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农村的孩子已经忘记乡愁的味道

记者丨尹可然

整个故事的转折点，在儿子大学期间的一次返乡。

2018年，读大学的儿子回到海螺镇过暑假。有一天，父子俩走在田野里，李显文随手一指，问儿子：这是什么农作物。

年轻的“双一流”211院校的大学生反复辨认了半天，支支吾吾，没能答上来。父亲李显文先是有些遗憾，但忽然兴奋起来：“我知道我的学校该做什么了！”

李显文

李显文的另一个身份，是成都东部新区金堰学校的校长，学校位于龙泉山脚下的海螺镇，距离成都五十公里。

作为镇上唯二的学校之一，金堰学校也无可避免地面临着和其他大多数乡村学校一样的问题——乡村资源有限，缺乏办学特色，留不住本地的孩子们。

李显文也为此困扰了很多年。“每学期开学，看着越来越少的孩子，（生源流失）这个问题就会像一根刺一样，在心里扎一下”。

他也不止一次地去县城以及更大的城市拜访学习，但最终发现，大城市里那些“看着很高级”的课程，并不适合自己的学校，“硬件，师资，都是问题”。

但2018年那个夏天，傍晚余晖里，父子俩在田野的这次行走，让李显文“如大梦初醒”——我的学校该做什么样的特色，兜兜转转寻觅这么多年，原来答案就在脚下的土地里。

如果从学校的历史来看，金堰学校其实并不算是一所“年轻”的学校。

■ 金堰学校的前身叫坛罐乡小学，创立于1940年。

■2008年9月，坛罐乡小学与坛罐乡初级中学合并为简阳市坛罐乡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2017年4月，学校更名为成都高新坛罐乡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2020年5月，成都东部新区成立后，坛罐乡与海螺乡合并为海螺镇。

■目前，学校划归为成都东部新区所辖，并在2021年5月拥有了一个崭新的名字——成都东部新区金堰学校。

出生于1971年的李显文几乎就是这所学校的一枚“活化石”，见证了学校近50年的历史。

他是海螺镇土生土长的人，也是这所学校曾经的毕业生。1995年，从师范学院毕业后，他成为了学校的一名中学英语老师。2000年成为学校副校长，再到2018年担任校长。

他也亲历了这所学校最“高光”的年代。在过去的20多年里，学校的教学质量在简阳市一直名列前茅。在最巅峰时期的2012年，整个初三年级有72名毕业生考入了简阳中学——对一所乡村学校来说，这无疑就是最好的招生宣传了。

事实也是如此，那个时候的金堰学校，是不少当地人心目中送孩子入学的最理想选择之一。

金堰学校

李显文回忆，那时候金堰学校已经有了两个校区，校区之间步行大约需要五分钟时间，每天因为工作，李显文都会在两个校区之间往返数次。每每走在路上，常常有相识多年的家长喊住他：“李校长，我家孩子明年就要上初中了，您到时候多关照。”

其实不用家长提醒，李显文都几乎能把镇上的孩子们在心里摸个门清。作为一个只有三四万人口的小镇，很多人都认识李显文，李显文也几乎都认识他们，“我可能是这个镇上最有名的人之一。”因此，哪家的孩子该上小学了，哪家的孩子该上初中了，哪家的孩子考了个好大学，“几乎都记得”。

但是，从六七年前开始，李显文明显察觉到，明明到了开学报到的日子，怎么有些自己看着长大的孩子却没来报名呢？

一家一家打电话，一家一家上门询问，李显文得到的答案几乎都是相同的：很多孩子都被外出打工的父母带去城里上学了。

更扎心的，是来自于镇上老熟人们的一些咨询：李校长，我家孙子要上小学了，简阳县城里哪个小学比较好呀。

每每面临这种咨询，李显文就心情复杂。“也不只是尴尬吧，就是一种很难描述的感觉。这个学校在我心里，就像是海螺镇上所有孩子的一个家，但现在这个家的成员，却在不断离开，家里越来越冷清……很复杂的一种心情”。

比李显文的尴尬更尴尬的是招生数据。每年金堰学校新小一、初一年级都预计招收四个班，但现实是只能招到三个班，个别年份甚至连三个班都收不满。

对于选择带着孩子外出求学的家庭，李显文表示充分理解，“很多‘80后’、‘90后’的年轻父母，都去过大城市，知道更好的教育是什么样子。”

