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人梁元柱森琅公少年自画小照图轴，顺德博物馆藏,一派明代文人的清雅高洁……广东地处岭南，文教晚起于中原。然而唐宋时期海洋贸易和手工业的发展，使得广州跻身商业大都会。至明代，广东的文教水平已与中原及江南地区接近，出现了大批学者和文人。

荟雅南州：

明代广东文人的艺术与生活

撰文/牛晓琰

供图、支持/广东省博物馆

有明一代，中国人的生活艺术无论是精神上还是日常生活间的审美，都是极优雅的。这个时期的文人们，不再只满足于宋代内敛含蓄的清隽格调，他们热衷于生活中每一处有情趣的细节。诸如：海棠纹的窗子外古松的斜度；书房里金秋菊的插瓶款式；花梨案上洒金宣炉里沉檀的幽香；架上古书包角绫绢的柔滑光泽……明代的文人们相信，优雅的生活最能够帮助他们怡情养性。

■ 石湾天蓝釉小口花瓶，明代。

儒化天南

经过前代的积累和明初统治者的提倡，儒家伦理的权威性在明代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儒学大盛，儒家思想作为正统进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士人之间砥砺名节、刚直不阿是普遍的风气。

明代的广东正式进入中原视野。朝堂上，参与“大礼议”的广东籍名臣霍韬、方献夫等人积极推动乡约和宗族的建设，将儒家伦理从上层普及到民间及社会各方面。地方上，岭南大儒黄佐倡导修建祠堂，将岭南历史纳入传统中国的一部分。学术上，陈白沙（1428～1500年）“心学”的确立，使得岭南文教大盛，讲学蔚然成风。岭南学术在明代开始迅速崛起，广东从岭外“蛮烟瘴雨”之地，逐渐变为人文鼎盛的“海滨邹鲁”。

■ 岭南大儒陈白沙，名献章，明儒心学创始人。

书院与学派

明初，岭南大儒陈白沙在家乡设馆授徒，影响之大及于全国，世称“江门学派”。“江门学派”与由大儒王阳明创立的“姚江学派”并称为明代两大学派。陈白沙，名献章，字公甫，号石斋，明代理学家。他是广东新会人，居白沙里，故世称“白沙先生”，亦称“陈白沙”。陈白沙是明儒心学的创始人，也是岭南唯一从祀孔庙的人，被称为“岭南一人”。

“江门学派”提倡“以自然为宗”“学贵乎自得”的思想。“自得”，是将学术与做人相结合，要求学人在学术上有自己的见解，有独立的人格。这种倡导独立思考的开放学风，颇具岭南特色。

陈白沙的高足湛若水继承并发展了他的学说。湛若水对老师陈白沙可谓尊崇备至，凡足迹所到之处，必建书院以祀陈白沙。他不仅在广东西樵山建有云谷书、大科两所书院，还将书院建到了南京、湖南等地。此外，广东名儒霍韬、方献夫、黄佐等人也纷纷创办书院，讲学之风盛极一时。明代广东书院数量之多，已占全国30%，仅次于江西、浙江，居于第三位。

■ 《陈献章种蓖麻诗草书卷》。

书院是社会教育组织，最早出现在唐朝，正式的教育制度则是由宋代朱熹创立的。明代的书院具有学术研讨与传播的性质，是明代学术主流。书院授课形式往往是学者们的学术讲座，讲学内容也并不局限于科举考试，而是更多着眼于学生的人格培养、修身养性，以及治学方法。在这种讲学体制下，各地方逐渐形成不同学派，分庭主教。有明一代凡书院集中之地，必曾有过文化的辉煌。

明代学术思想多元，在理学之外，尚有“实学”一派。“实学”主要讲求“实用”，提倡“实政”，更多地关注国计民生。明代实学之风是由丘（1400～1495年）开创的。丘，字仲深，广东琼山（今海南琼山）人，经济学家，明代以尚书入内阁（即实际上的宰相）第一人。他所著《大学衍义补》一书，是其经世思想的集中体现。书中所倡导的国家经济观，主张“以民为本”，上层统治者要了解百姓的日用饮食，民富则君富，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思想。

