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苏进：只要精彩，你骂我爹都行

　　“我觉得影视剧毫无价值。但它的价格，是我以前做的很多自认为很有价值的事情所得不到的。这个咋办呢？兄弟。”

　　中国周刊记者  张雄 南京报道

　　“‘朱苏进昨夜自杀，掏出了他那颗羞耻之心。’哎，这个有点意思。” 电视剧《三国》开播后，朱苏进上三国贴吧一看，发现里面 “是个恶毒大竞赛”。他知道自己被封为“中国编剧界的凤姐”。寻找“骂得精彩”的帖子是朱苏进一大乐趣， “只要精彩，你骂我爹都行。”

　　但板砖之凶猛远超他的预期。他哈哈一笑，表示他根本不在乎：“就像大雨掉到青蛙背上，青蛙自己都吓一跳：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雨！”

　　受争议的“金牌编剧”

　　骂声再大，对朱苏进也只是背上的痒痒，倒是家人“偶有伤感”。对这部片子他一点也不担心。朱苏进告诉记者，每天，索福瑞34个城市《三国》的收视统计数据都会发到朱苏进手机上。数据显示，《三国》的收视率表现不赖。

　　几年前，并非只有一家想拍《三国》。在谈合作、找融资、与对手竞争抗衡中，制片人杨晓明取得了胜利。杨晓明对媒体说：我最大的优势，就是朱苏进的剧本。

　　朱苏进看到片子没比其他观众早。电视开播三四天之后，制片方把碟片寄到他家。看完这些碟片，朱苏进决定不再往下看了。他的判断是——这会是一个成功的剧。

　　看着看着他会发笑。“我看着那些台词也觉得好玩。网上他们说台词雷人，这哪叫雷人？早知道我还可以搞得更雷一点。”

　　2001年，朱苏进接下《康熙王朝》，这是他在电视圈的第一单活儿。他拿到二月河的原著，翻了一遍说“还以为是盗版”。他认为原著堆砌历史事实，人物性格与矛盾冲突都明显不足。他大刀阔斧删改，毫无愧色。“凡是历史上关于康熙的故事我都可以用，何必拘泥一本小说？”电视剧播出后，二月河的评价是“无话可说，不说什么”，但朱苏进却凭此剧赢得“金牌编剧”的名声。

　　他编的剧总是能引起极大争议：《郑和下西洋》里他让失去下身的郑和谈恋爱；写《我的兄弟叫顺溜》，他无视“当年八路军无狙击手”的质疑；在《江山风雨情》里，他让崇桢死在陈圆圆的肩头而不是景山树枝上。

　　“没有关系，有争议好，争议越大越好。”他总是这样挥挥手，“我是写剧的，不是历史学家。”

　　所有作品都是精神自传

　　《三国》开播一个月后，开始有夸赞之声。观众说新版本好看，有新意。朱苏进不怎么领情：“那都是应该的。”让朱苏进感到不爽的，是那种不痛不痒的口气：“还不错呀。”他觉得假惺惺。

　　他讨厌平庸和凡俗，哪怕是庸俗的赞扬。

　　无论小说界还是影视圈，朱苏进都是一个特点鲜明的人。

　　南京市瑞金路一家小书店，老板自制了一张本店销售排行榜，朱苏进的《射天狼》排在第六名。书店老板说，《射天狼》卖得“还行”，虽然他没有读过。书店里还有一本朱苏进的新书，那是电视剧《三国》剧本的同名改编小说。老板说，卖得“一般”。老板知道朱苏进生活在这个城市，是“知名作家”。

　　排在第六名的《射天狼》是一本收录朱苏进早期小说的作品集。二十年前，凭着一系列不同凡响的军旅小说，朱苏进扬名文坛。曾经，他与莫言、周涛，并称新军旅作家“三剑客”。

　　1995年后，他没再写过小说。

　　“我就是个男军人和女军人生出来的杂种，”朱苏进说，军队的生活对他的所有作品都有影响。他说那是一种英雄情怀。“虽然中国军队给你的往往是一种狭隘的英雄情怀，但是你依然可以跟世界上最好的英雄主义相对接。”

　　弃武从文不是朱苏进少年从军的初衷。和多数青年军旅作家一样，朱苏进的文学准备并不充分。他上了鲁迅文学院，并开始饥渴阅读文学名著。茨威格的中篇他最中意，他甚至曾经动情地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认真抄写了一遍。在创作上，他开始有了自己的风格。1982年，《射天狼》获得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昆仑奖、福建省优秀作品荣誉奖。这是他的成名作。

　　他赞美强者的竞争，他崇尚阳刚之气，歌颂胆略和勇敢，对于非战争年代军人的尴尬感同身受。他的故事里没有温良恭俭让，场景常常是斗兽场般的死寂而暗藏杀机。那些有着超人智慧的主角们在山穷水尽的绝境中斗智斗勇，又在绝顶的孤独中一路沉沦。朱苏进说，他的所有作品，都是精神自传。

