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义政治與文化同化的冲突

吕嘉健  30/07/2020

黑人的命运几乎总要与白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这两个种族互有联系，却不混为一体。它们既不能完全分开，又不能完全结合。                  

                 —— 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

在人道家使得民族堕落的时候，就是祸害聚集的时候。人道家不是进步的人，而是阻碍进步消灭自主的人。

               —— 古斯塔夫‧勒庞《心理学统治世界》

深入考察美国的种族矛盾和平权运动之内在脉络，可以看出多数美国人的民意与少数种族的意志冲突以及与精英阶层助推之間的社会撕裂。

从政治心理学和文化分析的观点来看，“黑命贵运动”危机背后反映出人道主义政治观念與美国文化精神的深层次冲突。如果仅仅局限在左右派和两党之权力斗争来观察，则无法理清大历史和未来走向的内在逻辑。

一.怜悯心理、普世价值與“美国信条”的冲突

何为“人道主义政治”？

政治方式假如出于怜悯情感而放弃现实理性、尤其是不遵循功利主义价值观而服从关爱/伤害的道德基础去处理社会问题，就是人道主义政治。

德国总理默克尔当年对叙利亚难民无上限接受入境，就是典型的人道主义政治政策。

功利主义认为：“我們应该做的是能够將所有人的共同利益最大化的行为。”（1）

默克尔对难民很人道，但她对德国人的共同利益就是一个损害。

勒庞说：

“命运中结果最可怕的，是情感的命运。这是人道主义之所以成为近代法国的大危害之一的原因。社会的基础渐渐被它侵蚀。…基于人道家的力量，杀人犯增加了两倍。在人道家使得民族堕落的时候，就是祸害聚集的时候。人道家不是进步的人，而是阻碍进步消灭自主的人。”（2）

自从1965年平权法案确立之后，美国黑人族群整体一度发展到比较理想的状态。但是随着肯尼迪-约翰逊的民主党政府采取高度福利主义关怀政策，黑人族群渐渐成为美国社会的福利包袱。

随着种族一体化趋势的发展，黑人在心理上确定了群体身份，他们要求的性质便开始改变。平权运动的胜利无法满足黑人族群的要求，即机会的平等不足以让他们受损害的心满意，他们从要求机会均等转而要求利益均等。

黑人族群明确了整个种族争取承认的民族使命后，將认同诉求从争取地位平等演变为“获取历史补偿和逆反报复的情结”，在白左推动的对白人文化的原罪忏悔运动中，黑人越来越过分地要求获得超越平权的福利优先照顾政策。

民权法刚一通过，黑人领袖贝阿德拉斯廷等就不再要求美国公民共有的权利，而是要求联邦政府給黑人提供特殊的物质福利，以便“实现与白人的（经济）平等”。于是在60年代开始，联邦政府和大法官就违背人人权利平等的原则，給黑人种种额外的照顾，此即著名的照顾黑人的“赞助性歧视”。

丹尼尔‧贝尔深刻地指出：

上个世纪中叶美国最高法院给与黑人民权革命的判决，结果造成了平等的观念一跃而成为判断社会变革的高于一切的价值标准。另外两个社会学的后果是：一是最高法院给与了黑人的要求以合法地位；二是辨别是非的主动权已經转移到黑人手中。黑人不再担负提供法律依据的重担，而白人却要担负起这个重担了。

最高法院承认了历史上对黑人的不公正的待遇，使得任何个人和任何团体都难以反对黑人的要求。

在一个国家公开承认了道德上的过失后，在对那些曾经受过害的人们说“不”字是困难的。（3）

于是一种人道主义政治势力慢慢地站在黑人的背后，出于怜悯同情的政治情感和普世价值观念，主张无条件地补偿黑人的“歧视债”。

在1971年“格里格斯诉杜克动力公司”一案，最高法院无视该项法令的明确规定，虽然承认该公司“无意对黑人雇员予以歧视”，却仍然宣判该公司关于雇员必须有高中毕业文凭或通过标准的文化水平考试的规定为非法，这一法例产生了深远的重要影响。

赫尔曼‧贝尔兹指出：

它“使公民权利政策变成了一种群体权利和结果平等的理论”，在就业方面照顾少数族裔，法院判例制造出了“一种完全违反民权法的要求和意图的歧视理论。”（《平等变了形》）

从此开启了“保证少数种族的代表能够当选”，“少数种族的学生保证照顾性进入大学”，甚至要求按照种族重新划分社区之趋势。

这种“赞助性行动”来自于美国政界、商界、新闻界和教育界的人士（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白左精英），他们抛弃了“美国信条”中不承认种族差别的原则，而支持少数族裔对白人的种族歧视。尤其起重要作用的是美国企业，每次产生重大争论時，上述精英派人士都公开表示支持赞助性政策：让少数种族享有优先于白人的权利，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扩大销售，避免打官司，避免因为黑人和其他少数族群的抵制而惹上坏名声。

而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的民主党政府在60年代进行一场“消除贫困的战争”，出台了给予单亲母亲家庭优惠的福利政策，并采取其他措施改善少数种族和妇女的家庭状况、教育、住房和职业培训。黑人族群为此受益最巨，而间接助长了黑人家庭依靠福利生活的趋势。

这一政策对黑人族群间接产生的严重后果就是：黑人男人加速了遗弃子女的趋势，他们与多个女人生下一大堆子女，但放弃抚养和教育子女的责任，黑人家庭从过去只有低于30%的单亲家庭，发展到今天超过80%。

从70年代直至如今数以十计的民意调查，每一次的全美或各州的民意调查，都以多数票数表明，大多数美国人反对在就业、提升、高校招生和选举权名额方面給少数种族优先照顾，认为已經出现了“逆向的种族歧视”。在这些民意调查中，反对优先照顾政策的美国人超过70%以上。

但精英阶层始终坚持“优先照顾”政策的必要性。一旦最高法院以“美国信条”来反对优先照顾少数种族的政策，指出“可能会引起种族优劣感和种族之间的敌对”，批驳那种现在的优先照顾是为了弥补过去的歧视的论点，扭来扭去只会导致人人平等原则的消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就会赶紧立法来限制法院判决的影响。

这种“逆向歧视运动”的理由，正如赫尔曼‧贝尔兹指出：

这些人认为群体权利、种族比例和结果平等应成为组织原则，成为民权政策的基础。它们被奉为新的公共哲学，最终否认公益的存在。

这种以群体权利代替个人权利、以具有种族意识的法律代替不问种族差异的法律的做法，从未得到美国人民认可。（4）

为了不陷入“种族歧视”的政治陷阱，宁愿以赎买政策来解决这个美国社会的“无解困局”，似乎“优先照顾”的政策才可以纾解黑人400年来的仇恨。如果没有优先照顾，就是种族歧视。

从白左和自由主义者的立场来看，他们將赎罪心理和高尚道德之无限宽容理性完美地融合起来。这种宽容即对黑人的低端野蛮文化和犯罪文化也加以宽容，这正是他们显示精神上的优越感的表现，换言之，他们的宽容是另一种种族歧视：因为断定黑人族群是不可能变得更文明的。这叫做“赞助性歧视”。（5）

亨廷顿认为：

民主自由主义最大的问题是完全改变了自由主义的問題指向，从个体自主诉求转向了个体解放诉求。接受了民主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美国人，会倾向于將自由作为一种对内的批判性力量，进而对共产主义产生亲近感。这是20世纪60年代以來美国自由派普遍左转，并导致美国内乱不止，在冷战中处于守势的根本原因。

传统美国信条中的自由个人主义是强大的自主精神，“个体自主诉求”即自我负责的态度，而“个体解放诉求”即自己不去努力实现自我价值，而要求国家和社会用优先照顾政策来解放他们的困苦，给予自己更多的权利和优待。

另一个問題同样严重：

既然黑人在福利和社会待遇方面获得了“赞助性照顾”政策倾斜，这就陷入了“仁慈即残酷”的恶性怪圈，越特殊照顾某个群体，他们就越懒惰和无能，越堕落。

而他们已經习惯并善于采用大型“示威运动的形式”来达到自己的目标。

用中国话来说，几十年来的黑人运动已經陷入一种恃宠生骄的“作”的状态。

黑人族群以曾经被种族歧视的历史背景为理由，有自由主义进步派撑腰，其族群里的流氓无赖阶层养成了一种坏脾气，行情见长就嚣张地向警察挑衅，故意挑战法律。只要暴动的势力够壮观，地方民主党政府就会命令警察局放弃执法。故意触犯法律是一种心理较量的策略，只要犯事者够嚣张和强势，而主流社会有了欠债和畏惧心理，警察就不敢对他們实施法律制裁。只要过了这个心理警戒线，渐渐地警察就会放弃强硬执法的态度。这种对黑人族群无奈的心理蔓延开去，黑人们就可以任性行事，以充分发泄400年来的郁闷和仇恨心理。

在平权运动后成长起来的黑人领袖，年轻、好战、富于进攻性。他们并未受到过前辈所受过的直接侮辱，他们常常得到的是特殊的赏赐，因此他们在心理上更自信、更坦率、更容易走极端。因为他们在发泄怒气時不会受到惩罚，倒是会得到更多的报酬。由于整个社会在原则上容忍变革，人们更容易地竞相向“左”转或走极端。更重要的是：在努力争取内部团结和社会地位的同时，斩钉截铁地强调民族主义。（6）

黑人族群有一种劣根性“任性暴力发泄情结”，有极其强烈的逆反心理。越是用法律制裁它，它就越过度反应。你很好地供养和支援着他们，他们尚且会胡作非为，只要用规范性制度来约束他们，他們就会用大规模闹事来表达对抗态度和仇恨情绪。

要命的是白人主流文化欠了黑人族群400年的“歧视债”。这类人在无理状态下尚且以流氓暴力手段耍赖，当要为被侮辱和被损害的过往耍横時，则一定“作”到翻天覆地的程度。

上个世纪60年代黑人掀起的平权运动有两派势力，一派是马丁‧路德‧金，带领30万人“进军华盛顿”，采取和平抗议运动的方式；另一派采取的是极端激进的方式，主张暴力斗争，其领袖是马尔科姆，他对和平斗争不屑一顾，说了一句名言，一直影响到今天的黑人运动：

“一天时间的‘种族嘉年华’，如何能抵消掉美国白人深埋了400年之久的心理偏见？”