■ 唐张九龄著，明丘辑《唐丞相曲江张先生文集》，明嘉靖十五年（1536），湛若水刻本。

刻书与藏书

明代广东的刻书业发展迅速，官府刻书（俗称官刻）、文人刻书（俗称私刻或家刻）、书坊刻书（俗称坊刻）均蔚为大观，且出现了文人刻书向商业书坊发展的趋势。

明代广东藏书家首推丘。丘家贫好学，少年时读书非常困难。后于明景泰年间中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丘出仕之后，为使家乡学子不再无书可读，特地于琼山县学建石室以藏书。丘辞世后，明孝宗特赐图书万卷予石室，以示哀荣。

丘在朝廷供职时，偶然于内府藏书中发现了久已失传的几部岭南先贤著作，便精心加以整理汇编，并刊行于世，为岭南文化留下了珍贵史料。

■ 《白沙子八卷》，明嘉靖十二年（1533）高简刻本。

雅集清赏

广东文人有着较强烈的个性，更多地关注到个体精神的独立。比如陈献章“江门学派”论学讲求“自得”，提倡独立思考、大胆质疑。他们同时也有着刚直不阿的风骨，像南园五先生、梁元柱、陈子壮等这些诗人名士，大都有着在朝为官不肯依附权贵而被削职还籍的经历。另一方面，在明季动荡的时局中，他们又萦怀于国事，投笔从戎，乃至以身殉国。

显然，无论是因耿直而不见容于朝廷，还是失意于仕途的攀登，作为一种退守，明代文人结社聚会遂成一时之盛，通过此举，重新构建主流仕途之外的闲逸价值时空。诗人墨客不再是星散孤处，他们声气相求，自然地走到一起，在结社和交游中产生了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岭南文人又因地处偏远，所结之社、所聚之会得以绵延相当长的时间，又保持了相对统一的风格。

雅集与结社

文人间交流感情的主要方式并非单纯的饭局，他们的聚会称为“雅集”。写诗作为各类雅集上的重头戏，是文人必备的文化素养。文人们还组成各种诗社、吟社，定期集会。春秋暇日，佳节良辰，或聚于名山古刹，或约于园林湖畔，选题分韵，诗酒唱和，这无疑是一场才华与学识的比拼。

写得一手好诗的文人，不单只是在家乡擅有才名，还能凭借诗才游历天下，在各地的雅集上出风头。崇祯十二年（1639年），广东才子黎遂球赴京会试落榜，返乡途中经过扬州，恰逢四方名士雅集于“影园”，以黄牡丹为题征诗，胜者奖励以金杯。黎遂球即席咏牡丹诗十首，力拔头筹，从此被称为“牡丹状元”。这次雅集也成为黎遂球一生中的大事，被传为诗坛佳话。直到清代，还有文人追慕此事，以之为题材作画。

“昔在越江曲，南园抗风轩。群英结诗社，尽是麒麟仙。”元末明初，广东诗人孙、王佐、赵介等五人于南园抗风轩(今广州市文德路中山图书馆南馆)结社，世称“南园诗社”。五位诗人在此招集名士，相聚酬唱，人称“南园五先生”。其诗作风格雄直，蜚声南粤，影响中原。明中期，欧大任、梁有誉、黎民表等五人于南园故地重开诗社，继承南园遗风，世称“南园后五先生”。崇祯年间，陈子壮、黎遂球、陈子升等十二人再继风雅，被称为“南园十二子”。南园诗社贯穿明代，延续二百余年，对岭南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天启年间，梁元柱因弹劾魏忠贤被削职罢归，他回到广州后邀集旧日好友，与陈子壮、黎遂球等人在光孝寺结诗社，推举“南园十二子”之一的陈子壮为社长。因光孝寺中有诃子树，诗社故名“诃林净社”。诃林净社最重要的一次雅集是在崇祯元年（1628年）：当时，袁崇焕被朝廷起用，第二次督师辽东，离别广州之际，粤中名士在光孝寺为他送行。其间赵夫绘图，陈子壮等十九人题诗图后，遂成《肤公雅奏图》以赠别袁崇焕。

