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重龙

《天行健》，中国文史出版社

一、文人豪客，君子圣贤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出自《易经》的名言。《天行健》所讲的，正是一群“君子”的故事。

朱熹，是一位不世出的大儒。他为官清廉，敢于直谏，又曾为“帝王师”，给皇帝讲授“正心”“诚意”之说，拟籍此“匡正君德”。无奈宁宗皇帝胸无大志，又宠信奸臣，将他罢逐。后来更实施庆元党禁，以禁“伪学”。举国儒林，风声鹤唳。朱熹作为党魁，差点掉了脑袋。而他的大弟子兼朋友蔡元定，则被编管道州，后来便死于贬所。

朱熹的挚友辛弃疾，是个文武全才的奇人。他青年时参与耿京起义，曾带五十人闯入五万金兵大营，擒回叛将张安国。南渡之后，献《美芹十论》、《九议》等，条陈战守之策。作为武人，他偏又喜欢舞文弄墨，且做得一手好词，留下了许多千古名句。他与朱熹还有一位“活宝”朋友陈亮，三人交谊甚笃。陈亮是一个荒诞不经，行止无状的怪人。他出身平民，却喜谈兵法，常与辛弃疾纵酒狂饮，赋词唱酬，留下许多千古名句。陈亮一生郁郁不得志，曾三度入狱，到老才中了状元，却又死在赴任途中。学术上他主张“王霸义利”之说，是朱子的论敌之一。朱、辛二人还与陆游、赵汝愚、岳飞之子岳霖等，也有私谊。

朱熹道学上的朋友还有陆九渊、张栻、吕祖谦、叶适等。这些大儒门下各有许多门人弟子相随，他们的一些寻常的学术交游，不经意间也会激起一场场震古烁今的文化风波。

令人惊奇的是，南宋甚至明朝历史上许许多多的风云人物，也都因某种“神秘的因素”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朱熹义父刘子羽与岳飞都是主战派。正是刘子羽之父刘韐发现并提拨了岳飞。而朱熹与岳飞之子岳霖，张浚之子张栻，又为挚友。朱、张二人都曾协助岳霖搜集岳飞史料，助岳霖与子岳珂著《鄂国金佗稡编》，为岳飞申冤；辛弃疾与岳飞之子岳霖是挚交。岳霖之子岳珂虽然年少，却才思敏捷，处事机灵，成了辛弃疾忘年之交。二人又与陈亮、陆游、刘过时有唱和，在词坛留下许多佳话……岳飞曾驻军南康，岳飞族人聚居庐山脚下；朱熹任南康军知军，兴办白鹿洞书院，在此邀陆九渊会讲。陆游路过南康时也曾往庐山拜访，与朱熹一见如故，成为挚交；朱熹弟子林夔孙曾在白鹿洞书院讲学，其弟子江万里办白鹭洲书院，文天祥便是白鹭洲书院的弟子；朱熹裔人迁徙庐陵，有朱元圭者辞官讲学，办莪山书院，因之与文天祥有了交集。文天祥曾作《莪山书院记》；陆九渊在金溪讲学，与朱子辩于鹅湖，其“心学”影响深远。明朝中叶，陆九渊学说的发扬者，也曾是朱熹再传弟子的王阳明在赣州剿匪，在鄱阳湖平宁王叛乱……

发生了这么多看似无序的“偶然”，使人禁不住想问：冥冥中是否也有着某种“必然”，安排这些出身不同性格迥异，在地理、时空上相距遥远的人物有缘相识，成为挚交、知音？

其实细究起来，这些人物有些地方都很“相像”——他们身上都有一股“浩然之气”。正是这“浩然之气”使他们之间有了缘份，成为知音。在他们之间，发生了许多曲折离奇的故事。这些故事便构成了这部小说的脉络，“正气”的“传承”则是贯以始终的主题。

当然，牵扯到这么多“君子”的故事，自非一本书所能道尽，因而按作者的计划，将来还会有续作《天行健（二）》、《天行健（三）》等相继问世。

二、扑朔迷离“正气砚”

