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山西旱地的研究生们：在北方山区种出樱桃和百香果

秋雨掠过黄土高原上的沟壑和农田，生长了一季的庄稼快速地走向了成熟，饱满的玉米挂在干枯的玉米秆上，露出金色的颗粒，高粱红得像火一样，和天边的火烧云连成一片。相邻的谷子地里，44岁的孙东宝，带着三个研究生，正在讨论今年的收成。临近秋收的季节，这座全国唯一的国家级旱农试验站里，留守的学生每天都要下地，为了方便干农活儿，他们都穿着军训的迷彩服。

这是一座建立了30多年的旱作农业试验站，位于山西寿阳。30多年中，试验站里驻守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有人离开，也有留在这里，见证着黄土高原一点点变绿。

9月19日，孙东宝带着学生观察地里的作物情况。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种地三年，十五亩“毕业论文”

完成了这场秋收，25岁的冉漫雪就要回到北京，准备她的硕士毕业论文，如果不再继续读博士，这可能是她在黄土高原上最后一次种地。

三年前，刚刚考上中国农科院农业环境与发展研究所研究生的冉漫雪，从云贵高原出发，一路北上，没来得及去北京，就先到了黄土高原，住进了这座建在田野中的试验站。这几乎是所有农学生共同的经历，尚未入学，先下地干活儿。

今年研三的冉漫雪，正在做一项旱地多样化种植的试验，试验已经做了三年，今年秋收后，就要开始写毕业论文。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孙东宝是这些学生们的老师，在这座站上，他已经工作了16年，从每年的春播开始，一直到秋收结束，所有的时间都在试验站，做试验、指导学生、管理试验站……一年之中，最少要在试验站驻扎半年以上，最多的时候，他全年只回家8天，试验站的学生、农田里的工人、周边的村民，是他更熟悉的人，而北京的工作单位中，反而很少有人能见到他。

冉漫雪是孙东宝的学生，在试验站，她管理着15亩试验田，试验田里种着高粱、玉米、谷子、向日葵等不同的作物，每种只有几米宽的一条，中间还种着用作绿肥的杂草，这是一项旱地农业多样性种植的试验，冉漫雪已经做了三年，在冉漫雪之前，她的师兄师姐们，做了更长的时间。

这是一场改变旱地农业模式的试验，从杂粮为主到玉米为主，从低产到高产稳产，30多年中，旱地农业技术，给北方旱地带来了许多改变，粮食在不断增产，但同时，长期的连作也带来了许多问题，新的种植模式，丰富的作物种类，是他们当前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

三年中，许许多多的试验数据积累起来，成为了毕业论文的素材，今年的秋收，对她来说格外重要，一场突如其来的极端天气，可能会让她失去许多数据，最严重的情况，可能造成延迟毕业，这是农学生们的无奈，尤其在靠天吃饭的北方旱地中，做科研的农学生们，和所有的农民一样，随时面临着各种变数。

30多年前，在牛圈建起试验站

早晨6点多，试验站开始变得热闹，驻站的老师和同学们陆续起床，厨房里已经做好了早餐，早餐的材料，绝大部分都是试验站自己种的，蒸熟的黏玉米、小米粥、蒜泥茄子、炒白菜、煮花生……

清淡但丰富的食物，很多都是学生们前一天晚上在地里摘回来的。这里人最多的时候，有三十多个学生，接近饱和，他们种植的粮食、蔬菜、水果，除了试验所需的材料外，剩余的部分完全可以自给自足。

“现在的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孙东宝说。

9月26日，山西寿阳站试验田中，几个常驻的学生走过田间路。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30年前，这里的人们，吃一顿白面饺子，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寿阳位于黄土高原腹地，晋东向豫西过渡的地带，土地贫瘠、气候复杂，降雨量少，是典型的干旱半干旱地区，千百年中，人们靠天吃饭，种植杂粮，遇到灾年，往往颗粒无收。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谷子、高粱等杂粮，还是这里最主要的农作物。

1991年，一群来自北京的农业科学家，响应国家“七五”科技攻关号召，想要改变生产条件最恶劣、经济条件最不发达地区农民“靠天吃饭”现状，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陶毓汾就是其中之一，他和同事们第一次来到寿阳县。在寿阳县的一个小村庄宗艾村里，他们租了村民废弃的十多间猪舍，将猪舍改造成实验室，同时又租了村里废弃的牛圈，除去杂草、平整土地，改造成试验田，在这里播种、施肥、取样，建起了最早的北方旱作农业综合试验区。