克劳德‧布朗1960年告訴肯尼迪总统：“唯一使白人社会对黑人社区作出重大让步的事情就是暴动。”（7）

现在的趋势是：“良性的等级差异”遭受到任意的抵制和否定。

所谓的“反种族歧视”抗议，就是发泄得不到一致平等结果的不平衡心理。只要白人获得政治、经济和学术成就上的优势，那就是白人垄断优势资源和种族歧视的体现。

今天的黑人并不管你是否有意歧视或按照公正程序标准来给与机会，他们只看结果。只要结果显示出贫穷人口最多、大学入读率最低、失业率最高、参议院议员最少等等，他们就从结果公平的要求出发，指认白人文化的种族歧视。他们绝不会从自我本身反思問題。

你不同意优先照顾他们，你就是歧视。这就成了白人文化对少数族裔种族歧视的根据。

今日因为黑人犯罪嫌疑人被警察制裁而动辄骚乱闹事已是美国政治生活的常态，这是从上世纪60年代平权运动以來发展的“逆向种族歧视”的一种方式。以种族歧视的名义为野蛮暴力和对抗执法张本，每一次闹事都会得到白左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精英的支持，然后社会作出让步。

黑人逐渐变成借助“政治正确”的思想而获得了政治斗争的优势，而对白人文化予以轻易的打击和歧视。

对于政商媒学教界的精英阶层来说，他们深深地知道黑人文化問題的症结所在，希拉里和她的竞选经理波德斯塔在私下的邮件中谈论到黑人和穆斯林时，称黑人和穆斯林是“糊不上墙的烂泥，在任何社会都是差生，而华人和犹太人，在任何社会中都是优等生”。

作为社会精英的左派势力，他们内心并不相信种族之间没有优劣差异，也不相信圣母般的政治正确口号。他们只是表面上借助一种虚荣的旗帜，实质追逐自己的功利目标，借助全球化的助推，在变成国际公民的同时“去美国化”，他们不再会从“美国信条”和美国利益出发，他们有更优越的资本去赚取全世界的财富和政治或学术的优势。他们决意完全避开黑人困局、甚至拉美裔化的难題，伊斯兰势力的麻烦，避开一切政治正确的僵局，他们实行“精致利己的现实主义”策略。

当然还有一种书生气十足的自由主义进步派。

自由主义进步派的普世价值观出于一种博爱精神，他们一视同仁于人类所有成员的幸福，关心别人的程度毫不亚于关心自己，彼此相爱的程度与对自己家人和密友的感情不相上下，所以他们觉得生活极其幸福，也非常快乐。（8）

这些就是启蒙运动以來平等、博爱、自由和民主思想泛滥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的过度表达。

所以自由主义进步派极力主张多元文化主义，认为美国是自由天堂，打开大门让任何人都来到这里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即使你是非法移民，难民，罪犯。

从这种人道主义政治观出发，他们反对美国立国以來的“美国信条”和美国精神，要用美国的财富和成就为所有弱势群体提供福利和优先照顾。

道德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深刻地否定了自由主义进步派的天真逻辑：

保守主义只考虑自己的群体，而非全人类。对于他们来说，自由比平等更重要，公平比平等更合理，公平是在“对称性意义上的公平”，对称性是你的责任和权利、付出和获得、自由和限制是互为因果的，即互惠利他和因果报应的公平。

“对惩罚的偏好似乎是实现大规模合作的关键之一。”

“我們憎恨别人不劳而获。我們希望看到骗子和偷懒的人‘恶有恶报’。我們希望因果报应能够运行，也乐意协助其运行。”

右派说：“拒绝工作的人，取消他们的福利。”

 “人们有对保护共同体不受骗子、偷懒者和搭便车者侵害的强烈需求，因为这些人要是不受干扰、大行其道，就会令其他人的合作终止，那么社会也就解体了。”

一个涂尔干式社会重视自我控制甚于自我表现，重视责任甚于权利，重视对自己组织的忠诚甚于对其他组织的关心。

一个努力创造财富的美国人这样说：

“我投票給共和党是因为我反对其他人（有权的人）拿了我的（辛苦）钱去给一个不事生产、靠福利度日的单身妈妈，她们生出的毒瘾娃娃就是未来的民主党。”

人们列出了投票給民主党的15个最重要的理由，首要理由是“低智商”，其余有：懒惰，不劳而获，將自己的问题归结到别人身上，压根就不愿承担任何责任，鄙视靠辛勤工作挣钱、自己掌握生活、不依赖政府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的人，等等。（9）

塞缪尔‧亨廷顿总结美国信条的基本理念是：

“美国信念”的核心，涉及这样一些理想，即“人作为个人享有必不可少的尊严，人人享有根本的平等，在自由、公正和机会平等方面享有一定的不可剥夺的权利”。（10）

在这个陈述里，有严密的互相制约的逻辑：尊严-平等-自由-公正是一个系统，根本的平等是机会的平等，这才是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不是结果的平等。这些是尊严和自由的保障，它们融合起来就是公正。

用美国开国元勋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自助者天助”，最能概括美国信条的核心。黑人族群如果不能自助自立，又岂能凭空要求国家优先照顾呢!

积极的自我负责和自我制约的个人主义才可以获得宪政社会的自由和公平。

二.文化同化的失败與仇恨心理的异延

深入考察黑人运动的内在原因，可以归纳为：

同化的失败 仇恨的异延

“同化”全称为“文化同化”，也称“内化”，指非主流族群被融入非原本，但具社会支配地位的主流文化之过程。

非主流族群的成员要习得主流文化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性格特质，接受其价值观，而逐渐被接受成为主流文化族群的一部分。

在中国历史上，各少数民族随着汉族皇朝大一统和中央集权统治的过程，而逐渐汉化，包括先秦六国、百越（吴越闽越扬越南越瓯越骆越等）、匈奴人鲜卑人西夏人党项人契丹人女真人满人等等，都是文化同化的成功范例。

乔治‧桑塔耶纳说：“美国生活是一种强烈的溶剂。”可是黑人整个族群却没有被这种溶剂有效地搅拌进去。他们虽然几乎属于最早的移民，但除了学会英语之外，其文化性格不属于美国人。

自从20世纪60年代平权运动至今，美国黑人族群虽然获得了在法律及政治政策层面的平等权利，但黑人整体没有成功地发展成为正派的、积极和自我实现的“美国人”，却成为游离于社会主流之外的边缘族群。他们对于作为最底层阶级的怨愤，不会追究自我堕落的原因，而最好的寻租心理就是用历史上的受害者因果关系作为认知失调的平衡因素。

黑人种族逐渐发展成为历史欠付对象的主角、社会运动主体、福利享受阶层和高犯罪率族群，事实证明黑人族群在美国社会的存在是一个无法解决的困局。因为多数黑人拒绝自我成长为美国式个人主义的主角，他们的行动和诉求反而成了违背“美国信条”的异化者，即他们是特殊的“非美国精神”的美国人。他们只希望美国给与他们补偿、救济、任性的自由和尊重，但他们自己根本不尊重自己。

黑人族群的失败源于三个原因：

其一，曾经被不公正地奴役过，因而获得解放平权之后一直没有消除他们的仇恨；

其二，异延的仇恨心理，使他们凝聚了一种逆反心性，以破坏秩序要挟特权，其口号是：No Justice No Peace（没有公平就没有和平的秩序）， 將暴动运动和结果平等要求捆绑在一起，严重地妨碍了自我奋斗心性之养成；

其三，自由主义进步派和民主党从平权运动后一直成为黑人特权和暴民运动的助推，尤以“特殊照顾”的福利政策作为解决問題的政策。

虽然黑人族群到了美国后产生了很多不亚于其他族群的杰出人才，对于这个整体智商并不高的种族来说，这些成功的黑人可谓很争气了，丝毫不输于美国白人。假如他们依然留在祖先的土地上，绝不可能获得如此出色的成就。

对于大多数黑人来说，他们整体“被进入”美国的过程是一种罪错的方式，罪错的方式阻碍了他们整体同化为良好美国人的因素。

“仇恨的异延”作为历史情绪化的积淀尤其可怕。它不愿意解构仇恨情结，而反而將这种情结作为一种理由和动力，去尋找报复和补偿的结果。

“异延”是在时间延宕过程中积淀的“差异”所造成的分裂现象。当差异不断延搁，差异将会越来越大，而无法融合。只有越来越被解构，没有重组的可能性。

黑人的文化缺陷至少一半是由美国南部社会文化的土壤养成的。因此，黑人的历史仇恨像一件发酵的面种总是藏在现实的底层，一有机会就膨胀发大起来，永远无法清除。

勒庞说：

“利益不同，可以调和，不能调和的，是政客們所散布的怨恨嫉妒，以及心理熏陶造成和普及的抱怨和欲望。”

民族最难改变的也很难接近的是遗传下来的情感。这种遗传性的情感，不是教育所能改变的，它们代表了一个种族的过去，使历史經験以及行为的结果，形成了民族的性格，其作用十分巨大。民族性格在历史中是主要的原动力。（11）

黑人的文化仇恨最严重的恶性影响力在于：它成了一切逆反心理的动力和源泉，尤其是他们顽固地拒绝融入美国精神的主流文化之中，只要他们將白人视为仇人，那么他们就会將白人优秀的东西一概否定。恨之入骨的纠缠就是我將永远赖在你身上，但我厌恶你的一切，包括你最好的品质。

只要黑人大多数人与“美国精神”逆反，黑人族群就会视美国白人的成功信条正是造成黑人灾难的渊薮，他们將永远无法度过“仇恨-报复的自我堕落之谷”。

逆反心理情结敗坏了整个族群的正常发展轨道，而不能很好地利用良好的国家条件和社会制度寻求发展。更进而败坏了自己的性格和理智。

它更被一种不恰当的政治势力利用和支持，不断走向非文化同化的歧路。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与一个人一样，童年经验会深刻地影响他的一生。

这注定了美国黑人族群的悲剧性和灾难性。

“美国梦”是一种理想，相信在美国只要经过努力不懈的奋斗便能获致更好的生活。亦即人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工作勤奋、勇气、创意和决心迈向繁荣，而非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阶级和他人的援助。通常这代表了人们在经济上的成功或是企业家的精神。许多欧洲移民都是抱持着实现“美国梦”的理想前往美国的。

可是黑人来到美国却没有感受到作为人人平等的进取者和幸运者的那种生气勃勃的精神价值。

他们从一开始就失去了感受到自由、平等、勇气、创意甚至是奋斗的心性。一个人被严厉压抑着的时候，他的一切行为和思想都是恐惧和被动的，他不能感觉到为自己而工作，便没有渴望学习和创业的欲望动力，他努力学习的是偷懒无赖、满足欲望、暴力发泄。