岳飞性格沉静，鞍马间隙常秉烛夜读。他曾有一方端砚，看去并不起眼，岳飞却甚是喜欢，且作铭曰：“持坚守白，不磷不缁”。这八字出于《论语·阳货》，孔子原话是：“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岳飞将其提炼为八字，既是赞此砚品质，也是表白他自己做人的志节。这方砚在岳飞遇害后遗失。大约百年之后，被落拓诗人谢枋得从民间购得，并刻铭以记。后来宋室危亡，枋得将此砚转赠给同科状元、朱熹再传弟子文天祥，冀盼他扭转乾坤，重整大宋江山。天祥得砚后，如获至宝，作铭道：“岳忠武端州石砚，向为君直（谢枋得）同年所藏。咸淳九年，十二月十有三日，寄赠天祥。”又于砚背刻铭以表志节：“砚虽非铁磨难穿，心虽非石如其坚，守之弗失道自全。”

可惜南宋皇帝大多昏聩无道，一个不如一个，奸臣专权，一朝甚于一朝，国势颓圮，积重难返，纵有再多个文天祥也是无力回天。后来文天祥在柴市口引颈就戮，“岳飞砚”便再度遗失。后来的命运，更有些传奇——

有说明代于谦、王阳明曾鉴赏并作铭。于谦铭曰：“持坚守白人臣职，不磷不缁人臣德，谦愿人臣师其式。于谦题”。王守仁刻字：“弘治甲子十二月二十五日余姚王守仁观。”

之后再度遗失，直至清初为吏部尚书宋漫堂（即宋荦）收藏，他将岳飞砚更名“正气砚”。道光元年(1821)，时任东阳县令的陈海楼进京奏事，在北京一家文玩店见到此宝，心头一震，当即重金购入囊中。到了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秋，安徽学政吴鲁在皖南一家古董店中见到此砚，见有谢枋得、文天祥等人铭文，认出是岳飞遗物，一惊之下，当即对砚跪拜。拜毕，求恳主家将此砚转售。店主感其心诚，转售于他。吴鲁获此宝砚，喜不自禁，将书斋更名“正气砚斋”。又作《正气斋文稿》以记：“余家藏正气砚，为岳忠武故物，背镌忠武‘持坚守白，不磷不淄’八字之铭，旁镌文信国之跋，下镌谢叠山先生之记。三公皆宋室孤忠，得乾坤之正气者也。……甲午秋，余得之皖南，如获重宝。”

据说某年吴鲁的母亲去世，学生许世英（时任驻日大使）特地从日本赶回探望恩师，同行的还有两个日本人。日本人在吴家见到曾鉴赏宝砚。谁知几人走后，宝砚离奇失踪。吴鲁抽丝剥茧，知道是日本人盗了宝砚，于是让子吴钟善赶赴东京，与许世英合力将宝砚追回。据说盜砚的日本人深感羞愧，不敢直面，将宝砚放到一家华人印书馆书架下隐蔽处，让吴钟善、许世英到书馆将砚取回。吴钟善将砚带回国，更加小心。为守住家传的命根子，特地在砚面镌上“守砚斋”三个字作记。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岳飞史事研究》（王云五主编，李安著）一书，又披露正气砚在复出，称作者与持有者江都朱先生及金石名家庄蝶庵一起，曾经共同鉴宝。书中对该砚作如下记述：“端州石砚,色紫,长方形,长24.4厘米,宽15.2厘米,高5.6厘米。砚体津润细沉,有砚眼五块呈青白色。砚底有年久风化所生砚锈凹点甚多。砚背为斜曲型,刻‘持坚守白,不磷不缁’八字,及谢枋得题‘枋得家藏岳忠武墨迹,与铭字相若，此盖忠武故物也’字样。”。王云五为现代出版业巨擘，他编著书籍，向来严谨。书中既然载录此事，自不会是空穴来风。

不同的记述中，涉谢枋得、文天祥以及宋谩堂、吴鲁之事，并无异议，只是后来的记述颇有些语焉不清，令人不能不生疑问：

1、福建吴鲁后人称，此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革期间，被“抄家”后遗失。另有说此尥进入民国后，辗转为博山李氏收藏；也有说该砚在1949年由有关人士从国内携入，1974年10月转手至“江都朱先生收藏”云云；