■ 《肤公雅奏诗画卷》（局部），明代。“诃林净社”于社员袁崇焕离别广州之际所做题诗图与题诗。

僧道交游

明代是儒学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儒、佛、道三教合流的时期。明代文人有一个显著特征—虽多以儒者自居，但往往兼修佛、道。

广东是佛、道圣地，安期飞仙、葛洪炼丹、慈航普度，这些发生在岭南大地上的宗教传说和罗浮山、西樵山的五百零四峰以及遍布其中的寺庙道观，一起飞入了文人们的笔下。岭南文人在“雨叶菩提树，天花蒲林”中交游名僧、方士，相与论道讲经。

广州白云山的山涧中多生菖蒲，在该地流传着“安期生食九节菖蒲成仙”的传说。菖蒲因其清洁、雅净的风姿，为文人所钟爱。宋代苏东坡就将其作为盆景置于案头，并称赞它“忍寒苦，安淡泊”。菖蒲亦有很高的药用价值，道家就有服食菖蒲以修仙的成说。旧时以农历七月二十五为安期生升仙的日子，粤中文士在每年的这一天相率游蒲涧，濯濂泉，洗去污浊之气。“蒲涧濂泉”也成为历史上的“羊城八景”之一。

明代“心学”的发展，促进了佛教的昌隆，文人参禅之风盛行。天然函禅师（1608～1685年），俗姓曾，名起莘，字宅师，又号瞎堂。他于明崇祯六年（1633年）中举，后会试落第，于庐山归宗寺削发为僧，法号函。函禅师曾在广东及江西地区弘法，道声远播，使广州海幢寺、番禺海云寺、罗浮山华首台、丹霞山别传寺等庙宇成为一时名刹，后被尊称为“天然和尚”。举人出身的天然和尚，在文学艺术方面具有高度的修养。以他为核心的“海云诗派”，囊括了岭南三大家在内的众多僧俗诗人，作品洋洋大观，极一时之盛。同时，天然和尚及其门下弟子中十余人亦雅擅书法，世称“海云书派”。

■ 《天然函行书轴》，明代。

曲艺的兴盛

有明一代，能够与唐诗、宋词、元曲相媲美的“一代之文学”，无疑是叙事特征显著的戏曲、小说。“粤俗好歌”，明宣德年间，南戏传入广东，当时便有《金钗记》《琵琶记》等剧目流传。明中叶后，昆腔传入，这种由江浙一带士大夫阶层所主导的曲艺，带有强烈的文人色彩，很快便在广东文人中流行开来。广东名士陈子升在其诗作《昆腔绝句四首》中写道：“苏州字眼唱昆腔，任是他州总要降。含着幽兰辞未吐，不知香艳发珠江。”

“琵琶弹木鱼，锦瑟传香蚁”。“木鱼歌”为明末开始流行于珠三角的粤调讲唱文学，屈大均《广东新语》曾记载其演出盛况。早期木鱼歌都是随编随唱，后来才记录曲词，辗转传抄，或刻印传唱。这种抄本或刻本，名为“木鱼书”。传统曲目以《花笺记》《二荷花史》最为著称。在其后的发展中，木鱼书也对昆曲名剧进行改编移植，将原本典雅深奥的曲文变得更为通俗，人物形象也随之更为岭南化。如木鱼书《牡丹记》中的杜丽娘，便比昆曲《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形象更为利索爽朗，也更少内心的重负和徘徊。

燕闲雅艺

明代的文人因为可以享受到前所未有的繁华城市生活，这使得他们不必隐居山林就能享受闲逸之乐，一方书斋、一处园林，就能开辟出一个理想的生活场景。习字、作画、品茗、弈棋、焚香、抚琴、静坐、清谈……种种雅事，无不精心从事和布置，文人精神世界和审美情趣得到了细致的舒展。

■ 白玉透雕莲花杯，明代。

极致典雅的书斋生活

书斋是文人生活的重心，不仅作为日常读书之所在，也是消闲和艺术活动的场所。文人终日盘桓其中，掩卷之余，也享受种种雅事之乐。书斋从建筑构造到室内空间陈设布局，无不经过主人的精心筹谋，是文人精神世界的外化和审美情志的体现。