还有更深刻的文化因素铭刻在美国黑人的基因上。

从一开始，美国南方就是一个毫无变化的“永恒的平静”之所。那是一个“种植园主的文化”，所有的生意都委托给市场代理商，依赖奴隶贩子带来的黑人奴隶进行简单的生产，开始時种植稻米、烟草、蔗糖和棉花，后来棉花成了主要的农产品。棉花热导致“为买奴隶而卖棉花”，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成了种植园主全部的计划和意向。

南部的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了，但资本主义精神却没有。

这种“美洲代理商制度”使种植园主成为了守旧、封闭和不负责任的人物，他们失去了接触新机会、追求多样性和勇辟蹊径的活力壮志，没有进取心，生活挥霍，僵化的制度束缚着他们追逐利润的手脚。他们只有传统的荣誉准则，要求黑人奴隶驯良温顺，忠心耿耿，他们只想整个南方永远不变，都是同质化的环境。

南方没有大量的欧洲移民，不欢迎甚至抵制外来移民，因为移民的物欲主义会抢走本地人的资源，他们会带来不纯粹的外来文化，会导致南方的变化，他们定居下来，会产生一种新的努力方式，逐渐成为新的主人。

结果，在南方僵化的农业奴隶制下，黑人族群获得的只是两种文化基因：

1，非商业精神的保守僵化的、没有进取心和多样性的又是以挥霍为满足的南部白人的心性；

2，奴隶式的劳动死受和忠心耿耿温驯服从的性格。

后来美国黑人整体的問題是由南方奴隶制“制造”出来的。南方白人不把黑人看作移民，认为他们不会被同化，日益把黑人视为危险分子。换言之，南方的黑人没有完成“美国化”脱胎换骨的同化过程，他们把从非洲带来的根性和南方文化的缺陷融合成了自己新的性格，但种下了被当作异类的“仇恨心理”。

开国领袖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都坚定地认为黑人同化是不可想象的，办法只有两种：要么用输出黑人的方法来解救黑人，于是后来就出现了为美国黑人在非洲开辟殖民地利比里亚的计划；要么將他们迁去聚居区，使黑白分离。

这种希望摆脱一种他们自知对其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的罪恶，成了美国一种不可消释的心理痼疾。对黑人来说，他们感受到自己始终是一种永恒不变的外来成分，而仇恨心性使他们开始学会了起义造反。（12）

这两种心性將黑人族群定格在被赶出家园的失落和被奴役的耻辱记忆里，以及被永远看作不可能进化的落后人种的地位。

黑人族群似乎成为了恶性自我循环的同谋者。

自从南北战争解放黑奴的宣言以后，黑人进入了长期的“隔离但平等”时期，隔离使他们进入了自我族群聚居社区的状态，无法获得与白人平等相处和从白人文化学习进化的机会。

早期的美国严格自定义为既是一个移民国家，又是一个本土文化保护主义之国。（内森‧格莱泽）这个本土文化就是“盎格鲁-新教文化”。移民进入和限制时断时续。

在早期，开国先贤华盛顿、杰斐逊和富兰克林等都严格规定：实行移民分散混居于本地人中间的政策，使之同化，国会将之确定为一项政策，这一直是美国政策的一个基点。分散是同化的关键。

“美国化同化”的定义包括，接受英语，为美国身份而自豪，信仰“美国信念”的原则，遵从“新教伦理”（自力更生、努力工作和道义上正直）。

但是黑人获得解放后，就没有遵从这种分散混居的政策，长期本族聚居的方式使他们失去了融入美国文化的机会，他们保留着非洲文化和南方奴隶制文化赋予他们的根性。

1965年是美国历史上划时代的标志年份，平权运动打破了黑人“隔离但平等”的状态，黑人在学业、工作和居住负面融入各个社区。很快，黑人族群在工作和学业上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到70年代，黑人中的中产阶级达到了41%的比例。

但黑人族群越来越善于利用大规模运动的形式来提出诉求，于是南方的黑人大量涌向北方，并逐渐集中聚居于几个大城市。每次掀起暴民运动，都可以自动集结成浩大的群体性事件，从而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利器在手，杀心自起。

这样，黑人族群开始是作为奴隶跟从白人生活，获得解放后实行本族群聚居，平权运动后一段时间与白人混居，之后渐渐又囘複本族群聚居状态。

这种处境是黑人族群无法文化同化的严重障碍。

正是1965年开始，肯尼迪和约翰逊的民主党政府，开启了对黑人特殊照顾的福利政策，这种政策潜移默化地从根本上损害了黑人族群自我奋斗和自我负责的心性。黑人中的中产阶级比例越降越低，教育水平越来越差，懒惰、犯罪人数的比例越来越高，原来较为成功的黑人都纷纷离开本族社区，白人也渐渐逃离黑白混居社区。黑人族群开始形成了闹事运动的惯性，每次暴动运动后，民主党政府和高等法院都会在政策法令上让步。

1980年里根总统上台，他概括当时的情势说：

“从前，美国是人们希望的灯塔。自由主义者涌现，并组建了巨大的联邦官僚机构，这严重桎梏了自由市场那看不见的手。他们颠覆了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处处反对上帝与信仰…他们不要求人们为谋生而努力工作，反而用勤勤恳恳的美国民众挣来的钱去填补福利皇后与凯迪拉克驱动的巨大欲壑。他们不惩罚罪犯，反而教导人们去‘理解’罪犯。他们不关心受害者，反而担心罪犯的权力是否得到保障…他们不提倡美国强调家庭、忠诚于个体责任感的传统价值观，反而鼓吹滥交、婚前性行为以及同性恋的生活方式…他们鼓励破坏传统家庭角色的女权主义运动…”（13）

上个世纪60-70年代开始，移民浪潮越来越盛大，美国出现了严重损害盎格鲁-新教主流文化的势头，渐渐形成了政治正确的“多元文化主义”，认为美国化即种族歧视、人种纯洁性、阶级统治、宗教排斥异己，连英语都主张不学不用，学术界和政界渐渐形成了主流的观点，认为不再相信主流文化的优越性，美国化不可取。

民主党政府实行对少数民族赞助性行动计划，使得少数族群不但保护其种族特性且反而有利可图，鼓励少数族群保持其原籍语言、文化和民族特性，90年代和2000年有75%-85%的国外出生者被定义为“弱势群体”，即使他们没有经历过种族歧视的历史，却照样享受“赞助性行动”。（14）

在此背景下，黑人族群更理直气壮地追求“种族歧视补偿”和享受“赞助性行动”的合法权利。

综上所述，事情的发展脉络非常清晰：

有三种心性结合着阻碍着黑人族群同化到美国主流文化中：

对美国白人不可解构的怨恨情绪凝结成了一种“仇恨情结”；

张扬“多元文化主义”的平等性和黑人文化特殊的优越性；

再也不认为盎格鲁-新教文化具有优越性和主导地位。

黑人文化的差异逐渐从负面认知变成了正面力量。

强调黑人的优越性，在这过程中，白左运动为黑人文化建构了这样的优势：

例如著名作家诺曼‧梅勒（《裸者与死者》的作者）在1957年《异议》杂志夏季刊上，发表了他的著名论文《白种黑人》，这是战后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在文中，梅勒对年轻、自信、坚持自我权利的那些黑人的“嬉皮士意识”和他们的行为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是一种“反文化的形式”，他说，黑人文化有许多方面，进步的知识分子应当去做仔细的考察，如反理性主义、神秘主义、对生活的力量感，特别是暴力以至革命的作用。

梅勒写道：

“想一想两个年轻人把一个糖果店主拷打致死的实际例子吧，其中就没有有价值的方面吗？我所杀的不仅是一个50岁的弱者，也杀死了一种制度，我侵犯了私有制度，也同警察建立了新的关系，把一种危险的因素引入了自己的生活。”

这是第一次对个人暴力與社会的制度化暴力所对立的东西力图赋予其合法性的精心作品。（15）

《白种黑人》是上个世纪60-70年代各种平权运动许多重大事件的证明文献，它对迄今为止被认为不文明的行为和态度，从理论上赋予了正当性。

从此黑人们就产生了一种“我杀死一个白人，就是杀死了一种制度”的自认为是反抗歧视和报复白人文化的正当心理。

在法国，黑人在示威中打出大幅标语，说根据进化论，黑人是人类的祖先，黑人群体应该享受更多的权利，必须要把生活在巴黎的白人赶走，建立一个全是黑人的法国首都。

当黑人对自己的文化有了足够虚幻的自信心和不切实际的骄傲感，他们就反客为主，认为他们才是世界的主人。如果他們不能富裕和成功，就是因为你们的歧视所致。因此逆向歧视和颠覆白人文化的主导地位就是顺理成章的。

黑人族群的多数人將自己的劣质文化基因发挥尽致，在妨碍着多数黑人的自我进化。而“优先照顾政策”从根本上毒害和纵容了他们的劣质性。

他们获得优先照顾的地位使他们具备了否定先进文化的合法性理由，而不会觉得自己的愚蠢和荒唐：

其一，野蛮特权的报复：多数黑人个体缺乏自我负责、自治自制的个人成功主义，但却有不能自我控制的懒散、放纵欲望和破坏犯罪的劣质性格，没有成功的黑人除了要求不劳而获的福利特权，更耿耿于怀于结果不平等的事实；

其二，拒绝法治制裁犯罪行为的报复：在他们犯罪時不能特殊照顾他们，那么就是犯了种族歧视罪；虽然黑人被谋杀的绝大多数都缘于黑人族群内部的斗殴和家暴，但是他们也会不假思索地將自己所犯的罪行归因于别人的种族歧视，白人是他们仇恨的宿主，每一次都找这个冤大头；

其三，智力逆反的报复：CNN报道，6月10日，黑人和左派要求美国所有大学关闭STEM课程（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科目），他们说这些课程属于种族歧视，因为黑人在这些课程上无法获得好成绩。

自由主义进步派主张“优先照顾”和人道主义关怀就是以“补偿式的种族平等”对黑人仇恨情结的回应。

这种人道主义政治不惜从根本上伤害盎格鲁-新教文化的主流地位，从精神心理上挫伤美国精神的尊严，將黑人的非理性和暴力情绪鼓动到反社会的罪恶边缘，制造了美国社会的分裂和冲动。