旱农试验，一天只带一壶水

干旱寒冷的西北高原上，每年只种一季作物，四五月份播种，十月左右收获。一年最长的两个假期，正好是农业最紧要、地里最忙的时候。

旱地农业靠天吃饭，每年播种前的春雨，是一年收成的基础，遇到雨少干旱的年景，春播时光下雨不刮风，连种子都种不下去。

怎么才能在降雨量不足的时候，把种子播下去，同时还要获得稳定的产量？这是科学家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

多项长期定位试验在黄土高原上展开，比如土地培肥保墒、秸秆覆盖还田、水土流失监测等，从宗艾村的废弃猪舍牛圈，到更广阔的土地上，这些长期定位试验，在一点点改变黄土高原上的种植模式。

9月27日，山西寿阳站试验田里的秋收。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梅旭荣是常驻黄土高坡的第二代科学家，早在1987年，他从当时还是农业气象研究所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发展研究所毕业，来到山西长治屯留县蹲点科研。第二年，第一项旱地农业技术“秸秆覆盖还田”在当地推广，梅旭荣和同事们租住在农民家里，在当地租地建立试验田，在试验田中示范新技术。

随后不久，梅旭荣来到寿阳，和一群同事接替了前辈的工作，继续旱地农业的技术研发。

当时的西北黄土高原，远没有30多年后郁郁葱葱的绿意，野外试验中，干旱、缺水、大风、扬沙是常态，“我们那时候，一天只配一个军用壶的饮用水。”

在今天，试验田中的某些特殊试验，可以在干旱时适度补充灌溉，但在当年，补充灌溉只是一个空想，“水是旱地农业永恒的核心，遇到干旱，不是不想灌溉，是没水灌溉，连生活用水都紧张，更不用说农田灌溉了，所以想方设法地提高降水的利用效率，是旱地农业技术不变的主线。”梅旭荣说。

田野生活，夜晚比白天更难熬

下午6点多，研二的杜媛和几位同学一起，骑着电动三轮车，从地里回到试验站，食堂里的饭刚刚做好，吃完饭，天就黑了，野外的试验站，没有娱乐，只有三三两两的同学，坐在自习室里各自读书。

这样的条件，对上一代驻站的旱农研究者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2004年，大学毕业的孙东宝，从山东出发，来到山西衡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住在一户村民家里，每天给村民交7毛钱伙食费，在这里开始了他的研究生学习生涯，那是一个进城都难的偏远山村，此后三年中，从春播到秋收，他每年有半年多住在村里，和村民们一起劳动。

硕士毕业后，他转到寿阳站所在的宗艾村，当时的寿阳站，在远离村庄的野外，四面都是农田。“西北的风很硬，透过房门，春秋两季能把人吹透了，十月份就得点炉子，有一天夜里，炉子上的烟管掉了，我们几个都不敢下去看。”

9月26日，孙东宝介绍旱地土壤研究的情况。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几年之后，同学们各自回去，试验站只留下孙东宝一个人，“我当时不敢在试验站住，但又不能不住，就想了个办法，在村里找了几个中学生，我给他们补课，他们陪我住在这里。”他说。

一块黄土高原上的试验田，几间猪圈改成的实验室，时刻离不开人，“试验站里有很多长期定位试验，有关于土壤的，有关于水分利用的，有水土流失相关的，许多试验都需要定期取样、观察、记录，每一次都是关键时刻，错过一次，可能就错过了一年。”

十多年后，孙东宝也有了自己的学生，来自四川的杜媛，住在新建的试验站中，晚上不会再害怕了，但和老师一样，她们同样要在黄土地上耕耘。

杜媛正在进行的，是一项和土壤微生物有关的试验。

同样和土打交道，这个学农的研究生，做着许多农民们看不懂的工作。试验田的一处空地上，埋了十多排20多厘米粗的管子，上下通透，管子里放着来自不同地方的土壤，有的土壤被炒熟了，杀灭了土壤中的菌群，重新孕育新的菌群，有的添加了不同剂量的牛粪、秸秆等各种有机物，而炒土、称粪的工作，都是这个只有24岁的南方姑娘自己做的，这个试验要做三年，贯穿了她研究生全部的时间，她还有一块自己的地，计划做种养循环的试验。

取土、炒土、混合牛粪秸秆等有机肥，研二的杜媛在试验站负责一项土壤配肥的试验，每天都要定期观测不同土样的变化。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黄土变绿，旱地种下南方水果

