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违背承诺，关系被降为代办级，中国还承认立陶宛的独立吗？

众所周知，身为波罗的海三国之一的立陶宛，在二战末期的1944年被苏联军事占领，成立了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作为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

尽管立陶宛并非全部民意都想要加入苏联，只是碍于苏联的雄威，不敢轻举妄动罢了，只能暂时寄在苏联的屋檐下。

等到20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九十年代初期，随着东欧剧变的发生，立陶宛内部就开始躁动起来，率先发难的就是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即现任立陶宛外长加布里埃柳斯·兰茨贝尔吉斯的爷爷。

兰茨贝吉斯堪称是波罗的海地区独立运动的急先锋，在美国的暗中支持下，于1990年3月11日以“萨尤季斯”党主席的身份当选为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

正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兰茨贝吉斯上任的当天，就给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当局一个下马威，促成了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会议通过了恢复独立的立陶宛国家、更改国名和国旗的法令。

兰茨贝吉斯这种直接绕过苏联，单方面宣布立陶宛脱离苏联独立的做法，让戈尔巴乔夫措手不及，因为在此之前，苏联从未有一个加盟共和国敢公开反叛，立陶宛开了先例。

对于立陶宛官宣独立的做法，苏联方面当然不会承认。

此时，中苏关系刚刚和解不久，无论是基于中苏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因素，还是基于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中国都不会立即承认立陶宛。

换句话说就是，立陶宛单方面宣布的独立，至少对于我们来说，是无效的。在苏联不承认立陶宛独立出去的情况下，我国严格遵守“互相尊重领土完整”的原则，仍然视立陶宛为苏联版图的一部分，视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一员。

那么我国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承认的立陶宛独立国家地位的呢？

关键还是看苏联的动作。

苏联动，我就动；苏联不动，我不动。

鉴于苏联对立陶宛的各种劝说，以及上手段制裁，都没能让立陶宛撤销独立的法令，即使面对苏联的军事威胁，兰茨贝吉斯也毫不畏缩，甚至还鼓动身边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学立陶宛脱离苏联。

再加上次年的莫斯科又爆发八一九事件，俄罗斯联邦和苏联当局矛盾公开化，让苏联更加无力顾及立陶宛。

最终赶在了苏联解体前的1991年9月6日，苏联才承认立陶宛的独立地位。

这个时候，我国看到苏联都不再寻求对立陶宛的主权了，那我们也就没必要再固执己见，于8天后的9月14日，我国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亲自赶赴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同立陶宛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沃·卡特库斯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立陶宛共和国建交联合公报》。

在公报中，我国明确表示完全支持立陶宛共和国申请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使得立陶宛顺利在17日加入了联合国。

除此之外，立陶宛在公报中还做出了一项核心承诺，那便是：“立陶宛共和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立陶宛共和国政府承诺不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和进行官方往来。”

这应当是中立关系平稳走过30个年头的核心基础。

然而，现实是，中立关系发展了30年，应该三十而立，关系更加成熟才对，可立陶宛却率先违背自己的承诺，在涉及我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开倒车。

尤其是现任立陶宛外长加布里埃柳斯·兰茨贝尔吉斯犹如鬼迷心窍，在美国的怂恿下，与我国的台湾省眉来眼去，不顾我国的强烈反对和警告，执意允许我台湾省以台湾的名义在立陶宛设立办事处，开创了我国所有建交国的恶劣先例。

在这种情况下，既然立陶宛破坏中立建交的基础，违反双方建交公报，那我们是否还要承认立陶宛的独立地位呢？

至少目前来说，我们并没有完全跟立陶宛撕破脸，只是把双边关系从大使级降为代办级，这仍然是一种微妙的沟通渠道。

因为外交级别通常分为五级，分别是盟国、大使级、代办级、断交、战争状态。在《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中所规定的国家间外交关系只有大使和公使两种，只是现在基本没有了公使级别的外交关系，现实中仅仅把公使作为一个外交职级保留了下来，比如公使衔参赞。

所以，大使级关系之后便是代办级。

尽管临时代办和大使不是一个级别。大使作为最高一级的外交代表，由一国元首向另一国元首派遣；而代办，则是由一国外交部长向另一国外交部长派遣，属于最低一级的外交代表。

严格上说，代办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官员，也不是一种衔级，而是一个职务。

但是这也说明了代办确实具有官方身份，我们还继续在立陶宛派驻官方代表，印证了我们仍然会承认立陶宛的国家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