颠覆“美国信条”的传统价值和正常社会秩序，即涉及到威胁美国国本的根本問題。

不承认“盎格鲁-新教主流文化”的优越性，就意味着美国整体的瓦解，以致未来发生多元文化的战争，繼而分裂。原来各种多元文化所向往的“美国梦”就会变成“美国噩梦”。

结语

問題的症结是无解的：

白人族群永远要为弥补过去的歧视原罪而付出赎买的代价，一个最优秀的文化与最低端的文化结合在了一起，这种缘分只要一旦发生，就不可能割席；

 “优先照顾政策”的荒谬性很明显，即为了普遍的结果平等而解构美国文明的优势，无休止地要求取消所有等级差别，获致一个纯粹平等世界的欲望，不仅没有现实可能性，只能使文明劣质化，使美国文化异化；

“不论任何教育都不能改变黑人的易激动、没有远见、没有坚决心、不能天长地久的努力的性格。”（勒庞）

在当今这样的高科技时代，尤其是在以“技术主义”为最重要特征的美国文化里，没有文化同化的黑人族群首先会成为“无能阶级”的成员，他们將只能继续在接受“奶嘴乐”的福利安排和暴民运动之間反复折腾。

只要黑人族群的文化模式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善，他们就將永远处于社会竞争的失败底层。

注释：

1，8，乔舒亚‧格林：《道德部落》，P86，P249，中信出版集团，2016-7

2，11，勒庞：《心理学统治世界》，P242，P110，高永译，金城出版社，2011-10

3，6，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P237-238，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92-6

4，5，10，14，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第七章、第八章，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18-11

7，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258,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7

9，13，乔纳森‧海特：《正义之心》，第8章，舒明月、胡晓旭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5

12，参考丹尼尔‧J‧布尔斯廷：《美国人-建国的经历》第四编 扎根的和拔根的：南部人——白人和黑人，谢延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11

15，转引自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P438，杨正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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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夷所思的自我憎恶情绪与任性的自毁根基

吕嘉健01/07/2020

精英们信心尽失，败类们却满怀激情。

                       —— 叶芝

在威胁美国的未来一切灾难中，最可怕的灾难是黑人在这个国土上的出现。

                  ——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一.被纵容和被操弄的政治暴乱

2020年夏天，一个曾经五次入狱而再度成为犯罪嫌疑的黑人乔治‧弗洛伊德在警察过度执法过程中致死，迅即成为美国左派白痴和野蛮黑人族群制造政治骚乱的导火索，在全美和全球演绎成扩大化骚乱事态，有人提出End America，这是美国版文革。

將一个败类推为圣人，这是民主党一个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为了大选年的夺权，民主党不惜助推黑人示威活动演变成一场场暴动，助推者借此成为正义化身。

由于美国民主党政府所在的州或城市鼓动或放任黑人疯狂骚乱，突出显现了政府放弃管治职责的倾向。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对黑人团体说：

你不上街游行，你就不是黑人！

对着一个采访他关于选举問題的黑人媒体人员，拜登说：

你还在选我还是选川普的問題上犹豫，你就不是一个黑人！

华盛顿那个民主党的女黑人市长，不准警察去保护那些普通老百姓，允许黑人打砸抢烧，围困白宫，烧毁教堂，警察要去救援，女市长五次下令，不许去救援，不许阻止，并发布命令，每一个华盛顿的区都要有一条马路叫做“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马路，并将白宫对面的公园改成“黑命贵公园”。

拜登（Joe Biden）称弗洛伊德之死是“美国历史的重要拐点之一”；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披上非洲国家加纳传统服饰“肯特”（Kente），率领民主党议员单膝跪地向弗洛伊德默哀致意。

黑人暴徒們打砸抢烧任性发泄，随意袭击公共场所的白人和其他族裔人士，或在大街用黑下体对着路人摇晃抖动示威，或对白人女子调戏，扇耳光，或推倒路过的白人老人。“逆向歧视”的行为发展到极端。

抢掠商铺，焚烧汽车，砸毁店铺，破坏公共物品，涂污历史纪念碑，推倒名人塑像，像哥伦布、华盛顿、杰斐逊、林肯和邱吉尔等等雕像及各种历史纪念物遭到肆意破坏，示威过处，一片狼藉。

从政治伦理而言，民主制度的“宽容”已經异化到无边界而损害国本的危险边缘了。

白左纵容黑人將小事酿成重大的国家政治普遍性运动状态，完全违背就事论事的理性原则，荒谬地將事件性质扭曲，將警察执法过度歪曲为专门针对黑人的歧视性杀害，颠覆了普通常识，这不是一般地夸大事实，是故意制造国家政治动乱的阴谋。

白左纵容黑人以“莫须有”的种族歧视罪名，以政治正确宏大名义绑架所有人的政治意志，造成一种政治恐惧的压迫心理，使人们对显明的事实认知丧失理性判断能力，或不能为事实本身表达澄清真相的声音。

如果民主党继续纵容黑人恶性的政治动乱发展，那么这种对于美国自毁根基的历史拐点就真的出现了。

黑人暴动和犯罪成为常态已是源远有自：从1963年起，曾经连续五年出现了“炎热的夏天”，每一年都有一次暴动的高潮，开始在南方发生，然后迅速蔓延到北方，每一条街区都在燃烧，每次都是由一件小小的事由，导致谣言四起，无法控制，接着燃烧便是爆炸，先是狂热的、横冲直撞的行为，然后进行有组织的军事行动。

从60年代开始，黑人已經將暴力运动作为常规的政治运动，他们离开了南方，3/4的黑人涌入了城市，黑人比白人更加城市化。他们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城市里，唯一一个目的就是集中黑人社会力量，去施加强大的政治影响力，纽约、芝加哥、华盛顿、费城、底特律、洛杉矶、休斯顿、亚特兰大，黑人在这些大城市的人口比例多数都超过50%，甚至达到82.7%(底特律)。在这种趋势下，白人只好纷纷逃往郊区。（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五章，三联书店）

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指出：

这是一个被称作在无意识犯罪状态下集体互动赞同去做的自认为是爱国或正义的暴行。

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可以认为是犯罪，但在心理上却不认为是犯罪。

没有人确切知道，是谁下令或建議实施暴行。所有人在此情景下，都受到强有力暗示的支配，似乎很难把他们说成是犯罪群体，但他们以合法的名义將凶残的本能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將群体的天真极其不成熟的正义观念表现得淋漓尽致。

1871年的巴黎公社的历史提供了一个类似的事例，群体的影响力在不断增长，而政府的权威在它们面前节节败退。（卷三 第二章 被称作犯罪群体的人群）

在美国，黑人的犯罪率最高，是白人犯罪率的5-7倍，美国有接近50%的罪犯是非裔美国人，犯罪在黑人社区文化里成为英雄的表征，因此黑人族群中弥漫着反警察文化的心理，他们在特有的冲动心态下，往往主动挑衅警察。越是这样，在犯罪嫌疑边缘的黑人就更有遭遇警察击毙的可能性。

当弗洛伊德尸骨未寒之际，美国亚特兰大又发生黑人布鲁克斯（Rayshard Brooks）拒捕遭警方击毙的事件，对此，白左們抓紧机会续作文章，以此佐证黑人的弱势，以及抗议活动的合理性。然而，他们却故意隐瞒了布鲁克斯是因为拒捕并反抢警方的电击枪才遭枪击。白左們只看到黑人被击毙的结果，将布鲁克斯当作又一个符号、另一个可以消费的对象。

黑人文化存在着严重的劣质性价值观和破坏性基因，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白左們对之采取无原则的宽容态度。这种无原则的过度宽容实质上是弱智的纵容，它带来的恶果是黑人問題成为了美国的社会癌症問題。

白左和黑暴这两种力量的融合和采取的形式，对法治的不信任和强奸式地改变事件的性质，用操控政治的方式制造社会动乱，为了夺取权力，为了通过撕裂社会而获得影响力。

二. 匪夷所思之“任性的自我憎恶情绪”

反种族歧视的势力坚信肤色歧视是长期以來导致黑人低教育水平、高失业率、贫困以及衍生的打砸抢烧犯罪暴行的主要原因。

根本没有证据能够表示，广泛存在着对黑人的歧视。

经过上个世纪60年代平权运动以來的改革，关于平等公正的实践制度已經在美国社会普遍实行，并且平等观念早已經深入西方多数人的意识。

按照制度規則和法治运行的社会，而且在“政治正确”成为强大主流意识形态之状态下，严禁公开表述和给出种族歧视理由，任何人都没有机会利用种族理由在招生、招工、社会和公共服务等等待遇方面表现出这样的歧视。

而且在聘用、招生、选举名额和福利等等方面，都有对少数族裔的“优先照顾政策”，或称作“赞助性行动”。

唯一的证据就是，黑人聚集的地方，白人都会敬而远之。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托克维尔早就说过：

“你可以使黑人获得自由，但你无法使欧洲人把他们看成是自己人。”（《论美国的民主》，上卷，P398，商务印书馆）

上帝安排的天然差异，从文化模式到心性无意识，其种族鸿沟之深，随着黑人总体在自由竞争中的失败，冲突只会越来越大。想要白人像对待自己人一样泯然无碍，那是不可能的。

但占据道德优势的白左势力甚嚣尘上，他们压迫和绑架政治正确以外的沉默的大多数。

 “白左”这个中国人发明的概念，特指那些不现实的极端理想主义的精英左翼分子，他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道德优越感意识与和平平等观念，信奉多元文化主义。他们喜欢关心移民、难民、少数族群（女权、同性恋、双性恋、转性人士）、环保、小动物，沉迷于政治正确的绝对高尚道德，对复杂的现实问题忽略考虑，觉得自己就是弱势群体的救世主。他们甚至宁愿宽容低端落后文化的族群运用极端手段去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有人称之为“一种流行性精神病”。

白左本身的构成是复杂的，其中有些人士天真而真诚，无知且盲目，牺牲心理、怜悯同情感、拯救欲望都很强，但也有一些白左是虚伪和狡猾的政治策略人物。

白左們有一种心理叫做“任性的自我憎恶”。他们满脑子都是像古代中国文人清流的圣贤经典理论，是启蒙运动以來那套平等、自由、博爱的抽象观念。他们一旦看到满身邋遢和吊儿郎当的人类，流浪在社区和失业了，不会去尋找真实的原因，而会大发慈悲心，觉得是自己所处的阶级族群造成了底层人士的不幸，责备这个社会没有给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而对自己过着现代化的生活感到惭愧。只要听到涉及“政治正确”的目标声讨，他们就产生义愤的共鸣感，同时产生自我憎恶的情感。