　　《三国》里的军人基因

　　5月，朱苏进刚刚被授予少将军衔。他依赖军队，那里是他写作的灵感源泉和精神家园。《三国》剧本中，主公与谋臣的关系被他重新诠释，充满军中独有的微妙和玄机。

　　在《三国》里也处处可见军队的影子。他关心交战前将帅士卒的情绪，他欣赏下级对上级的那种感情：我服从于你，并且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交给你。他把诸葛亮对刘备也划入这种关系。“诸葛亮有句台词：与其寻找主公，不如为自己创造一个主公。我把自己交给你了。这两个人是相互创造出来的。”

　　朱苏进推崇伟大——包括伟大的背叛。他提到苏联红军屠杀波兰军人的森林里，埋着一块石碑，上面写道：这里埋葬着被苏联红军屠杀的波兰军人，这里埋葬着拒绝屠杀波兰军人的苏联红军。

　　“这才叫军人。无数的理由会说服你执行命令活下去，但拒绝来自于你天性中的固执。”他把“伟大拒绝”的基因放入三国，便是陈宫拒绝曹操的释放。

　　那是《三国》里的一个催泪弹，两个男人的生离死别感动了很多人。“陈宫何尝不知道，他最好的知音是曹操。他何尝不知道曹操在最后一刻是真的爱他。但陈宫有他自己的精神世界，他宁可死。曹操拉着他的手一路走到刑场。这是一种价值尊重另外一种价值，一个生灵在理解另外一个生灵。生死不重要，他已经永远活在另一个生命当中。所以他们俩人说了同一句话：大好河山，另一个说，大好山河啊。”

　　朱苏进对这段戏非常得意。“很多人看到那个地方，都突然掉眼泪。”但他对导演选的景不够满意，“这么动情的话，应该是非常壮丽的地方，怎么找了个荒山秃岭呢。”

　　人生拐向

　　为什么不写小说，搞起剧本了？

　　是两种不同的情怀……他避开锋芒。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写小说是一对一。读者永远只有一个，一个人写给另外一个人看。那人看的时候，也是一盏灯一杯茶一个热被窝；影视不是。影视是一个群体做给另外一个群体看，本质上造成了欣赏素质的平均化。

　　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寻找的是知音，不是读者。而电视剧寻找的是观众。我没有才能去做小说又去做编剧。我甚至觉得，那样对两件事都不尊重。

　　当然，还有别的原因。但那不是最重要的。他说写小说也碰到了一些窘境。自己的一些作品，让自己尊敬的首长们忧心忡忡。他没有往下说。

　　1995年4月，去上海修音响的朱苏进被朋友带到一个作家研讨会上，谢晋是会议主持人。他想为迎接香港回归制作一部反映鸦片战争题材的电影。即兴发言时，朱苏进谈到他对谢晋的理解：悲壮的英雄主义。这个主题，他实在是太熟了。

　　谢晋很激动，散会便径直跑来找他。之后，便有了谢晋导演、朱苏进编剧的《鸦片战争》。

　　“我那时候瞧不起影视，但我非常敬仰谢晋。”他说，“谢晋请咱做——老天啊，皇上看上咱啦。他是何等人——我看他《红色娘子军》长大的。”

　　朱苏进的人生轨迹在此处拐向。他说否则，肯定还是会把小说写下去的。“就好比是雅鲁藏布江的水，你伸进一个手指，想浅尝辄止，没想到一下被吸进去一个手臂，你赶紧想把手臂拔出来，结果你已整个人掉进江水里。”

　　欺骗自己的角度

　　做完《鸦片战争》他发现：一部电影得到的钱，比他所有小说的稿费都要高，而且高出很多。“我觉得这个影视剧毫无价值。但这个价格，是我以前做的很多自认为很有价值的事情所得不到的。这个咋办呢？兄弟。”

　　如今，他也会为写剧本做一些形象的辩解：一棵树的老根在那里是不动的，只是花粉到处飘飞。飘到纸上那是小说，飘到电视机上是电视剧，飘到这个餐桌上，不就是咱俩瞎掰吗，也挺好。好的东西是相通的，何况挣钱多。挣钱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不要被一种低级的因素制约，那是很烦人的。

　　“生活需要钱，但钱的欲求很快就容易得到满足。我现在挣的钱就够我用的。“做电视剧也并不总是让人愉快。2008年，和他一样——作家兼编剧的王海在博客里透露，一位制片人委托她找朱苏进写一部戏，片酬每集10万。这个价格在行内不算低。电话里朱苏进说：现在不想写电视剧，太累了。

　　他承认，为了收视率，需要做出牺牲和妥协——把你真正感动的东西和那些庸俗拌在一块，包成个饺子。然后人家说，哎，这个好，这个比小说好多啦！

　　在一部小说的前言里，他曾这样感慨：当年我把小说写完后经常丢了自己，找不着回到生活的路。后来写剧本了，逐渐有些像怨妇。离了龙门，浓妆淡抹的过来，低眉垂眼中动无数心眼，内里还想招人注目。

　　“我不写小说只是暂时的，从事影视剧编剧对我来说绝对只是个客串。”2009年，在接受《东方早报》采访时，他如是说。

　　现在还是这样想吗？

　　是这样。起码在自己欺骗自己这个角度，是这样的。他又哈哈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