30多年中，从最早建立试验站的第一代科学家，到刚刚入学的年轻学生，一代又一代的人来到这里，一点一滴改变着黄土高原。

如今的黄土高原，和30多年前已经完全不同，站在试验站望去，四面原野，千沟万壑中一片碧绿，只有风水侵蚀的断面上，偶尔才露出黄土。秋日的高原上，大片的黄色，几乎都来自成熟的农作物。

和杜媛同年级的郭素蓝，正在做一项和肥料相关的试验。黄土高坡上的旱地，千万年来没有浇过水，自然降雨的匮乏和寒冷的气候，使得秸秆、绿肥等来自自然的有机肥积累非常慢，但尽可能少用化肥，是现代农业的基本要求。

在试验站，许多和有机肥相关的试验在长期进行。郭素蓝介绍，他们正在尝试不同的用肥方式，她有一块很大的试验田，试验田被分成了很多小区域，每一个小区域中，都使用不同配比、不同类型的肥料，“试验的目的，是找到适合本地的、最高效的肥料利用方式。”

9月16日，山西寿阳站试验田中，研究生杜媛正在进行土壤配肥试验。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摄

长期的试验中，普通的农活儿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再是困扰，他们可以和试验站雇的工人一起下地，播种、收获。但有些工作比农活儿更繁重，比如采集土壤样品，采样的工具要打到地下两米深，全靠人力，对一个女生来说，无疑是一件格外艰难的工作，大多数时候，她会请试验站的男同学或者男工人帮忙，但有时候恰好没人，也得自己动手。

不过，如今的试验站，也有很多新鲜的东西。为发展多样化的农业，试验站进行了很多新作物的种植试验，不限于粮食作物，还有各种蔬菜、瓜果，几间新建的双层温室里，种着来自云贵大山里的百香果，试验站的院子里，栽了山楂、杏树、梨树、西梅，露地的农田中种着各种蔬菜，几间传统的温室大棚里，种着葫芦、南瓜，丝瓜，还有整整两座大棚的樱桃树。

这里大部分有工人打理，但也是学生们的乐园，秋日里没有杏儿、樱桃，但是有葫芦密密地挂在藤上，地面上金灿灿的南瓜等待采收，院子的山楂树上，已经一树红果。

“种这些新作物，是旱地农业的一种尝试，同时也是示范，农业不止是粮食生产，同样也要帮助农民提高收入，增收致富，事实上，我们试验站的模式，已经有许多农民开始学习。”孙宝东说。

高原秋色，火烧云下的丰收季

如今的寿阳试验站，建成于2017年，2018年正式启用，也就在那时候，孙宝东他们从宗艾村搬出，搬进了这座位于寿阳县景尚村的新站。

新的试验站条件更好一些，不用住四处漏风的房子，试验用地也更加宽裕，原来的宗艾村因为靠近城镇，土地已经渐渐变得紧张，很难再有新的耕地供他们进行试验。

新试验站同样在野外，但距离景尚村不远，徒步十多分钟就可以到村里，这是一座美丽的山西村庄，村道整洁，鳞次栉比的民居，多带有山西窑洞的风格，村里还保留着许多古民居，颇有古风。只是，多年的空心化，让这个村庄变得很安静。学生们最熟悉的，是村里的商店，其中有一个专门放快递的地方，他们的快递会集中放在那里，等待下地回来的学生们来取。

孙宝东是山东人，他的家乡，和寿阳隔着一座太行山，他的工作单位在北京，家人也在北京。不过，在这里生活和工作了16年，他更像一个地道的山西人，只有说话时偶尔带的一两句山东腔，才显示出他和本地人的不同。

刚来不久的学生们，还没有这么快融入这里。尤其是对几位来自南方的女生，黄土高原的生活，对她们来说，是一种完全陌生的体验。

进入试验站两年，24岁的郭素蓝，开始喜欢上这里了，她喜欢看云彩，家乡四川的群山里，云彩瑰丽奇幻、瞬息万变，却没有黄土高原上的辽阔和苍茫，尤其是夕阳西下，遥远的天边，火一样燃烧的云彩，每次都能把他们留在田间，一直到暮色降临。

今年研二的郭素蓝，是这片玉米地的管理者，从播种到收获，每年有超过半年的时间她都在这里。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再有一年，郭素蓝就硕士毕业了，她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继续留在这里，但不论去了哪里，其实都不算离开，在我国，有一半的耕地都是旱地，而从寿阳出发，旱作农业技术，已经在全国各个旱作区落地生根。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