自我憎恶情绪的产生源于一种过度忏悔原罪的观念和世界主义的普世价值。即使白左們不能从制度和系统上找出证据证明白人文化还有种族歧视的表现，但他们以意识形态的心理想象设定美国白人有这种倾向。尤其是不同种族的文化模式天然的差异和难以融合的事实，也成了“有罪推定”心理猜疑的依据，还有將对黑人低端落后文化的同情心变成认同黑人的失败归因心理：

社会心理学有一个著名的定律：失败的人往往將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外部环境，而成功的人士总是將成功的原因归结为自己的努力和智力。

2016年，24岁的德国左翼党青年组织负责人瑟琳‧格伦被三位难民性侵，受害人觉得坚决不能报警，因为难民已經很可怜了，温饱都成問題，还遭受种族歧视，于是她告訴警察，这事不是难民干的，而是三个本地人。后来真相调查出来后，受害人担心难民因为强奸罪遭受更多的排挤，居然在網上发表了对难民的公开信，说，“我最伤心的事情不是被性侵，而是我的遭遇，使你们这些难民遭受到更多的种族歧视。”

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白左的脑袋被驴踢了，問題有以下几点：

1，已經丧失了对犯罪和社会危机的正义感标准；

2，让犯人逍遥法外，直接增加了其他妇女受害的几率；

3，不惜牺牲本地族群应享有合法正当的安全权利去奉行自己抽象的大爱心；

4，违背不得说谎做假证的法律規則和道德律，去帮助罪犯逃脱法律的惩罚；

5，將抽象的怜悯难民的道义滥用到对具体个别难民品行的评判处分上，违反了逻辑同一律的界限；

6，始终將“种族歧视”作为一个假定设置的罪错安放在基本事实和复杂問題之前，作为她所有推理的前提。

这就叫理想可以很血淋淋，也可以很弱智。

犯罪者本身已經缺乏良知和自知之明，正因为其劣根性受到过度宽容，无疑相当于纵容他们犯罪，將他们推到了丧失进步动力的危险边缘。低端族群假如继续通过野蛮行为或触犯法律来满足自己的愿望，他们的地位只会越来越低下，而在获得一种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的默许或宽容下，他们將会更放纵自己野蛮文化的丑陋心性。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上层精英非常清醒和冷血，他们策略性地利用“政治正确”的价值观，在社会上制造一种势力，以髙尚政策号召以获得支持者。他们借助一批真心相信并且身体力行的人，去制造一场运动。这些人是大学生，和分布在社会中下层的普通白左。他们是政治正确观念的支持者、传道者、维护者，还是义无反顾的殉道者。

美国的白左精英集中在学术界、大学、媒体。2007年美国学者尼尔·格罗斯（Neil Gross）与索隆·西蒙斯（Solon Simmons）完成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Views of American Professors的统计得出，美国教授中只有9.2％自认是保守派，44％则认为是左派，46％认为是中间派。比1970年代的数据还糟糕。

多项统计指出，保守派学者不论是聘用和升迁都会面临歧视，在人文社会科学类科尤其明显。在左派的多元文化眼中，却缺少对保守派观点的包容。

单一的意识形态趋于消灭中间的声音，而让身为多数的左派在同温层中越来越左倾。近年来许多左派挟进步价值和“政治正确”之名抵制不同的声音进入校园。

教授在课堂上不但不敢对政治正确的主题发表争议性的辩论，甚至在敏感的学术内容上，如果引述历史文件，假如里面出现历史性的概念（如“黑鬼”），都会遭到学生的检举弹劾。

越来越极端的政治正确禁忌出现，连称呼男女性别的词语都要被取消。奥巴马做总统時，公开在仪式上倡导使用“假期快乐”（Happy Holiday!）的祝词，而反对继续使用“圣诞快乐”（Merry Christmas!）的祝词。

在这次运动里，只有表达对“黑命贵”示威异见的人士遭受解雇或废除入学资格，更多的人对这种一面倒的强势主流野蛮示威以沉默来对抗。

在运动期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群黑人学生給一位教授Gordon Klein发email，说你看最近的抗议活动，说明我們黑人一直受到不平等对待，这周的考试你得给我们通过。教授回信拒绝了，说现在是在线课程，我怎么根据名字判断你的人种？如果是混血儿呢？是全部让步还是让步一半？他引用马丁‧路德‧金的话说，不应该基于肤色来评估他人。于是黑人学生向学校投訴该教授种族歧视，学校就停了这位教授的课。

非裔黑人女孩、保守派代表坎迪斯•欧文斯（Candace Owens）发布了视频，公开反对把黑人弗洛伊德英雄化的言论，并且详细陈述弗洛伊德五次犯罪的事实，在此次事件中他被警察搜查時，还随身携带着毒品，并使用假钞。

但欧文斯的发声导致她在筹资网站GoFundMe的筹款网页被关闭。该筹资网站在声明中表示，欧文斯散布了“反对黑人社区的仇恨、歧视、不宽容以及谎言”，所以停掉欧文斯的咖啡店筹款，当时她的筹资已达20万美元。

“绝大多数黑人社区的暴力事件都是由黑人实施的。几乎没有为这些看不见的受害者举行游行，没有公开的沉默，没有来自加州大学的管理者、院长和部门负责人的心声信。信息很明确：只有当白人夺走黑人的生命时，黑人的生命才是重要的。黑人的暴力是意料之中的，是无解的，而白人的暴力则需要解释，需要解决。请扪心自问，看看这种表述到底有多畸形偏激。”

“黑人社区所面临的困难完全由白人系统性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和其他形式的白人歧视等外在因素来解释的说法，仍然是一个有问题的假说，应该受到历史学家的有力挑战。相反，它被当作一个公理和可操作的真理，而没有认真考虑它的深刻缺陷，或它令人担忧的黑人完全无能的暗示。这种假说正在改变我们的制度和文化，在严密的监控和狭隘的话语之外，没有任何异议和讨论的空间。”（《黑人被歧视的数据站不住脚》，转引自风闻（网），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麦教授随笔）

结论就是：高阶愚蠢的白左和低端野蛮的黑暴两种文化结合的怪胎，不是种族歧视的恶果，而是文化模式癌症的死穴。

三.白左自毁根基的高阶愚蠢

之所以说白左的天真属于“高阶愚蠢”，因为他们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却不懂得基本的现实主义常识。他们欠缺三个道理：

1，一个合乎人性的好的社会，应是健康的个人主义和适当的集体主义互相平衡的社会，健康的个人主义是自治、自制和自我负责的独立自由主义，适当的集体主义是以合理的救济和公共法治制约维系平衡的系统，不能以过度的集体主义破坏自我负责和自制自治的个人主义；

2，残酷即仁慈，仁慈即残酷，社会不能以过度仁慈宽容懒惰任性的生活模式，尤其不能宽容罪恶，否则会适得其反；

3，不能以同情心损害理性，不能以高尚道德为名纵容劣质弱势群体去损害正常族群的正当权益。

民主党候选人拜登承诺，如果他当上总统，將給黑人发放14万亿美元的补偿金。这是要损公共权益以奉寄生虫。

白左丧失了是非正誤的标准。將机会平等改变为要求结果平等，不但宽容品质恶劣：懒散、不努力、不学习、能力低下、破坏，还宽容罪恶：吸毒、强奸、杀人。似乎只要宽容这些低端文化和犯罪文化才叫种族尊重。不但要給他们更好的福利、优先照顾的机会，还要对他们毕恭毕敬。

虚无概念大都充满血腥。它们被看作比生命还重要，并通过两条規則来促进这一过程。第一，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第二，不接受该崇高性思想的人将被看作低人一等。换句话说，虚无概念鼓励极权主义式的思考方式。（《洗脑心理学》，P23，重庆出版社）

这次极左运动和黑色暴乱中最出风头的城市是西雅图。西雅图的市长是一个印度裔的移民Kshama Sawant，她46岁。一个社会主义者。早先是一个极其厉害的议员。原来是一个码农，和丈夫一起到西雅图工作。之后为了其坚定信仰的社会主义改学了经济学，为了参政和丈夫离了婚，全身心投入了社会主义政治运动中。

Sawant在这次事件中，带领一批无政府主义者、白左占领了市政厅。白左們把西雅图市最热闹地段（Capitol Hill）的几个街区封住并建立了一个自治区，简称“CHAZ”。用路障、隔离墩、铁丝筑起了隔离栏，解散了警察，说这个自治区不归警察管了。

就在他们号称“爱的夏天”，白左們发生了群殴基督教传教士的事件，一个演讲者号召白人做一个游戏，要给每个黑人10块钱“过家家”，以消除种族歧视。整个区就是一个不受法律管辖的以“黑命贵”横行散发着种族气息的神经病院。

西雅图市议会在全美国是最左的市议会。市议会经常会推出很不符合常理的议案。比如为了保证吸毒者可以合法、安全地吸毒，通过了议案，在市区内每年花费纳税人几百万美元，配备两辆流动吸毒车。还率先在全美国把最低工资从7.5美元/小时提高到15美元/小时。

Sawant女市长为了实现她的政治主张，决定打土豪，分田地。2018年，市议会要求西雅图所有年收入超过2，000万美元的公司，要替每个公司员工每年交500美元的人头税。这些人头税收上来，用于服务流浪汉。

此事后来由于受到各大公司的强烈抵制而作罢。但Sawant宣称要发动更多更大的群众运动来接管亚马逊公司。

之前Sawant还主张要波音公司的员工接管波音，让波音不再生产飞机，去生产公共汽车。可能她认为飞机是富人坐的，公共汽车才是穷人坐的，这种激进思维简单粗暴、毫无逻辑。

从西雅图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看到，传统坚实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规训、积极进取和自我启蒙进化都忽然成了罪过的东西。无政府主义者用暴动的方式夺权，將一切秩序否定，只因为简单的自认为不公平的结果，而重复千百年来一直惯用的抢夺财产、占领公共资源和压迫原来成功的阶级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失落感。

“在从前被视为天经地义、如今已經衰朽或正在衰朽的众多观念的废墟上，在连续不断的革命所摧毁的众多权威之源的废墟上，这股在底座之上崛起的唯一力量——看来很快注定要把其他力量吸收进来。在我們所有的古老信仰正在摇摇欲坠、消失不见的同时，在古老的社会支柱一根接一根轰然倒塌的同时，群氓的力量是没有受到任何威胁的唯一力量。我們即将进入的这个时代，实实在在是一个‘群氓的时代’。”（勒庞：《乌合之众》，P8）

这种群氓力量成为巨大的影响力，乃西方后现代社会和高科技时代所带来的严重恶果，精英阶级与底层阶级之間的鸿沟越来越巨大，而底层阶级很有可能成为无用阶级，连从事基本劳动的资格都可能丧失。与其成为废物，不如夺权快意一时。

实事求是地说，黑人族群既是低端文化的族群，也是犯罪文化的渊薮。黑人文化是与现代文明差距越来越大的对立文化。

谓汝不信，请看：

CNN报道，6月10日，黑人和左派要求美国所有大学关闭STEM课程（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科目），他们说这些课程属于种族歧视，因为黑人在这些课程上无法获得好成绩。

“种族现实主义”研究人员和机构顶住政治正确的压力公布的研究结论显示：在基因测试中，黑人的智商是最低的（包括土著）。东亚人的平均智商是105，白人的平均智商是100，而黑人的平均智商则是85.

