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有所育，事关千家万户。近年来，随着国家二孩、三孩生育政策的实施，“生了娃没人带”“双职工带娃难”成为很多年轻父母生育路上一大难题。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我国有超过三成的婴幼儿 家庭有托育需求，社区就近托育服务的市场需求十分旺盛，但入托率仅为5.5％左右。
根据2024年北京市政府“重点任务清单”，北京今年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加快普惠托育体系建设，新增普惠托位1万个，免费为普惠托育机构提供安全运营保险，建设母婴友好医院15家。如何让更多家庭婴幼儿享受“托得起、托得好”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期间，多位政协委员就推进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建言献策。
加强顶层设计
完善托育服务体系建设
做好托育工作，对于激发“生”的意愿、解决“育”的难题和减轻“养”的负担，具有重要作用。
“政府是顶层设计的谋划者、组织者和推动者。推进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完善的顶层设计是重要前提。”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吴彬认为，2023年北京市政府发布了《北京市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3年—2025年）》，明确了未来三年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目标、任务和举措，但还不够。还应进一步强化政府主导作用，推动托育服务相关法规、政策和制度创新，实现托育资源的均衡布局、有效供给和精准匹配，推动托育服务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吴彬建议，在国家层面，应尽快将托育服务法列入“需要抓紧工作、条件成熟时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在地方层面，2023年1月，《上海市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条例》实施；今年1月23日，《武汉市托育服务促进条例（草案）》已进入立法程序。北京市应加快托育服务立法，为完善托育服务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北京市政协委员、非物质文化遗产何氏通络开结术代表性传承人何银萍接受记者采访。
北京市政协委员、非物质文化遗产何氏通络开结术代表性传承人何银萍建议，要建立完善托育服务有效支撑体系，制定与城市发展和人口布局相适应的托育服务发展规划，完善托育服务标准和规范，进一步明确各类托育机构设立、审批、备案、管理、监管的部门具体职责和相关程序。
“医育融合托育服务模式可将医疗、教育、保育等多种服务融合在一起，为婴幼儿提供科学、专业的综合性服务，这种模式可以满足儿童和家庭的多重需求。”在北京市政协委员、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朱春梅看来，医育融合已成为当今医疗和教育领域的重要发展趋势，也是托育体系建设的重要方向和发展目标。
朱春梅表示，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对婴幼儿医育融合服务的发展方向、管理方式、服务内容等方面进行规定和指导。同时，加大政策宣传和解读，让更多家庭了解托育服务政策、科学育儿的理念，从而提高家庭对托育服务的认知和信任度，提升入托意愿和入托率。
鼓励单位办托
推动托育机构多元化发展
“要让更多有志于提供托育服务的单位、机构和社会力量顺畅介入，才能释放更多托育需求。”北京市政协委员，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赵丽君表示，单位办托作为一项福利，可为职工提供质量有保障、价格可接受、托育时间与职工工作时间无缝对接、方便可及的普惠托育服务，应积极推进用人单位办托。
“普惠价格低于市场价格，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职工0－3岁婴幼儿入托难、入托贵难题。”赵丽君介绍，近年来，北京市总工会积极与政府相关部门形成联动，加强顶层设计，提出了在有条件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园区、楼宇、街道、社区等用人单位因地制宜，通过挖掘自身幼儿园潜力，实施托幼一体化；鼓励单独建设或联合建设，自行运营或引入第三方托育机构服务等多元发展的托育服务运行模式。目前，北京市用人单位办托班24家，提供托位1055个，实际入托人数579人。
赵丽君通过调研发现，资金短缺是用人单位办托可持续性发展的最大瓶颈。“单位办托经费主要来源于行政经费和工会经费支持，工会经费的服务对象是全体工会会员，拿出大额资金支撑托育园所运营终究‘压力山大’。”
难题怎么解？赵丽君建议，将用人单位办托纳入全市普惠托育服务工作总体规划，统筹运用现有财政资源，建立专项资金保障。可借鉴公立幼儿园开办费补贴模式，为用人单位新建托育园所给予一次性开办费补贴。
“既要推进普惠资源扩容增效，还要多渠道扩大社会托育托管资源供给。”何银萍进一步表示，应当对公办托育机构建设进行科学测算和按需规划，完善公建民营机制，综合“从业信誉、服务水平、可持续性”等质量指标，引进托育运营机构早期介入、全程参与项目工程建设，探索开展连锁化运营。同时，依托政府机构网络，充分发挥城乡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婴幼儿照护服务功能，通过场地和硬件支持、购买服务等，支持专业服务机构依托社区加强网点建设，提供就近的全托、上门、短时托管、突发情况救护等多元化服务。
加强技能培养
提供强有力人才支撑
近年来，随着社会对婴幼儿托育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托育行业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托育人才短缺问题尤为突出。
针对托育服务技能人才缺乏的问题，何银萍建议，可以通过将托育人员作为急需紧缺人才纳入培养目录，引导职业院校、高等院校增设婴幼儿照护服务相关专业等方式，扩大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学历托育人员招生规模。
“全市7所本科高校设置学前教育专业。职业院校中，14所设有托育专业，22所设有幼儿保育专业，13所设有学前专业。”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乔东亮表示，目前托育专业多为中职高职院校，学生报考意愿低，毕业后的晋升和发展方向也比较模糊。他直言，全国范围内托育人才缺口高达数十万人。托育人才数量少，素质也参差不齐。不少托育人员经过简单培训就后上岗，缺乏专业素养，无法满足我国的托育需求。
针对这些问题，乔东亮建议要从高校端、社会端、机构端分别出力。具体来说，高校端要增学位、通学历、强课程。增设专业，减免托育专业学生学费，贯通升本升硕通道，建立中高职本一体化、托幼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统筹设计课程体系；社会端要扩队伍、促晋升、提待遇。要将全职妈妈、银龄老人纳入托育人才队伍，建立托育人才职称评审机制，合理设置初、中、高级职称，提高托育从业人员待遇，增强托育工作吸引力；机构端要明标准、严准入、强培训。要结合托育工作实际，制定出台人才选用标准。托育机构要严格选人用人育人。同时，制定托育服务人才培训机制，制定托育人员在岗培训办法，规范职后培训。
在朱春梅看来，完善医育融合人才培养体系与加强医育融合培训及监管同样重要。她进一步建议，加强医育融合人才培养模式设计，加强妇幼保健、疾病防控、卫生监督等机构对托育机构的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等。“总之，强化人才培养是重中之重，没有人才，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未来，需要综合施策，加快完善托育服务体系建设，让年轻育龄夫妇不仅生得起，还要养得起、育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