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七十岁的管爹爹身有残疾，他的妻子万婆婆悉心照料，他们恩爱一辈子；今年春节后，癌症晚期的万婆婆疼痛难忍，哀求管爹爹帮她“安乐死”。因不忍心看着病妻不间断地疼痛，管爹爹将婆婆带到家附近的长江边，把她推入江中溺亡。检方以管爹爹涉嫌故意杀人提起诉讼，但在辩护律师余先生看来，“这只是安乐死。”[ 详细]

我国刑法只有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对于帮助自杀的行为未作任何规定。但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对于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一般观点认为应当定罪为“故意杀人”。根据被告人的行为危害性与主观恶性，一般按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量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以中国法律来看，老人“助妻”死亡的行为，显然符合触犯故意杀人罪的考量范畴：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他人死亡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即为故意。所以，基于现存法律的角度，判处老人有期徒刑4年，无可厚非。[ 详细]

而国外的一些法律，专门将帮助他人自杀单独定罪。日本刑法规定：“帮助他人使之自杀，或受被杀人嘱托或得其承诺而杀之的，处6个月以上7年以下惩役或监禁。”瑞士刑法规定：“帮助他人自杀，而其自杀已遂或未遂者，处5年以下重惩役或轻惩役。”[ 详细]

安乐死的观念和实践历史悠久。在古斯巴达，人们即认为，不健康的婴儿可予处死，而留下安乐死的纪录。在古罗马和古希腊，杀死婴儿、自杀和各种安乐死行为更是广为人们接受。

1938年，希特勒借口实施安乐死，建立了安乐死中心，杀死20多万人，这使安乐死笼罩上恐怖的阴影，阻碍了安乐死的发展。

1976年9月30日，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签署了第一个《自然死亡法》，规定 “任何成年人可执行一个指令，旨在临终条件下中止维持生命的措施”，这是第一次使“生前遗嘱”这类书面文件具有法律的权威。

1993年2月9日荷兰参议院通过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安乐死立法的国家。受此影响，澳大利亚北部地区于1995年也通过了类似的法案，但于半年后被废止。

为了避免滥用安乐死，造成非正常的死亡，荷兰安乐死合法化法案本身规定了非常严格的条件：“首先，病人必须是成人，申请安乐死的病人必须自愿，而且必须是病人深思熟虑之后所作出的坚定不移的决定；其次，病人必须在无法忍受病痛的情况下才能申请安乐死；再次，病人所患疾病必须要经过两名医生的诊断，慎重的确定安乐死的方式。”

即便有了如此多的细则，安乐死依然争议不断。仅2010年度，荷兰实施的3200件“安乐死”事件中，就约有72%的案件涉嫌“故意杀人”。[ 详细]

安乐死是有“社会约束条件”的。首先指亲人、医疗机构、社会慈善组织尤其是“政府救济”均已充分尽到了挽救生命的责任。而中国的现状是，因无钱医治而不得不放弃治疗而等死的现象决非个别。

安乐死既涉及法律，又首先涉及人类生命伦理。安乐死在全球范围内久拖不决，矛盾焦点正在于法律与生命伦理的冲突难以调和。

更重要的一点是，安乐死虽说是当事人自愿提前结束生命的方式，但不同国家，其所隐含的“社会属性”乃至背后更隐蔽的“政府救济”职能是截然有别的。

以最早通过实施“安乐死”的荷兰进行案例分析，荷兰之所以成为安乐死立法的第一个国家，有其必然条件：1．荷兰政府所在城市海牙是国际法庭所有地，是公认的国际法律中心；2．荷兰的文化、种族及宗教不很复杂，公民收人相对平均，温良守法；3．荷兰的医疗服务水准很高，全面的医疗保障体系健全，95%以上的公民有私人医疗保险；4．缓和医疗发达，几乎每一家医院都有疼痛控制及缓和医疗中心；5．纳粹占领时期，只有荷兰医生不参与纳粹的“安乐死”计划，医患关系信赖程度高；6．家庭医师制度推行好，大部分病人与医师有长久的友谊关系；7．安乐死强调的是病人个体的自主性，以病人的意志为基础，经济方面的考虑较少。[ 详细]

相比之下，美国非常担心安乐死被滥用。这大概是因为：1．美国的医疗保险并非普及全民，很多人负担不起医疗费用。如果安乐死和自杀合法了，“死亡”恐怕是许多人唯一负担得起的选择。2．美国的医生—病人关系是比较组织机构化的，大部分美国人都属于特定的健康医护组织，因而无从知道自己的医生是谁，医生也不认识自己的病人。3．美国现在经济不景气，医疗资源紧缩，因而担心医疗单位只会从“成本”考虑的角度对待病人，而忽略他们不具“经济意义”的生命价值，因为“一个死的病人比活的在花费上要少得多”。（任洁《安乐死立法问题再考量》）

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荷兰和比利时都是经济高度发展、社会生活稳定、实行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而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目前医疗保障制度很不健全，特别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广大农村，基本没有医疗保险，大多数老人依靠儿女生活，因病致贫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与安乐死合法化的荷兰和比利时相差甚远。

荷兰人在选择安乐死时，他的唯一动机是难以忍受病痛折磨。而在我们多数人还“缺医少药”的中国，想提前结束生命的病人们，他们首先考虑的会是天价医疗费用无从承受，病入沉疴后无人照料。

以2007年曾发起“安乐死”提案的绝症女孩李燕为例，她希望在父母去世后就让自己安乐死，原因是“不想以后父母不在了，跟着哥嫂生活，更不想到孤儿院或是福利院去生活，因为离开了父母我就是离开了天堂，生不如死” 。[ 详细]

日前，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发布新书《李光耀观天下》，书中他提到感觉自己正日趋衰老，希望有朝一日死亡“来得尽可能的快且毫无痛苦”，他说：“若必须通过吸管进食就拔管让我迅速辞世”。[ 详细]

然而，对于大部分中国绝症病人来说，他们连被插管的机会都不一定有，而是如文中提到的万婆婆一样，回到家里默默忍受病痛最后的折磨。

没有到位的政府救济，没有健全的全民医疗制度，安乐死就缺少了真正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