黑人体内的荷尔蒙激素过高，导致他们以冲动和暴力为第一天性，尤以即时满足和高潮宣泄为最幸福事，所以黑人以大量的高强度性行为满足作为生活习性，并且缺乏自制力，没有稳定性，适宜从事行动性强的工作。

黑人文化模式的主要特征是：

从不考虑长远计划，缺乏勤劳工作动力、责任感、遵守规则意识、财富积累欲望、学习求知欲、自制力、稳定性和文明修养种种心性，他们没有野蛮和文明区别的概念，將流氓行径、暴力、抢劫视为人性的正常行为模式，因此缺乏罪恶和羞耻的观念。

请看这样的例子：

一个黑人中年妇女，身材壮硕，乳房和臀部特别豊满。她径直走入一家华人饮食店，將衣服全部脱光，弯下上身，將巨臀向内，对着店家，大小便哗哗地拉出来。拉完后，然后嘟嘟囔囔地穿好衣服，傲傲然走出店去。

用最无耻和肮脏的方式向人撒野，她不知道这是兽性的丑陋么？她不是第一天从丛林里走出来，为什么这样做？

非裔美国人要养成稳定生活的责任感与和平对待之心性尤难。

将近85%的非裔美国男性抛弃家庭，这是美国黑人族群最大的問題，也是其他严重问题的根源。

在奴隶制时期，至少有3/4的非裔美国人不跟孩子们一起生活。经过了两个半世纪的奴隶制以后，相应地出现了特定的文化模式：男性没有家庭观念，却享有大量的补偿性性生活，并且没有社会地位。即他们对女伴和孩子毫无合法权益，而起劲地发挥男性生殖力和高繁殖率这一从西非继承而来的模式，以此作为男性自豪和地位的象征。显明的特征就是非裔男人的男女伴侣关系很不固定，黑人家庭以母亲为中心，母子关系远远重于父子关系。男子以与更多的女人性交以满足性欲为目的，非裔美国男子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豪于让多少女人怀孕。

这一文化模式带来的严重问题是：黑人孩子都是在没有父亲教育的环境下长大，不能以自己的父亲为模仿榜样，而在整个社区文化熏陶下成长。黑人社区文化传播的是大量反社会文化和弥漫性的不负责任的习俗。美国在60年代平权运动时代，政府发展出给与低收入阶级福利补助的制度，尤其是单身母亲有充足的福利救济，于是黑人群体以福利救济维持生活的家庭成为主体。黑人群体尤以体育运动和嬉蹦音乐文化产业为尚，让许多人向往着从社会底层一跃成为超级明星，这种文化在大量非裔美国人底层阶级的年轻男人中，成为了充分规范性的模式。（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奥尔兰多‧帕特森：《认真对待文化：框架及非洲裔美国人实例》，引自塞缪尔‧亨廷顿 、劳伦斯‧哈里森编：《文化的重要作用》，P312-313，新华出版社）

但是，左翼人士，激进派，自由派都对从文化角度解释黑人问题表示反感和懐疑，认为是“指摘受害者”。他们喜欢从武力和剥削的角度来解释种族矛盾，將文化問題转为“身份政治”問題。

黑人失业率很高，即使工作也是从事低端职业。一项由杜克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合作的新近研究表明，美国黑人和白人的收入差距重回1950年代。该研究对1940至2014年男性收入进行了分析。黑人与白人的收入差距在民权运动时代最小，随后，自1970年代起，收入差距再次拉开。

经济变化恶化了所有高中及以下学历的美国人的就业状况，而黑人受到的影响是最大的。黑人待业者已从1960年的19%上升至2014年的35%。这一数字包括锒铛入狱者与待业在家者。如果把美国收入分成五档，那么有42%的黑人青年是在最贫穷的那一档中成长起来的。在皮尤研究中心的采访中，有52%的黑人群体认为肤色让自己的人生更难走向成功。

在普及良好教育资源的美国，美国黑人在过去75年间教育程度却没有得到提高，情况变得更糟糕。

长期以来，白人送自己孩子上幼儿园、中小学，都会考虑该校有没有黑人。校园里哪怕只有一个黑人，白人也会送孩子到别的学校。于是黑白分校的现象渐渐普遍化。通常白人孩子上的都是好学校，因为差学校里全是黑人。

凡是有希望上升到中上阶层的黑人，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迅速逃离黑人社区。

黑人族群曾经使利比里亚、南非、索马里、海地、津巴布韦这些原来有着相当成功的政治经济文化成就的殖民地国家，全都变成垃圾国家。还有美国的底特律。

白左替他们转嫁危机对象，无中生有地將今天他们的劣性表现叙述成一个政治迫害的故事，將罪恶安放在白左指定的白人敌人身上。最好的安慰方式就是將問題归因于种族歧视。

最后的恶果就是，不仅最终害了整个黑人民族，而且將美国文明毁灭掉。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里这样说：

“在威胁美国的未来一切灾难中，最可怕的灾难是黑人在这个国土上的出现。”

但愿这个灾难能够找到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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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广场大妈“的欢腾与公共社会的失范

—— 具体法治的进化之路

 

吕嘉健 26/5/2014

 

 

在当下中国公共空间方面能够引起广泛注意的群体现象，“广场舞”的欢腾肯定足够吸引眼球。不仅仅在任何一个中国城镇都可以看到这种普遍的群体活动场面，而且它们还带着强烈的表演性和影响力，毫无顾忌地刺激着周围社会环境，不但引起社会怨言非议，甚至不断引起社会冲突的发生。

 

对中国城镇“广场舞”的社会学分析和公共管理对策研究，是一个重要的中国难题解决的切入口。这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案例。中国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出现大数量的中老年人群体，他们开始注重自身健康和养生，评论家敏锐地发现，这是“初级程度的市民社会萌生了自由权利意识，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为自己活着’是天经地义。” （陈行之：《个体权利的畸形表达——作为社会精神文化现象的“广场舞”》，爱思想， 2014-5-19）当许多大妈被质疑“广场舞”强烈扰民时，都会特别强调自己健身的权利没错。由此可见：“广场舞”问题凸显了中国市民普遍的“张扬个人权利之重”的社会意识。

 

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建构现代法治意识，它是一个完整的互动性的理性认知结构。高度强调个人权利、个人自由的国家，在群体生活中有一整套社会规范；属于个体权利范畴的东西，同时会受到严格限制；个人自由不能妨碍和损害他人的自由，这既是获得共识的公共伦理，又是国家很具体的法治规则，如有僭越，不管什么人，将会被法律制裁。大妈们只知道自己的权利和自由的一面，但是却不知道还有公共责任和所有人的自由互动之另一面。这是典型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心理“过渡状态”。一个人缺乏完整的现代性观念和具体详尽的反思，当他的公共行为失范了，但是自己却没有意识到。

 

这个广泛呈现于中国城镇的“广场舞”案例，不但引发了大妈们的对抗心理，也引起了公共社会质疑反感的问题，同时构成了政府处理公共事件的两难困境。问题的焦点集中在：部分人权利的张扬和对全体公共权利的尊重之间的矛盾，公共空间的法律定位与小团体在公共空间大规模活动的合法性与适当性。

 

在现代都市，因为人际关系十分复杂而密切接触，首先突显的难题便是都市人权利与义务、自由与秩序、尊重与合作的关系，这里需要一个公共社会的法规、都市社会习俗的潜规则与公民素质多方面合作的良性互动机制。实际上，大妈们并非是将自我的健康快乐建立在他人被侵扰基础之上的无理之人，她们只是依据习惯的行为方式和心理性格争取活得更加滋润而已，而面对自己的失范缺乏自我反思和无法获得合适的认知。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公共社会缺乏明确而具体的法规，无法可依，社会争端便会各自走向自私对立的极端。

 

陈行之的思考将问题引向了另一个抽象的范畴：“ ‘广场舞’现象说白了也是一种‘刻意’——如果大爷大妈群体很早就开始享受宝贵的个人权利，他们还犯得上用‘广场舞’的方式寻求存在感么？如果他们在生活中享受着广泛的个人尊严，他们还犯得上以变形乃至于变态的方式寻求社会尊重么？我们只能说，在社会演进的过程中，一切都刚刚开始，一切都还没有就位，我们看到的正是我们应当看到的，所有发生的都是必然要发生的，你没有任何理由不看到社会而只责怪大爷大妈。”（同上）

 

“马斯洛把实现自我视为人性得到表达的过程，是有道理的。一个国家的社会生活形态，是由那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形态决定的，这是一个前提，我们议论的所有话题都是它的子项。我们都不是纯粹的利他主义者，我们与他者的联系，在很多情况下还是不和谐乃至于冲突对立的，在当下，在社会温暖离我们还十分遥远时候，我们出自本能还很难做到不把个人权利凌驾于他人权利之上，而政治权利缺失所造成的个体权利变形，更加重了个体与他者、人与社会的冲突。大爷大妈实际上就处在这种既让人怜悯又让人厌恶的尴尬境地当中，这同时也是我们所有人的处境，我们就站在我们此刻站立的地方。” （同上）

 

“这就是说，我们在鄙夷大爷大妈用个体权利的畸形表达侵犯社会的时候，我们还应当想到，一个人的幸福不是完整的幸福，同样，一部分人的不幸也是所有人的不幸。在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脚步与没有踏入普世文明之前，在整个社会还在被权力魔兽欺凌的时候，在虽然人性有了某种程度的觉醒，却得不到社会正义的滋润和呵护的时候，我们可以断言，任何个体就都还是不自由的，任何人性的表达也必然是扭曲的，换一句话说，在整个社会没有进入到恬适状态之前，我们个体即使意识到权利，也将无法享受舒适，我们总会受到扭曲——来自社会的扭曲，来自我们灵魂深处人性的扭曲。我们必须忍受我们无法规避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宿命。”（同上）

