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年王稼祥逝世，贺子珍痛心说道：不是他，我怕早死在异国了

在1970年，王稼祥同志时隔一年之久再次回到了首都，此前他被下放到了信阳工作，这一次是为了治病才回来的。

多年的革命生涯本来就让王稼祥患有各种伤痛，而随着年岁的增长他的肠胃病也愈发严重，不得已需要回京治疗。这次回来后，王稼祥在北京休养了很长时间，病情开始有所好转。

但谁也没有预料到，1974年年初的时候，王稼祥的心脏病突然发作，而这最终造成了他的病故。

王稼祥病逝以后，难过的人有很多，但有一个人显得很是特殊，她就是贺子珍。当时，贺子珍流着泪说：“要不是他，我恐怕在就死在异国了。”

贺子珍负气出走

贺子珍的话是事实，王稼祥确实是她的救命恩人，而这就要说到发生在八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在1937年的秋天，刚在延安生活了一年多的贺子珍却突然离开了，并且她走的时候还怀有身孕。这倒不是说她有什么任务要去完成，或者说要去走亲戚，单纯只是因为她和毛主席吵架了。

毛主席在她走的时候表态说：“这些年你跟着我受了这么多苦，现在情况不同了，以后不会让你像过去那样。”

但生性倔强的贺子珍没能过得去自己心中那个坎，她还是选择了离开，并赶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即便如此，毛主席还是试图喊她回去，就托警卫员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去西安接人，可贺子珍到此时依旧不肯回头，她甚至送回一条手帕以示诀别。

不回延安，那去哪里呢？贺子珍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上海，因为她想找一个医疗条件比较好的地方，把早些年留在自己身体里的弹片取出来。

另外毛主席的弟弟毛泽民一家也在上海，毛泽民当时是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而贺子珍与毛泽民的关系还不错，投靠他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就在贺子珍要动身的时候，八一三事变爆发了，随即就是长达三个月的淞沪抗战。

没过多久，毛泽民的妻子钱希均先行回到西安，而她劝贺子珍不要去上海，还是回延安比较好。

贺子珍虽然就此打消了去上海的念头，但她既然摆出了那么决绝的姿态，绝不肯轻易回头，好强的人大抵都是如此。

就在贺子珍感到为难的时候，一个消息让她重新振奋起来：中央决心送一批干部去苏联养病和学习。

这个消息让贺子珍找到了方向，她当即决定去苏联，这不仅是因为苏联有着更好的医疗技术，也因为那里是革命者的向往之地，贺子珍就是想在治好病的同时努力学习，早一日成为一个有理论水准的革命女性。

所以，贺子珍才一定要去苏联，去那里接受高水平的马列理论教育。然而，此时的贺子珍还意识不到，苏联之行将是她一生之痛。

在苏联的艰难岁月

在1937年的年底，贺子珍终于经由新疆迪化踏上前往苏联的旅途，那一刻的她心情十分兴奋。

与贺子珍同行的人，大部分都是革命战争中负伤生病的同志，比如在长征中双脚都被冻掉了的徐梦秋；第三次反围剿时左臂截肢的蔡树藩；娄山关战役中右腿截肢的钟赤兵等等干部同志。

当然，贺子珍能被允许加入他们的队伍也是因为有着相当的伤痛，她曾在长征中为了掩护战友被敌机扔下的炮弹炸伤，虽然没有危及性命，但身体里留下了很多弹片，这长期折磨着她。

毛主席总是安慰贺子珍，等以后条件好了，一定为她治好伤。这些话虽然暖心，但毕竟难以实现，如今好不容易等到一个机会，贺子珍很想抓住。

在得知贺子珍要去苏联后，毛主席还是想劝她回来，他觉得以贺子珍的性格，再加上不会俄语，到了苏联肯定适应不了。

于是早在贺子珍抵达迪化机场的时候，已经在新疆省主席盛世才手下担任财政厅长的毛泽民就苦苦劝说，希望她能留下来。

即便是贺子珍已经抵达莫斯科，依旧有人给她带来毛泽民的口信，希望她回心转意。只不过，这些劝说都是徒劳的，倔强的贺子珍谁的话也听不进去。

抵达莫斯科后，贺子珍顺利进入共产国际党校分部学习，她还给自己起了一个“文云”的化名。

而在正式开学后，贺子珍起初学习还算顺利，这里宽松的学习氛围让她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大胆地和大家争论问题，于是她的理论水平进步地很快。