■ 兰亭砚，明代。

作为主人较为私密的居处场所，书斋通常建在僻静处，竹树掩映，曲径通幽，读书其间，有悠游林下之感。依照明代家具几种固定的组合模式，书斋内部被划分成多个单元：以书桌为中心的“读书区”，以琴桌为中心的“雅艺区”，以茶几为中心的“会客区”，以榻为中心的“休憩区”。明代岭南心学大盛，文人务求静坐，禅椅、蒲团也是斋中必备。

■ 青玉花鸟三镶如意，明代。

以文玩作为陈设点缀，是明代书斋的突出特点。文人好古，几案上各色材质俱备，古雅与诗书笔意并具。笔墨纸砚和水丞、笔格、镇纸等文具，不仅作为书写工具，更于终日长伴中自然地呈现出文人赏玩的美学。

■ 牙雕山水笔筒（左上）、象牙笔筒（右上）、青玉雕荔枝桃形洗（左下）、水晶雕山形笔架（右下）。明代。

书法与绘画

明初，中原书坛盛行风姿柔美的赵（赵孟）体字；到了明中叶以后，以“吴门三家”祝允明、文徵明、王宠为代表的吴门书派崛起，使帖学书法达到了新的高度。明代广东书风颇具革新精神，且人才辈出，直与中原争衡。其中首推大儒陈白沙，他以茅草制“茅龙笔”，书写时笔画遒劲，别开生面。这种苍劲峭拔的书法，一扫当时甜熟萎靡的书风，因此震动中原，令世人耳目一新。

与书法的情形相反，在绘画方面，广东文人画多学习和借鉴中原更为成熟的绘画风格。文人画也称“士夫画”，多取材于山水、花鸟、梅兰竹菊和木石等，借以抒发性灵或个人抱负，画中带有文人意趣，画外流露着文人思想。明代文人画以文徵明、沈周创立的“吴门画派”为代表，其成员中多有诗书画三绝的文人名士。广东绘画受其影响，明季以降，吴门风格日渐成为广东文人画的主流。

■ 《梁孜山水卷》，明代。

■ 《高俨山中午读图轴》（左）、《彭睿竹石图》（右），明代。明代广东文人画多借鉴中原更为成熟的绘画风格，如吴门风格。

雅艺

镇日掩书窗，心闲万境忘。

汲泉烹苦茗，添火试沉香。

琴韵清宵远，诗声白昼长。

青编长在手，倦倚竹方床。

——丘《书房四幅为新河许生作》

温暖的气候使得广东富有香料、花木、茶叶等物产，为文人研习香、花、茶道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古琴亦在明代传入岭南，理学家陈白沙即有着“岭南古琴第一人”的美誉。

明代朱权《茶谱》载：“茶之为物，可以助诗兴而云山顿色，可以伏睡魔而天地忘形，可以倍清谈而万象惊寒，茶之功大矣！”广东种茶自唐始，唐代曹松把茶种移植到南海西樵山，便拉开了广东茶文化的序幕。到了明代，广东各府州县茶叶种植和茶产经营不断扩大，出现了众多名茶。广州的“茶市”与潮州的“工夫茶”也在明代开始成熟，并成为广东茶文化的精髓所在。茶的功效以及各种妙用屡屡出现在岭南文人的笔端，成为文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诗为证，