2、吴鲁后人似乎未提及砚上有于谦、王阳明铭文，而“江都朱先生”所藏之砚，有于谦、王阳明刻铭；

3、朱氏藏印长24.4厘米，宽15.2厘米，高5.6厘米。吴氏后人称“正气砚”“长约九寸，宽约七寸”，折合下来长约30厘米，宽约23厘米。似乎比“朱氏收藏”之砚要大一些。

几种说法中的“正气砚”是不是同一方砚？或者本为同一方砚，只是各方在表述上有所出入？如确是同一方砚，如今又流落何处？若真是流落到了，那么又是何人带去？期间又经过了哪些曲折？……越是深入探究，越觉扑朔迷离，越想将它弄个明白。到底哪一个才是当年岳飞挥墨恣肆，赋词咏怀。又为谢枋得收藏又赠予文天祥的那个？真相到底如何，有待专家史者进一步鉴证。

辛弃疾与朱熹是否曾经拥有岳飞砚，可能性也有，但概率极小。本书中安排，只当小说阅读好了。但其中人物交谊故事，皆据真实史料，事事均有出处。

作者倒是有一个心愿：但愿在有生之年，能听到“正气砚”的确凿下落。那时，无论千里万里，也要跋山涉水去一睹“正气砚”本尊，伸手摸一摸，沾一沾它身上那能抵御百邪的“正气”。

三、儒道之会：朱熹与白玉蟾

在所有悼念朱熹的诗文中，写得最好的便是白玉蟾的。曾有《题精舍》一首：

到此黄昏飒飒风，岩头只见药炉空。

不堪花落烟飞处，又听寒猿哭晦翁。

庆元党禁松禁，儒学又兴，武夷精舍又聚了八方学子。白玉蟾来到书院，面对朱熹遗像，写道：“皇极坠地，公归于天。武夷松竹，落日鸣蝉。”又曰“天地棺，日月葬，夫子何之。梁木坏，泰山颓，圣人萎矣。”（《化塑朱文公遗像疏》）

朱子与谢伋、崔真人、白玉蟾等“方外之士”交谊甚深，这都有确凿的史料记载。然而关于朱熹与白玉蟾的交往，近些年却有了争议。有人认为二人年岁相差甚远，并无交集。历代大多数史家却都认为朱熹与白玉蟾生活于同一年代，且交谊深厚。关于这一点，留待史家再去争辩。本处只采信后一种。

四、康太保舍身护大儒

清余廷章《蓝田·左边城外志》中载“……晦庵朱文公，宋时真儒，时衰不知其学。敕命太保赐姓惟康欲剿文公。其辈亦为理学，自废而亡，不欲真儒为伪学者殃。因镇杉关新修庙宇，永荐馨香于重阳日吉云。”太保庙除了杉洋外，古田县内还有多处。乾隆版《古田县志》记载：“朱子避地玉田，时韩侂胄遣人迹其后，将甘心焉。是人宁自刎死，不肯杀道学以媚权奸。邑人义之，祀于溪山书院对面，即今之太保庙也。”古田还有一个传说，庆元三年参将周江胡、罗协奉旨到古田追捕朱熹，也是在两难之中周、罗选择自杀。后被西山村人奉为拓主，立庙奉祀，庙曰虎马将军殿，在魁龙书院对面，至今尚存。

这几则事典中，“康太保”、周江胡、罗协几位义士的事迹，便是康太保等舍身护儒的素材来源。

五、朱子的“影子”——朱子门人及裔人

朱熹晚年受韩侂胄迫害，贫病交加，在闽北山间避难。后来归到考亭，又有弟子负笈来投，他便再不避走，在沧州精舍著书授徒，续传道统。他常教导门人弟子：“凡人须以圣人为己任”。这是很高的人生理想，但在朱熹看来，普通人通过不懈的修行，人人皆可成为君子。朱熹对自己要求严苛，被后世尊为“圣人”。虽然他自己生前并不认为自己就是圣人。

