖奉养叶氏，徽宗赐“八行高士”称号。重和元年（1118），史诏之子史才登进士第，南宋时官至签书枢密院事。史诏墓在绿野村响铃山，至今墓道仍存石椅、文相、武勋、立马、蹲虎、跪羊等，相对其他史家墓葬已属十分完整，唯体量较小、雕刻质量一般。不过史诏墓有一件罕见的文物，即墓道石像起首尚存的一把石椅，这既是宋代坐椅普及化的实物证据，也是地上文物中唯一一把宋椅。不过现在墓地所见是复制品，原物放在不远处史家祠堂的玻璃罩中保管，并且号称“天下第一椅”。史诏母亲叶夫人的墓道不仅留下了石虎、石羊，还有罕见的一对石笋状神道柱，笋在江南有多子多孙的寓意。坐落在下水村长乐里山的叶氏墓已于2005年重修，“宋冀国夫人叶氏太君墓”的墓碑则是民国年间（1935）重修时所立。
横街村、大慈山一带可以理解为史浩、史弥远的家族墓。史诏之子、史浩生父史师仲的墓也在这里，不过陵墓几乎毫无保留，只是发现了一块“累赠太师越国公希道府君、累封越国夫人洪大君墓”的墓碑，“希道”是史师仲的字。史浩是宋孝宗继位前的老师、继位后的宰相，他的墓冢封土已是竹海一片，墓道石像也仅剩荒草中的破碎残件。2002年，横街村出土巨大的史浩神道碑残件与碑座赑屃，残件上还有宋宁宗御书“纯诚厚德元老之碑”碑额中“纯”“元老”等字。史浩的长子史弥大、次子史弥正葬在两侧，周边还有史浩孙辈的墓葬，墓道石像多散落在四处。
宁宗、理宗两朝的宰相史弥远是史浩的第三子，他与母亲周氏葬于附近的大慈岙。周氏出身绍兴渔家，墓道石刻已移于石刻公园，其中一对卧羊造型尤为优美，武勋石刻高340厘米，体型挺拔而雕刻精细。至于史弥远墓，还能见到封土、重新修补的墓前享殿以及墓道上的两株银杏。据说20世纪50年代墓道建筑等还比较完整，此后墓地改建茶场，大慈寺（功德寺）拆毁，今天墓道上的一组石像则是复制品。不过我去享殿内除了收集散落的建筑构件之外，门板上还有今天的好事者以粉笔题写的《谒史大丞相墓》：
八百风雨沧桑路，丞相墓前柏半枯。诛韩议和进身阶，辅佐两宗功业就。半壁江山难扶起，恢复中原终成空。残垣断壁多少时，今日枯木又逢春。
史弥远胞弟史弥坚的墓在东吴镇宝华山，史嵩之的生父史弥忠则葬在五乡镇省岙，这一带的史氏家族墓的墓道石像多已移入石刻公园。至于南宋石刻公园本身坐落在史弥远墓不远处，是以墓道石像保存最为完整的史嵩之祖父史渐墓为基础拓展而成。
史诏墓石椅（原件与复制件）
叶氏墓道（石笋）
（二）满朝紫衣贵，尽是四朝人
今天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官网这样介绍南宋石刻公园：
东钱湖南宋石刻是2001年6月国务院公布的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由此建成的东钱湖南宋石刻博物馆坐落于东钱湖东岸的黄梅山麓深林绿谷之中，以保存较为完好的南宋丞相史浩堂弟史渐墓道为核心、向周围稍作展开而建成。此地风景秀丽，左为青龙山，右为白虎山，前有一溪谷小平地，上水溪潺潺流过，面对连绵起伏、积翠锁岚的龙口山（案山），非常符合古代中国的“风水堪舆学”原理。博物馆周边不久将兴建植物园、中国森林博物馆及森林度假区等旅游度假设施，串连成东钱湖最为独特亮丽的自然与人文和谐组合的旅游线。博物馆占地面积6.7公顷，由室内陈列和室外陈列两大部分及周边众多石刻分布点组成。主要为南宋史氏望族墓葬神道的地面石刻和明代少傅兼太子太傅余有丁墓葬神道的地面石刻群体，其中属南宋时期的石刻140余件，由宋太师齐国公史渐墓道、宋卫国忠献王史弥远墓道等4处墓前石刻组成；这些墓道长50米至数百米不等，现存较为完整。其墓道选址运用堪舆学原理，依山临水，两旁按王公礼制，从下而上一般有神道坊、石笋、石鼓、石羊（石虎）、石马、武将、文臣依次相对而立。石刻造型比例适度，线条流畅、精美传神；武将戴盔穿甲，双手握剑，威武肃穆；文臣戴冠穿袍，双手执笏，沉静含蓄；石马披鞍系缰，昂首挺立；石虎蹲伏昂首，竖耳睁目。马鞍等处还饰有缠枝牡丹、海兽波涛等图案，表达美好意象，使石刻作品达到了写实风格和浪漫主义的完美统一，为考证史氏显赫家世和南宋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属元明时期的石刻40余件，主要为余有丁墓道墓前石刻，整组石刻陈置完整，气势雄伟。尤其是望柱，高10米，顶端蹲伏骏猊，势态威猛，刻画精致，在我国现存发现明墓中较为罕见。