交加摇影竹窗虚，试问寒炉煮茗初。

——苏仲《和煮茗诗韵》

何时乘兴寻君去，煮茗谈诗到夜分。

——陈琏《寄竹林张先生》

芳醴洽四坐，如灌甘露液。珍瓷啜新茗，泠然生两腋。

——张萱《伏日区用孺太史招饮慈仁寺蟠松下同赋》

■ 潮州窑白釉堆花瓜形把壶（左），明代；德化窑梅鹿杯（右），明代。

燕居焚香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天然的香气不仅可以净化空气，带来嗅觉上的美好体验，还能够起到舒缓疲劳、凝神静气、启迪文思的神奇功效。文人雅士们常在幽室、花园或庭院中设香席以“试香”，士子们借香而聚，寻求共同的精神慰藉。各色香料既可以单独爇烧，也可以相互配伍。文人爱香，不仅尽其妙思来制香，还会为自己所配的香方取一个别致的名字，极尽风雅之能事。在明代心学发展的背景下，焚香还与静坐静修融合在一起，香斋静室纷起营建，香炉也成为重要的文房清玩陈设。明代，东莞香市、广州花市、云浮珠市、廉州药市并称为广东四大名市，其中尤以东莞香市最为著名，所贩莞香，又名白木香、土沉香，唐时已传入广东，宋代普遍种植。因主要集中在东莞地区，故名莞香。东莞一带沙石相间的瘦瘠黄土特别适宜香木的生长，所产莞香风靡一时，被誉为“香之君子”。明代莞香行销各地，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描写了当时苏松一带(现在苏州、上海一带)“薰月”的盛况：“以黄熟彻旦焚烧”“莞香之积阊门者，一夕而尽”。香港在明万历元年（1573年）以前隶属于东莞，“一向以贩香得名”。由香港所贩之香，远销外国。

■ 石湾绿釉出戟博古寿字双耳三足炉，明代。

■ 潮州白釉双耳炉，明代。

■ 竹雕荔枝香筒，明代。

插花可追溯到南朝瓶花供佛的礼仪，而后在文人中流行起来。宋人将插花与烹茶、焚香、挂画并称为“生活四艺”。与宋人的雅艺相比，明代的文人可谓痴迷花事了。明代插花艺术空前繁荣，至晚明进入成熟阶段。当时还出现了不少专著，如袁宏道的《瓶史》、张德谦的《瓶花谱》等。广东四季花繁，然而最受明人喜爱的，要属一种名为“素馨”的香花了。据记载，广州在明代已有花市，但只卖素馨，无别花。珠江沿岸的花农们趁夜采摘，黎明时进城贩售。每天清晨，带着露水的素馨就这样被买来，装在盘中，置于文人们的案头。素馨外形似茉莉，花洁白而香气馥郁，放在怀中可以避暑，花香可以清肺气，在天气溽热的岭南自然深受欢迎。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提及素馨时说：“夏月花多，入夜满城如雪，触处皆香，信粤中之清丽物也。”

■ 广东天气炎热，盛产香花香木。素馨花是最受广东明人喜爱的一种香花。

■ 蕉叶纹觚形瓶（左），明代；石湾窑月白八卦琮式瓶（右），明代。

古琴起源很早，在周代，学习琴艺就已经成为贵族身份和情操的象征。经过汉唐宋时期的发展，至宋代，在琴学上，古琴全面融入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内涵，将儒家的“尚正之气”、道家的“自然之趣”与佛家的“出世之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成为最能体现积淀深厚的古典文化的乐器，同时也使古琴真正成为高雅的文人之琴，立于诸艺之首。明代是古琴发展的极盛时期，在明代皇帝中，自太祖朱元璋以下，至永乐、宣德、正统、成化、弘治、嘉靖、万历、崇祯，都是不折不扣的古琴爱好者。著名的斫琴家也应运而生，如江西涂氏、钱塘惠氏、吴门张氏等，都是祖孙、弟兄相继的制琴世家。在传世古琴中，明琴约近十分之九，制作精妙。琴学也是在明代传入岭南，陈白沙、邝露、陈子壮、陈子升等名士成为当时知名的琴人。文人雅士常根据琴的取材、形制、声音等特性，为其取名，并将之刻于琴的底板上靠近琴颈的部位。其名两字、三字或四字，文意清雅，寄托遥深。如岭南四大名琴：春雷、秋波、绿绮台、天。有时，琴的底板上还刻有记述收藏传承，或表达主人理想志趣的文字，雅器与诗书相映成趣，使得古琴更加成为一件艺术珍品。陈白沙精擅琴艺，雅好古琴，藏有“沧海龙吟”“寒涛”两张岭南名琴。相传他曾在梦中受仙人指点弹奏石琴，因而别号“石斋”，晚年自称为“石翁”。他主张通过抚琴体验儒家圣贤气象，追求理想人格。不以琴技为至境，而以自然之道为终极，讲求琴德。其核心是要求他的门人弟子任何时候都要有高尚的情操，要有为仁爱而殉道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