他病逝后，弟子们继承遗志，续传绝学。蔡沈隐居九峰山下，注解《尚书》，十年后书成，取名《书经集传》；赵师渊著《资治通鉴纲目》，李方子参与修订并刊刻成书；黄榦著礼书，书未完而逝，其弟子杨复续修，书成刊为《仪礼经传通解》。

朱子门人弟子录载名姓者近五百人，其中不少成为栋梁之材，不是大儒便是名臣。显者有蔡元定、黄榦、詹体仁、蔡渊、蔡沈、蔡沆、蔡模、蔡杭、刘爚、刘崇之、吴稚、李方子、林夔孙、包显道、胡泳、林退思、陈淳、孙应时、石斗文等。再传弟子江万里、文天祥等均有志节，以身殉国；真德秀、宋慈等经治有方，多有善政，名垂青史。明代的王阳明，初学朱子，后转向陆九渊“心学”，也算得半个朱熹弟子。

朱熹有三子：朱塾、朱埜、朱在。次子朱埜生四子：朱钜、朱铨、朱铎、朱铚。南宋危亡时刻，朱钜季子朱潜携带幼子朱余庆逃到高丽国定居。历经七百多年，后裔子孙繁衍昌盛，散居朝鲜半岛，达二十余万人。朱子裔人经世代繁衍，迄今遍布五湖四海。朱子后裔迁徙的历史，正是炎黄子孙百折不挠生生不息历史的一个缩影。

数年以前，我到东江、韩江流域采风。在梅州兴宁乡间，时见几处客家围屋、土楼错落有致，古朴典雅，有的名字也叫得特别，如“将军第”等。一打听，原来这几处村落竟是朱子后裔聚居地。

原来朱子之孙、朱埜次子朱铨因官迁居庐陵，成为庐陵朱氏始迁祖。朱铨后裔朱章甫从江西迁居兴宁竹丝湖，成为兴宁竹丝湖派始迁祖。

明成化年间，宪宗皇帝宠信奸臣，朝政混乱，东厂、西厂专横暴虐，许多忠正的官员被杀被贬。朱熹三子朱在八世孙朱彦明，眼见济世救民的宏愿无法实现，一怒之下辞官归隐，回到建宁，又于弘治年间携其一子（万里公）迁居兴宁竹丝湖，成为兴宁另一支朱氏遗脉开山祖。彦明公所居地方，夜间时闻水声咚咚作响，似有人轻轻击鼓，于是人们把这处地方唤作“鼓塘村”。久而久之，人们写惯了，都写作“古塘村”。

我在这里认识了老老少少许多的朱子裔人，想在他们身上，寻找到一丝丝圣人朱熹的“影子”。

有一位叫朱建文的“奇人”，给我印象最深。他是朱熹二十四世孙，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少年时，他是个又弱又病的“矮个子”，经过一番苦练，竟然变得强壮起来，弹跳摸高能达三米一强，成为地区家喻户晓的篮坛健将。青年时，他离开家乡到香港投奔亲戚创业。吃苦耐劳，为人正直，自强不息，经过一番奋斗，成为一个儒商。改革开放后，他回到国内，在深圳兴办企业，成就了一番事业。他一生都在默默地做着善事，兴建养老院，捐资助学，赈济灾民。人称“朱善人”。后来回到老家兴宁，了解到家族的渊源，便在家乡捐建了一所朱子宗词及朱熹文化公园，弘扬国学。如今他已是接近古稀之年的人了，仍然纵驰在篮球场上，与一群年轻人同场竞技。族中其他人也许没有他那么健硕，也没有做出他那样惊天动地的公益善举。但我却在他们身上看到人人具备的一些共同的特点，这就是：认真，认理，好钻研，顽强不屈，一身正气，敢于担当，能忍辱负重……

我在想，或许其他支派的文公后裔也都“遗传”了朱子的这些“特点”。他们身上这些令人羡慕的“特质”，或许正是圣人朱熹留传给后人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这些财富，他的裔孙可以享用，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也尽可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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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东方网    | 撰稿：吴重龙    | 责编：谷晟    审核：张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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