 

在我看来，陈行之的观点带着过度政治化的倾向，这是一种深刻的偏见。可惜他过度强调了社会政治制度尚未进入到普世文明的前提，因此无奈地宽容任何人以扭曲的方式一报还一报地回馈这个社会这样的尴尬局面。将一个具体难题扯到宏大叙事上，不无唯理主义之嫌。他忽略了社会公民与公共制度之间互动促进发展的具体可能性。按照那样的逻辑，哈耶克所主张的市场社会之渐进过程便不可能到来，而只能等候唯理主义的救世主来为这个扭曲的世界设计一个完美理想的方案。人人都可以以顶层设计的滞后，来为自己践踏公共理性之行为做借口。“平庸之恶”便有了存在的合法性。

 

任何社会改革都具有“社会互动”的弹性空间，任何社会行为都具有“社会互动”的结构关系，其中带着例行常规、公共意识认同和合作默契的建构。政府的法治制度改革是在解决具体的公共难题之过程中调整建构的，而公民的现代性生活方式是在反思的自我认同后逐渐成长的。假如在公共意识方面出现了不认同和无法实行合作默契的话，那么就会出现“失范”现象，即破坏了例行常规和公共秩序。假如习俗行为对发展了的公共社会造成严重障碍，那么说明这种习俗已经很不适应公共社会的现状，需要对旧规则或者潜规则进行重新规范，包括制定新的具体法治规则，同时通过教育和信息传播在公民之间形成新的明确的公共意识，在全体公民的认同过程中，大家逐渐形成合作默契之行为模式。政府的作为促进了公民的反思，而最终引导了公民认同，认同会有效地形成公民的自觉性和共识合作，则可望改善社会失范问题。—— 这样的社会问题，不应当总是归结到政治范畴。一种公共社会失范现象，不必上升到上层建筑领域，能够在基层处理的，就让基层职能部门有所担当。寻求具体问题在社会学范畴内具体法治的解决方式，是中国公共社会进化的重大思路。

 

陈行之的观察和分析涉及到另一个重要心理现象：“上述这些中老年人专门找人多的地方表现自己。有的城市为了化解扰民的矛盾，专门划出了地方供中老年人跳舞健身，然而一些中老年人却因为那里偏僻冷清不愿意去。这说明至少在一部分中老年群体中，跳‘广场舞’，以惊世骇俗的方式表现自己，已经游离了强身健体本身，他们并不是在自娱自乐，他们显然更需要欣赏对象——被人意识到，被人欣赏，被人尊重。”（同上）陈行之对之概括为“寻找存在感”。

 

“广场大妈”的欢腾带着两种传统文化的基因，至今缺乏明确认知。这些50-60后出生的新老人，经历过激情革命岁月、群众运动洗礼和中国复兴的政治经济历史生活，高举红旗，唱着红歌，在集体主义精神营养下成长和获得曾经的成就感。“群众狂欢”的形式已经成为了她们生命的原型，根深蒂固。所以“广场舞”无疑带着强烈的怀旧色彩和寻找生命激情记忆之深刻的心理动机。她们是执着的历史活化石，带着旧时代的徽章，但是这种不合时宜的文化印记和历史性格，未必不引起今天某些人的文化反感。另一种传统文化性格是中国人爱热闹的文化基因。喧哗和骚动在中国人看来不是罪错，而是生命的活力。

 

从这两大文化基因和心理动机来看，“广场大妈”的理直气壮，真是气壮山河。从现代公共社会的立场来看，上述两种传统文化基因都已经很不适当了，“广场舞”属于社会学形容的“情境失态”。“广场大妈”的过度表演性健身舞以过度夸张的影响力方式，以每天程式化的“情境失态”干扰环境，与现代都市秩序与公共安静氛围发生着强烈的冲突。她们是生活在一个“过渡社会”的代表：在一个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多重性交织的社会，传统形式和性格需要逐渐调整和改变，然而她们还没有这样的意识。

 

时易世迁之后，全球化普世价值的观念和现代性的内涵还远没有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理中普及开来，即使识时务与时俱进的意识也难以抗衡许多执着随性的中国人之个性以及文化记忆。革命时代过去了，集体运动的形式在公共空间中已经是一种禁忌，许多中国人对此并没有经过认真的反思，重新建构新的现代认知。建立个人自由的意识可以是朴素自发的，但是建构一种公共法治下的人类自由互动观念，则是相当艰难的，因为不仅仅50-60后的大叔大妈们缺失这样的教育，今天的孩子们也缺失这样的公民教育。

 

在当下中国人心中建构一个公共社会的法规、都市社会习俗的潜规则与公民素质多方面合作的良性互动机制，需要将现代性的观念通过具体法规的实践，变成公民心理上的自我认同，需要人人学会反思，在法规和道德面前建立羞耻感，更多地学会换位思考和体验他者的想象，从而获得合作默契的心理基础。健康的“自我认同”是与“社会认同”相链接的，既可以与人沟通，也自觉地通过反思，与社会取得共识，随时调整自己的言行，使之获得适当性。当多数人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趋向更多的一致时，这个社会便是规范的与和谐的。

 

中国城镇化运动至今依然行进在粗疏扩张的形式格局过程，拆迁、改造、兴建体现了最大的外向型物化主题目标，而缺乏现代城市制度与文化内涵具体法治建设的意识。许多问题是见招拆招，城市管理很像是无暇应对的救火队模式。在此背景下，城市的混乱无序和矛盾冲突层出不穷地泛滥。最大的难题便是公共社会的失范。何为公共社会和公共空间？这是与私人领域相对区分开来的领域，它由公共法规、习俗潜规则和合作默契构成一个良性范式，在全球化的任何一个城市都是如此普适。这当然包括交通规则，过马路的方式，不得在公共场合大小便和露出私处，不能故意触碰他人身体，不得破坏公共环境卫生，不得在公共场所游荡，不得违例泊车，不得拾遗不报，任何私人和团体未经审批不得占用公共空间，不得违规举办群体活动，等等等等，它们背后就是一个现代化社会成熟细致的法律规则和理性精神。

 

吉登斯在论述公共与私人领域的区分时，这样说：“前现代大多数的城市人们之间的会面还保有一种社团式的特点，主要的还是与朋友、亲属或其他的家庭有交往。这里的私人领域还没有成为一个完全隐秘或独立的领域。。。仅仅是在一个完全意义上的陌生人社会得以建立起来的时候，即‘陌生人’的观念失去其意义的时候，公共领域才变得与私人领域区分开来。从那个时候起，市民冷漠感作为普遍的公共信任的配套机制，就从私人领域，特别是从亲密关系的领域中脱颖而出。”（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P178, 三联书店，1998-5）

 

吉登斯的意思深刻之处在于，公共空间不能让某些亲密关系和私人社团占领，这里不是私人领域，公共社会意味着大家都是互相尊重的陌生人，大家需要有市民冷漠感作为互相不受干扰且平等的护身符，但是这种冷漠感却具有普遍的公共信任。这样既保持每个人的个人独立自由性，又是安全而开放的。“社团式”的过度集结，使公共空间变成了特殊团体的特权领域，使其他陌生人受到无形的压迫排斥，从而失去了公共空间的意义，这便是公共社会的秩序失范。现代都市不是传统社会的宗族社区，它是完全公共开放的。

 

“广场舞”依恃着群众革命活动的潜规则，它们带着社会主义特色的合法身份，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中国结束革命运动时代几乎40年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方式虽然获得了否定式的意识共识，但是它的原型范式却深深地打入了我们许多中老年人的潜意识基因之中。所以唱着红歌、踏着集体节奏，以团体操的形式唤起历史记忆，在大妈们是欢腾的，但是对于现代都市却是不合时宜且违法的。大妈们没有意识到，占领广场（Occupation Square）也是一种违法行为。可惜转型期的政府也缺乏观念更新，因此显出了认知盲区。

 

我们行政机构和立法机制对此缺乏现代都市管理的具体法治意识，也没有公共社会管理的智慧。当人们在公共空间“情境失态”时，遵循的是他们心目中的习俗潜规则，自觉没有什么不妥。但是当其他不同意见和非议渐起之时，政府管理和立法机构就应当及时研究，做出法治反应，通过具体法治条例，为社会制定现代性的规则，并迅速进行公共咨询和信息传播，引导公共讨论，由此逐渐促进公共社会形成明确的共识，促进全体公民获得更多的合作默契。

 

5月7日，中国政法大学王人博教授在首都经贸大学以“中国的宪政文化”为题演讲，谈论“中国如何构建现代国家”的问题。他认为从1840年以来，在如何构建现代国家问题上有三种思路：构建一个现代政府；培育现代国民；着重国家的战略设计。王人博是三者综合发展的整体主义派，他认为国民性的培育应该从每一个人自己开始，作为一个合格的公民，要懂得行使权利，行使权利的前提是要知道自己肩负的责任。当你行使你的权利的时候，一个现代公民首先要做到照顾别人。“ 我认为我们的同胞包括我自己在内，既缺乏坚定的权利意识又缺乏责任意识，只想行使权利，不想承担责任，而且行使权利的时候一般不会顾及到别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社会出现那么多的怪现象，比如很多老年人跳舞时，在空地上放那么大声的音乐却不顾及别人。作为一个现代人，处在这个场景之中，我们没资格教育大众应该如何，首先要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做。” （王人博：《中国如何构建现代国家？》，爱思想, 2014-5-19）

 

王人博在回答问题中陷入了空洞的、笼统的唯理主义循环论，他依然纠结在国民的公德心没有什么进步的问题上，然后大而化之地老生常谈：“推进政府改革对于造就现代公民是个有利条件，而公民的成长又可以影响政府的效率和质量，而好的国民和好的政府体制，又会促进现代国家本身的成长。”可是他认为法治不是解决现代中国所有问题的唯一途径，“由于法学家与法官、检察官的二元化的存在方式，中国的法律实践者可能更能体味出中国法治在实践层面的难度与复杂性。”（同上）

 

王人博概括的三种思路，最忽略而成为空白的就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具体建构”，正是中国难题的致命之处。没有一个规范法治的社会，那么则绝对不可能出现现代公民，那么培育现代国民或者改造国民性的提法则完全成为空话。学术界总是居高临下地、简单地将中国问题归结为国民性低下，而没有提出具体进化之路，更由于忽略具体法治的思考而拒绝从社会法治角度解决难题的方式，不仅仅是不负责任的学术态度，更是官僚思维的习惯性流露。心中只有State，而完全没有Society和Community。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就是一个国家与社会二元分立的矛盾对立结构，这是从来没有得到过正视解决的大问题。