他更牵挂的是留下来的孩子们。

从情感的角度，在小镇上工作生活几十年，这里有他的发小、同窗、亲朋，有些学生按辈分算，都该叫他爷爷了。“他们把孩子交给我，我们要是没教好，有什么脸面面对这些几十年的老熟人？”

从现实的角度，他也十分清楚，不是每个小镇家庭都有能力带着孩子去城市。“如果说其他家长带着孩子离开，是为了一个更好的起点，那留下来的孩子，难道注定就要输在起点？”

李显文开始琢磨：部分家庭的离开，是自己无法阻止的。那有没有一种可能，让这些留在乡镇上的孩子，也能接受到至少和县城同等质量和水平的基础教育？

2018年，李显文开始担任金堰学校校长。他的目标十分清晰：只有提升办学水平，缩小和城市学校的差距，才是留住生源最根本的核心。

但问题是，破局的口子，应该从哪里撕开呢？

李显文查阅了很多学校的案例，也跑了很多地方，“县城，以及比县城更大的城市，借着学习、开会的机会，就去拜访，就去询问”。

但几乎无一例外，那些看起来十分“高级”也让他一度十分动心的课程，都没法复制回来。“没有硬件，也没有师资”。

李显文也关注到，很多乡镇学校都在通过艺术和体育展开办学的突围。他对此也动过心，但站在校长办公室门口的走廊上，看着初中部那块面积有限的操场，刚燃起的热情就被浇灭了。

小学部的场地就更局限了，甚至不能同时容纳所有学生进行体育活动。

艺术特色的道路也不现实。在以前很长时间里，金堰学校都没有一名专职的音乐、美术教师，艺术类课程全部由其他学科的老师们兼任。

学校特色到底怎么发展？直到儿子的那次暑假返乡，困扰李显文的谜面，谜底终于清晰显露。

他至今难忘那个夏天傍晚的夕阳，父子俩的不经意的对话，就此解开了他心中那个教育的结。原来，对土地、对故乡感到陌生的，不仅是城市孩子，甚至包括这些每天行走在田野里的农村孩子。

一切问题也都因此豁然开朗。

什么才是最适合金堰学校孩子们的特色教育？答案就隐藏在这片土地中——海螺镇坐落于龙泉山脚下，有大片农田，农业主产水稻、小麦、玉米、油菜、甘薯等，在开展农耕劳动体验式教育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校内的场地有限怎么办？校外的空间可以无限延伸。那些山林、那些农田，皆可以成为农村孩子的课堂。

师资怎么办？李显文哈哈大笑：身边全都是在这片土地劳作了几十年的农耕高手，还有比他们更合适的人吗？

2019年，农耕劳动教育正式成为了金堰学校的一门特色课程。上课的教材，是由李显文与学校的老师们一同编写的《农耕体验式教育读本》，除了数十种适合学生们种植的农作物介绍，还有中国农耕文化历史等内容，既像一本生物书，也像一本历史书。

当然，仅有理论显然不够，农耕劳动教育的关键，还在于乡野实践。实践的前提，就是孩子们得有一块土地。这也是很多城市学校在开展劳动教育时的最大局限之一，有些夹在林立高楼里的学校，甚至只能把劳动课堂开设在楼顶天台上。

但在海螺镇，城市学校们梦寐以求的一方田园、半亩方塘，都只是信手可得的日常。李显文半开玩笑地说，“我们乡镇学校终于也有占据教育资源优势的时候了”。

2019年下半年，李显文让学生们在自己家里闲置的土地里分别开辟了一块“开心农场”，面积不限。

具体种什么，由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喜好选择；怎样照顾好自己的“开心农场”，也由学生自主安排。

刚开始，不少家长都诧异，我们送孩子读书，就是为了让孩子离开农村不种地，怎么现在学校还专门教种地？

还有家长直接找到李显文：要是娃娃读书就是为了种地，那不如现在就回家种地，还读书干啥呢。

但在数月之后，当“开心农场”里的葱、蒜、番茄、红薯、玉米、豌豆、芹菜、莴苣、土豆等纷纷迎来首次丰收时，家长们实际感受到了孩子的成长。

有家长在孩子亲手写的《农耕劳动实践活动手册》上，看到了孩子的懂事。“以前看妈妈在地里劳作，还不能感受到有多劳累。只有亲手种过农作物，有过时刻担心着自己的作物的感受后，才会明白‘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含义。”