地方政府主要从造型艺术的角度推介史氏家族的墓道石刻是容易理解的事情，作为历史学者参观南宋石刻公园也会被上百件石像生排列组合的气势所震撼——这绝不是一般的墓道可以媲美的景观，让人更加深刻地回忆起那个“满朝紫衣贵，尽是四朝人”时代。事实上宋朝还有另一组同等规模的墓道石刻群景观，那就是散布在巩义田野中的北宋皇陵，绍兴的南宋皇陵则由于元朝的恶意破坏而没有留下任何地面文物。明州史氏三代丞相横亘着从宋高宗到宋理宗四朝历史，史氏退出政治舞台时南宋已行将灭亡，从这种意义上讲南宋150年的历史相当程度上是四明史氏的时代。特别是宋理宗前期史弥远当政，出现了“进退人才，兴废政事，天下皆曰此丞相意……为人之主，而自朝廷达于天下，皆言相而不言君”的局面。史弥远能成为权相，宁宗朝是因为联合杨皇后诛杀前一个权臣韩侂胄，理宗朝更因为皇帝就是史弥远扶立，以至于宋理宗继承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当时最露骨的挑战来自一位四川进士邓若水，他竟直言宋理宗是史弥远擅自废立，为此还杀害了皇位的合法继承人济王赵竑：
宁宗皇帝晏驾，济王当继大位者也，废黜不闻于先帝，过失不闻于天下。史弥远不利济王之立，夜矫先帝之命，弃逐济王，并杀皇孙，而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济王竟不幸于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篡乎？非攘夺乎？
他还提出了骇人听闻的解决史弥远废立问题的办法：要么理宗退位，要么史弥远罢相，要么干脆诛杀史弥远，“除大奸然后可以息大难”。当然邓若水根本不能撼动史弥远，史弥远至死仍牢牢把控朝政。不过史弥远的权势终究没有达到可以谋权篡位的地步，他与理宗相差40余岁，在理宗继位九年之后病逝，理宗开始亲政。
史浩神道碑残件
宁波南宋石刻公园
（三）公忠翊运定策元勋之碑
史弥远毕竟是宋理宗的定策功勋，理宗亲政后并没有清算史弥远。史弥远病重期间已经加官至太师、鲁国公，并组成了以史弥远亲信构成的宰执班子。史弥远去世后更赠官中书令、追封卫王、谥忠献，还把本应归还朝廷的宰相赐第改为史氏家庙。至此，宋理宗与史弥远的君臣关系可谓始终如一。在这种背景下，为什么宋理宗在史弥远去世20年后才为其制造神道碑，就成为一个值得特别讨论的问题。
淳佑十二年（1252）六月二十六日，宋理宗突然下诏，说史弥远当年诛杀韩侂胄是“嘉定更化之绩”，扶立他当皇帝是“甲申定策之功”。这样一位“光辅两朝，备殚忠荩”的功勋之臣，竟然死了二十年也没有立神道碑，似乎有违朝廷典制，也引起了皇帝深切的同情，“铭书太常，永有休闻，而薨背越二十年，隧道之碑未立，朕甚悯焉”，所以要按北宋时赵普、韩琦的规格，由皇帝撰写一篇神道碑。赵普的神道碑是宋太宗御撰，韩琦的神道碑是宋神宗御撰，现在宋理宗要为史弥远“亲御翰墨，为制碑铭”，这样的待遇就远远超过了宋宁宗为史浩题写神道碑额首了。问题是史弥远当年扶立的是宋理宗，去世时在位的也是宋理宗，宋理宗怎么就过了二十年才想起来给史弥远立神道碑呢？这是之前压根没想到，还是一直想不好怎么写这神道碑呢？又或者本来不想为史弥远立神道碑，二十年后受了什么刺激，突然之间“朕甚悯焉”想起来要“亲御翰墨，为制碑铭”了呢？
史弥远去世二十年，南宋的政治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史弥远当政时，因为金朝受到蒙古的进攻，宋金再次开战。史弥远去世后没三个月，南宋就联合蒙古消灭了金朝。紧接着宋蒙开战，淳祐十二年（1252）是蒙哥侵宋的僵持阶段，离开庆元年（1259）蒙哥命丧钓鱼城下还有很多年。或许是忙于与蒙古开战让宋理宗无暇顾及史弥远的神道碑，但淳佑十二年突然想起此事必有缘故。史弥远对外并无战功可言，宋蒙交战多年，显然不会刺激宋理宗“为制碑铭”。然而在内政方面，淳佑十一年（1251）确实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首先年初立其侄子为皇子，改名禥，基本上就已确定皇储人选，赵禥就是宋度宗。至十一月，宰相郑清之去世，宋理宗又以谢方叔、吴潜为宰相。郑清之是当年史弥远为行废立而为宋理宗安排的老师，史弥远去世后继任宰相。郑清之去世后，宋理宗一度打算复用史弥远的堂侄史嵩之为宰相，但考虑再三之后决定放弃。这样说起来，史弥远的时代应该到郑清之去世才真正结束。宋理宗确定皇储后也想为皇子安排一些老师，而新任宰相吴潜反对据说智力低下的赵禥继承皇位。史书记载吴潜在景定元年（1260）立太子前对宋理宗说过“臣无弥远之才，忠王无陛下之福”这样极不恭敬的话，他对赵禥、史弥远的态度应该是一以贯之，这或许可以为史弥远去世二十年后宋理宗突然为其御制碑铭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追加对史弥远的坚定支持，就是为了清除吴潜质疑赵禥（度宗）与理宗自己继位合法性的不良政治影响。
史弥远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