当然，问题也是有的。首先就是俄语，这东西对于贺子珍就有些难度了，她学习地很吃力。

另外就是生活上，党校的学员都是由红色救济会负担生活供给的，但由于贺子珍的级别不够，她所能享受的待遇也就很一般了，只是相比起语言关来说这个更好克服一些罢了。

1938年的四月初，贺子珍在谢琴诺夫妇产医院分娩了，她生下了一个男孩，这是她和毛主席之间的第六个孩子，贺子珍为其取了一个苏联名字，就叫廖瓦。

但命运在此时和她开了一个玩笑，廖瓦在十个月后就因为肺炎夭折了。丧子之痛几乎让她难以承受，因为在此之前贺子珍已经与四个孩子失散了，而这是她失去的第五个孩子。

在廖瓦的坟头上，贺子珍泣不成声，出国一年多的她在此时第一次产生了回去的想法。只可惜，贺子珍已经回不去了，因为毛主席已经结婚了。

连番的打击让贺子珍陷入极大地痛苦中，她开始后悔自己当初的决定，意志也愈发消沉。

恰在不久后，毛泽民也来到苏联养病，他专门找到贺子珍谈心，并积极开导她，这才让贺子珍重新鼓起对生活的勇气。

1940年的夏天，党校的学习结束了，此时与贺子珍一同抵达苏联的同志大部分都回去了，只有六人继续留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至于贺子珍，她没有选择回去，而是和另一个叫张梅的同志一起留了下来。她们被红色救济会分配到了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去做一名幼儿园的老师。

然而，贺子珍的性格以及身体情况并不适合这个工作，以至于只要有小孩哭闹，她就会感到头痛和烦躁，有时还会对小孩子发火。

于是在后面的日子里，贺子珍还做过缝纫工、仓库保管员、厨房女工等等工作，但这些她都没有坚持下来。

缝纫工和厨房女工都是一个需要相当耐心的工作，这些对于十六岁就扛枪打仗的贺子珍来说，实在太为难她了，而不当仓库保管员则是因为她的俄文水平不够，填单据的时候太头疼。

贺子珍再一次感受到了孤独与无助，她自嘲说：“我就是睡在饭甑下面也会被饿死。”

但在当年的苏联，一切物资都遵循按劳分配的原则，不劳动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贺子珍只能尽可能在儿童院找一些事情做，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

此时，贺子珍才真正理解了毛泽民当初所说的那句“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只是她已经没有选择的机会了。

王稼祥的关键援手

1941年的春天，贺子珍唯一还在父母身边的孩子，也就是李敏也来到了苏联。本来母女团聚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但对贺子珍来说，这同时也是一个负担，尤其是在几个月后。

因为在1941年的夏天，纳粹德国向苏联发动了闪击战，其五百万大军在近千公里的战线上狂飙突进，苏联红军在战争之初一溃千里，莫斯科岌岌可危。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已经是“一切为了前线”，国内的物资供应完全实行配给制，大人每人每天八百克面包，小孩每人每天六百克。

即便已经这么少了，但面包的供应还是个问题，大部分时间儿童院只有土豆吃。当然，饭也不是白吃的，所有人都要为前线生产物资，就连小孩都要学着缝制衣物和钉制木箱。

困难时期，贺子珍不得不卖掉自己随身的手表、钢笔和衣物来换取食物。但她们母子依旧缺乏柴火，在冬天滴水成冰的莫斯科，这样的日子无疑是十分难熬的。

为了生存，贺子珍几次给共产国际写信求助，但她不知道的是，共产国际早就趋于瘫痪，后面更是直接解散了，没有人能帮助她。

就在贺子珍最无助的时候，一个更让她绝望的事情发生了：李敏也得了肺炎！已经失去了五个孩子的贺子珍绝对不想再失去这最后一个，她拼尽全力为李敏寻求救治的机会。

但国际儿童院的院长玛尕洛夫对中国人十分歧视，他不仅不在乎李敏的死活，还指责贺子珍已经好几天没有上交为前线缝制的毛衣和袜子了。

这种时候，贺子珍哪还有心情织毛衣，她唯一的想法就是救活女儿，尽可能地找营养品为女儿续命。

不过，玛尕洛夫对待“不听话”的贺子珍更加蛮横，他直接骂道：“你待在这里不想干活，难道还要我们养活你们这些懒虫？”至此，贺子珍的情绪被完全点燃，悲愤至极地她与玛尕洛夫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从来人在矮檐下时都要低头，贺子珍此时与玛尕洛夫爆发争吵，后果就是被对方污蔑为精神病，然后关进了疯人院。

