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4月18日，香港《大公报》刊登了一篇名为《对“四八”坠机事件的回忆》的文章，作者是顾逸之。顾逸之早年在周恩来、李克农领导下工作，1946年“四八空难”期间，他在晋绥公安总局工作。“四八空难”发生后，他奉命到现场负责实地调查和后事处理。他给中央详细报告了事发现场的情况，并提出了一些疑问：
第一，飞机确实是在黑茶山失事的，不是在空中坠毁的，因为飞机撞上黑茶山侧峰巨石上面的撞痕非常清楚明显，飞机是在撞山后才爆炸起火的。
第二，从4月8日当天黑茶山地区天气情况的调查结果来看，那天飞机到黑茶山时，天上云雾很浓，驾驶人员很可能是在这种浓云密布雨雪交加的天气中，因能见度太差而撞山失事的，如果飞机再飞高一点，也不会撞上巨石了。
第三，从对飞机出事现场的反复搜查结果来看，一直没有发现有人为制造爆炸的可疑迹象。
第四，这架飞机本来是在西安机场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后才起飞来延安的。西安到延安应该是一直向北飞行的，为什么会飞到东北方向，而且飞到黄河以东的黑茶山来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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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空难飞机残骸
当时在飞机残骸中还发现一份迷失方向的电报稿，但当时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的天气并不坏，美方的机长又是佩戴有飞虎臂章的老练的飞行员，不可能发生如此低级的失误。各方表明，必定是国民党特务在仪表上做了手脚，导致电讯中断，仪表失灵，迷失航向。
但是当时苦于没有足够的证据，中共为促成国共合作，不给国民党留下借口，表现了极大的真诚以争取和平谈判能够顺利进行，在新华社当时发布的消息中说飞机是“在浓雾中撞山失事的”，而“四八空难”的真相也就在很长时期内成为一个谜，直到当时亲自参加密谋的军统特务、隐居台湾多年的杜吉堂在临死之前道明真相，才让此事大白于天下。
在1945年国共共商国是的时候，国民党当局没有诚意，不仅在军事上破坏合作，而且在各个领域派出了大量的特务破坏中共开展工作。1946年4月，博古、叶挺等一些重要的人物从重庆前往延安，而这次转移却被国民党的军统特务盯上了。王平虎，是当时国民党空军调度科科长，国民党军统特务安插在空军中的眼线，他接到上面的通知派出飞机后，知道了乘坐飞机的有共产党举足轻重的人物，马上电话通知远在南京的顶头上司。国民党当局得知消息后，为了破坏国共两党谈判的和谐氛围，制造事端，派军统特务对这次飞行展开了精密的暗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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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遇难的四位中共重要人物，左起：王若飞、叶挺、秦邦宪、邓发
军统的头目直接找到中美特别合作所特工队队长杜吉堂，杜吉堂知道这次暗杀行动的重要性，因此也十分慎重。他找到其下属中的骨干，商议如何使这次行动做得既漂亮又不容易被察觉。其中有个略懂飞机构造的特务说：破坏飞机的飞行仪表，使飞机迷航，自然会坠落，岂不是万全之策？
于是，他们找到在调度科任科长的王平虎，查到所担任飞行任务的C-47运输机的飞行记录和档案材料，同时让王平虎安排人员在飞机飞行前的例行检查中做手脚。懂得机修业务的特务杨耀武假装成机修人员，混到检修的队伍里，在检修过程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在飞机的高度表和磁罗表反面放置了磁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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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4月19日，延安3万多群众在延安机场为“四八”烈士举行隆重追悼大会
4月8日上午，飞机准时飞离了重庆，首先要飞到西安进行加油和休息。在重庆飞西安的途中天空下起了小雨，美国飞虎队飞行员觉察到稍许异样，但认为距离不远，并没有多大的障碍，其实当时飞机飞行的高度是偏低的。
在西安休息加油后，飞机继续向延安方向飞去。而此时的天空下起了冰雹并刮起了大风，严重地干扰了飞行，在这种情况下，杨耀武放置的磁铁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了。导航系统首先失去了作用，使飞行处于迷航状态，航向的准确性不能得到保证，本来从西安飞延安应该是一直向北飞行，可是飞机却飞向了东北方向，向山西兴县飞去，甚至飞到了黄河以东的黑茶山，严重偏离了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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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各界举行公葬“四八”烈士大会
当时黑茶山地区在下雪，能见度比较低，黑茶山高度才2000多米，而C-47运输机的正常飞行高度应在6000米以上，作为资深的飞行员，也不太可能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让飞机低空飞行。可见，高度表上的磁铁也发挥了作用。就这样，飞机失事成为必然发生的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