还有家长感受到了孩子习惯的变化。金堰学校的孩子很多都是留守儿童，家长出去打工，只剩老人或母亲在家守着孩子。大部分孩子做完作业就开始玩手机、看电视，娱乐方式也很单调。“但现在，孩子很大一部分时间花在了农作物照管、植物生长记录观察上去了”。

还有家长第一次尝到了孩子的劳动成果。“孩子自己种的菜，然后自己做菜，一家人吃了一顿很特别的丰收庆功饭。”

2021年，经过两年实践，“开心农场”愈发受到家长学生的欢迎。备受鼓舞的李显文又在学校外租了四亩地作为学校的农耕体验式劳动教育基地。

在种类方面，最多的一次，整个基地的农作物达到了30多种，“不仅有白菜、土豆、茄子、番茄这些常见的品种，也有玉米、花生、向日葵等，甚至有西瓜等水果。”

农作物种类多了，所需要的耕作知识对老师们来说也就有些“超纲”了。李显文就聘请了经验丰富的农民作为专家讲师，到学校来指导学生们耕种。

在责任划分上，李显文把四亩地在全校进行“包产到户”，每个班划一块地，从种植到照管到收获，每个班级全程负责到底。

实际上，在李显文心里，每个班的这块地，不只是他给孩子们的一块乐园，更是他开展学校特色教育的重要抓手。

比如，在很多学校，大课间都是做广播体操。但在金堰学校，大课间是另一番绝无仅有的景象。孩子们会在老师的带领下，前往耕作基地照顾自己班的作物。每周五天，班里的所有孩子都能轮到一次。浇水、除草、松土，如今已经成为了每个孩子的熟练常规操作，完全不需要老师的指导。

学科的融合教育，也围绕这一方农场展开。语文老师教孩子们观察作物生长，讲作文描写细节，写种植过程；数学老师教孩子们量土地、估算收成、算支出、算利润；英语老师教孩子们学单词，练写作；地理老师讲物候，讲四时；生物老师讲植物的基因，讲品种的遗传……

作为和学生们朝夕相处的人，八年级教师张琳明显感受到了学生们的一些变化。“比如责任意识，有了一块地，那么班级就要为之承担责任；日常照顾作物的任务分配到每个人，那每个人都要为之承担责任。”张琳觉得，可能这种变化很难在一天两天就感受到，但一定会在潜移默化间，浸润人、感染人、熏陶人，塑造人的品性。

学生们将自己种的农作物面向村民进行义卖

除了品格塑造，李显文现在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把农耕教育与现代科技教育结合得更好。

他提到自己曾经看过的一则新闻，说电子科技大学一名学生，大学毕业后选择返回农村老家，科技务农，并带领当地农民顺利增收。这让李显文倍受鼓舞。“谁说农耕教育就意味着土和落后呢，结合了现代科技，农村广阔天地照样大有可为。”

“当然，更重要的是，通过农耕体验式劳动教育，让孩子们和他们脚下这片土地产生连接，让他们今后无论走到哪里，都能记得住故乡的山水，记得住这片乡愁，记得住自己的根在哪里”。

但有了乡愁和诗意，就能留住孩子们吗？至少截至目前，招生数据并没有给到李显文太乐观的回馈——今年九月，金堰学校一年级新生入学依旧只收了三个班。

“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这是我个人无法阻止的大趋势。”教了几十年书，李显文很明白家长们的心思。大家之所以选择城市学校，更多还是希望在经过了九年学习后考出一个好的成绩。

成绩很重要，分数很重要，多年以前，李显文是这样认为的，到现在，他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文化课我们依然抓得很紧。”

但另一方面，从自己的儿子小学到中学，再从大学到参加工作，李显文也逐渐发现：一个人的成长，在分数之外，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东西。

“如果说，前二十年金堰学校的孩子们只会拼分数、卷成绩，那我希望他们能在今后，除了有好的成绩，还能对生活保持热爱，对世界保持热情。比如，如果有一天，我的学生告诉我，他突然从四季的更迭、草木的枯荣中得到了一些对生活的思考、对生命的领悟，那可能我今天所做的这一切就不算白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