在疯人院，贺子珍受到了百般折磨，她被逼着吃大量精神类药物，并在生活受到虐待，因而这段经历成为贺子珍始终不愿回顾的惨痛记忆。

就在贺子珍饱受折磨之际，王稼祥的到来拯救了她。王稼祥是党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当年的遵义会议上，多亏了他的关键一票，才让毛主席重回领导核心地位。而如今，又到王稼祥帮助贺子珍了。

抗战胜利后，王稼祥第三次奔赴莫斯科，这一次他是去养病的。当时，王稼祥居住在莫斯科高尔基大街的柳克斯公寓，而很多在苏联学习的同志和学生都来拜访他。

就是在与这些人的交流中，王稼祥意外得知贺子珍被关到了疯人院，这让他大为震惊。

随即，王稼祥找到了罗荣桓，与他商议如何救出贺子珍。商议过后，王稼祥和罗荣桓一起向苏方提出交涉，要求将贺子珍送到莫斯科诊治，如果她是正常的，就应该送回中国。

然而，苏方拒绝了两人的要求，他们回复说：“经上级考虑，贺子珍同志不便来莫斯科。”

王稼祥并没有因此就放弃，他提出由自己的夫人朱仲丽协助诊断贺子珍的病情，因为朱仲丽是上海东南医学院的医学硕士，完全有资格参与诊治。但这一次，苏方还是拒绝了他的要求。

在连续遭到拒绝后，王稼祥依旧没有气馁，他的语气反而更加强硬了：“请你们以我的名义再次向有关领导提出，我有权代表我们的党看望自己的同志，如果她的病情严重，就应该来条件更好的莫斯科治疗。而且，我们一定要为贺子珍重新检查，如果她没有病，还请你们做出合理的解释。”

终于，王稼祥的强硬态度起到了作用，苏方答应放人。不久后，王稼祥夫妇在疯人院的长椅上见到了贺子珍，只是经过了这几年的折磨，贺子珍受到了极大地摧残，以至于两人几乎不敢相信这就是当年的“永新一枝花”贺大姐。

而在认出王稼祥夫妇后，贺子珍的情绪也是十分激动，她抱着朱仲丽大哭起来。

随后，贺子珍被王稼祥夫妇接到了柳克斯公寓，她在那里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在确认贺子珍没有患病后，王稼祥向苏联提出送她回国，苏方这次同意了。

于是王稼祥再次给毛主席发去了电报，请求送贺子珍回国，毛主席也回复说：“完全同意！”

终于，在1947年的秋天，贺子珍带着康复后一直在儿童院生活的李敏踏上了回家的路，而她们不久后就抵达了哈尔滨。

贺子珍终究是摆脱了噩梦般的苏联生活，只是此时的她已经无法修复与毛主席的感情。

到1949年，女儿李敏回到了毛主席身边生活，而贺子珍则远走上海，并在那里度过余生。

而尽管后来与王稼祥交集不多，贺子珍却一直铭记着他的救助之恩，乃至于在王稼祥病逝后，她面对朱仲丽说：“要不是他，我早就死在异国了。”

结语

一别十年，再见人事已非昨。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了贺子珍坎坷多磨的一生，而这一切本来不必要发生。

怪只怪毛主席和贺子珍的脾气都太执拗了，婚姻中的双方如果都非常强势，那他们的生活必然会有各种磕绊。

其实毛主席已经拿出了相当的姿态来缓和两人的关系，但由于种种顾虑，贺子珍还是依然选择了远走他乡。

而在经历了一番磨难后，贺子珍终于开始后悔自己当初的偏执，但命运的骰子一经掷下，就再无转圜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