 

中国太多像王人博一类理论家，而缺乏解决实践问题的具体研究学者。大家总是在大论题上做唯理主义的理论文，却严重缺失“具体法治”的问题研究和对策设计，尤其缺乏立即反应的、以有效影响力为目的之行动研究。立法机构不能和行政管理共同合作，因为他们都没有确立“为解决实践难题而服务”的社会学宗旨。理论家、行政人员和立法议员只是一群“国家主义者”，为了国家富强服务，而没有为公民与社会服务的意识。当出现难题时，他们都共同推卸责任到国民性身上，同时继续放任社会难题存在，以至整个社会积聚了越来越多的复杂纠结难题，社会戾气膨胀，当社会出现了严重的矛盾冲突之后，便只有动用政治暴力来控制局面了。—— 何为“构建现代政府？” 现代政府不是一个国家主义的政府，而是一个公民社会管理的有效政府。这正是王人博们需要花全部心思去设计和调整的具体有效之实验课题。

 

吉登斯对此的总结是：“这是一种反思性（reflexivity）模式，而不是那种平行线式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社会知识的积累与对社会发展稳定的、更加广泛的控制是同步的。”“通过影响个体和团体行动的知识的不断输入，来对社会关系进行反思性定序与再定序。”（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P14, 译林出版社，2000-7）—— 理解了吉登斯，便知道了中国问题的具体进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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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优雅的时代向往优雅

吕嘉健 15/5/2014

最近在各大网站博客上读到社会学家李银河博士的文章《向往优雅生活》（2014-5-5），题目是好题目，可是觉得李银河似乎随意就议论了一回“优雅生活”，本身就是不够优雅的表现。难怪，当下中国的学者专家，都习惯急匆匆地发表言论，每日在网络上露脸，已经来不及深思与“优雅”之后再谨慎表达了。—— 我下面要议论的，是说中国现阶段何止远远谈不上优雅生活，而且相反，正如李银河所认为的，这是一个“粗粝的环境”，不忌讳地说，是“礼崩乐坏”的时代（许纪霖：《礼崩乐坏的时代如何寻求共识？》，共识网 2014-5-13）。在一个以喧哗和骚动为“格调”的时代里，议论优雅就有些奢侈。

现时代的中国，正行进在急不可耐地富有强盛的中国梦向往心态中，所以李银河所不堪回首的“粗粝环境”岂止会结束，而仍在变本加厉着，只是在同一轴线上以伪装的形式突飞猛进而已。财富膨胀，浮华夸张，宏大扩张，雾霾蔓延，粗粝在物质过度、人口过剩与环境污染层面恶化，同时在精神层次腐败。按照李博士的社会学专业理论，历史积淀的本色和习惯是会遗传甚至发扬光大的，穷困革命年代的粗粝，会顺理成章地演变为今日暴发之后缺失品质的“粗鄙”。物质不会变身为精神，但是会毒化或者善化人的心理，关键要看是否有进化的悟性。我认同李银河的质疑：为什么富裕之后，还不进入到一个“优雅生活”的时代？值得人人深长思之。以下有若干答案：其一 ，如果中国梦的主题只是国家强盛、为昔日被侮辱被损害争一口气而不向往普适价值的话，那么国民和社会不仅不会优雅，还会好斗。其二，假如整个社会不在法治和明规则、道德和合作精神上全力以赴努力的话，则不但无雅，且越加奸诈。其三，倘若广泛的不公正、不平等、不平衡和不合理得不到缓解的话，戾气与雾霾交织，想要优雅，缘木而求鱼罢了。其四，只要还是单面人的教育取向，那么没有人文教养的国民，一辈子都会不知优雅为何物。其五，后现代的全球化，一定会普及全人类的“审丑文化欲望”，岂止不优雅，简直就是全面恶俗。

优雅的对头是恶俗。恶俗有两种，一种是赤裸裸以粗鄙真身大摇大摆过闹市的，另一种便是化妆成优雅君子和道德家，施施然向世俗卖笑。全社会恶俗，包括政治、商业、教育、知识界、平民生活、社会舆论，都在权术、潜规则、伪道德、实用主义、金钱、物质的腐蚀下，在生存压力下，竞相腐败。现在离古典时代已经非常遥远了，很难让“优雅”这样的稀有资源得到崇尚。古典时代一结束，“优雅气质教养”便遭遇致命打击渐至湮灭。因为“贵族精神”遇到了两大灭绝者：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这两大杀手都是强大无比的恶俗势力，迄今不可战胜，它们具有可以最有利地毒化人性的功能，使普罗大众的魔鬼性彻底释放和堂而皇之地当上历史的主角。从此，包括优雅在内的贵族精神，便从内涵异化为一种装饰主义的形式。“恶俗”成了真正的主人。在后现代社会，无顽劣不欢，唯游戏则刺激；混搭是酷，无赖方民主 ；大丑为美，无知才自由。以大众文化占据主流的时代，庸俗是最大的时尚。当人人都要享用高尚生活之时，那么只能出现遍地的伪优雅，以满足群众的虚荣心。用高科技工业化制造方式大量复制LV和拉菲，还想要精品，那是痴人说梦。

网络信息时代，“信息”是没有意义的“技术媒介本质”，高贵优雅只是作为一种形式风格存在，速朽之下无品质，直接的、赤裸裸的、极速的、爽快的、任性的是信息的本质携带基因，所以，

急匆匆地表态

闹哄哄地参与

恶狠狠地骂人

居高临下地训斥

嬉皮笑脸地调戏

傻乎乎地卖萌

舒舒服服地暴露

这些便是“庸俗主义主角化”的形式。商业、市场、民主、群众、娱乐、消费等等，不也是平民自由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么？托克维尔当年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早就警示过世人，这种新民主未来一定会带来“多数的无限权威及其后果”。这是多数人追求幸福权利必然带来多数暴政和品质恶劣之二律背反的困惑，优雅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被消灭的。90年代保罗–福塞尔写书批判美国的恶俗，书的副题是：“或美国的种种愚蠢”。愚蠢是肯定的，不仅仅是商业、市场化的利益驱动，重要的是世界上80%以上的多数成了主角，哪里还会有贵族范儿的精品和智慧？你不服也不行，无产阶级大多数从来就不喜欢贵族的讲究，只有舒服的发泄和粗鄙的人性化才是本色。不讲理的戾骂就是本时代最流行的粗粝口淫娱乐发泄。

李银河在文章中提到的北大教授孔庆东，是这个时代社会粗粝狂言与口淫思潮的一个导师。在上一次香港地铁大陆人和香港人发生冲突时，孔博士曾经借传媒破口大骂，被称为“三妈先生”。孔教授还说：“到现在呢我们香港回归了，人心并没有完全回归，还有很多这个殖民主义留下的狗崽子，啊。他在殖民主义者面前是狗，但他对待内地同胞面前他忽然觉得自己是狼。”“当年英国怎么对付香港这帮狗呢？拿着鞭子不老实就抽啊，生生给抽老实了知道吧。就是用老百姓的话……用北京人的话说就他妈欠抽，啊，就是欠抽。”孔博士继续发扬阶级斗争观民族主义情绪冷战思维，带着仇恨表达族群、地域歧视，粗暴便也顺理成章了。教授说脏话，不再是蔡元培、胡适时代北大的传统，而是后来革命粗粝时代的习惯性延续。孔庆东还不算很极端，今年香港街头便溺事件，再度激发更狂热的群体咒骂。“粗鄙”作为一种集体癫痫情绪化发作，是在地域文化冲突背景上越演越烈的野蛮文化。教授骂得，天下人也都可以粗鄙得。网络咒骂，绝对是中国特色的民主代表作。甚至有学者专门论证，可以公开骂人才是民主社会开明的信号。

其实不讲道理的粗鄙谩骂与狠辣诅咒只是一种恶俗反应，更大的粗鄙还在粗鲁语言的背后，是对自我粗鄙行为理直气壮合法化自我认同心理，即对于数量不少的中国人在国际上横冲直撞任性自由之行为方式的价值观捍卫：我是流氓我怕谁？我是流氓是我的自由，我为什么要按照你们制定的行为方式和普世价值观来做人？你认为我是恶俗，我也同样认为你们都是恶俗，彼此尔尔，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大略梳理一下便可以清楚：中国现时期的粗鄙文化表现，具有几重文化基因底子：传统的墨侠流氓文化，革命时代遗传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习性，商品化市场化背景下的平民性流露，富裕暴发和国家强盛之后的嚣张释放，信息时代民主自由心理的泛滥，严重缺失法治约束教养的习性，等等。福塞尔说：“伟大的恶俗是美国根深蒂固的东西。”（《恶俗》P4,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1）这句话移用到中国人身上，也是合适的。

我们万万不可忘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给我们深入灵魂骨髓的影响力，随手举一个例证。陈丹青说道：“我在三联书店买到两册抗战照片集，发布了陈公博、林柏生、丁默邨、褚民谊押赴公堂、负罪临刑的照片—— 即便在丧尽颜面的时刻，他们一个个都还是书生文人的本色。他们丢了民族的脸，照片上却没有丢书生相貌的脸。我斗胆以画家的立场对自己说：不论有罪无罪，一个人的相貌是无辜的。我们可能看不起汉奸，却不见得有资格看不起他们的样子。其中有一幅珍贵的照片，就是被押赴法庭的周作人。他穿件干净的长衫，瘦得一点点小，可是那样的置之度外、斯文通脱。你会说那是强作镇定，装出来的，好的，咱们请今天哪位被双规被审判的大人物镜头前面装装看，看装得出那样的斯文从容么？”“到了1979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绀弩、丁玲、萧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无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这批代表索性不是著名文艺家，倒也罢了，现在你看看，长期的侮辱已经和他们的模样长在一起了。所以再忍心说句不敬的话：他们带着自己受尽侮辱的面相，还居然去参加文代会，等于再次确认侮辱。那样的会议，鲁迅会去吗？”（陈丹青：《笑谈大先生》，P14-1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

在长期接受侮辱与损害的待遇下，便是一种粗粝暴躁的习性，残酷斗争的性格和执着仇恨的心理，一报还一报的互害相处方式，和极端主义的思维定势。习惯性的盛气凌人，渐渐升温的气急败坏，毫无顾忌的粗鲁呐喊，以及竞相不讲理的吵架作风。

时移世易，从绅士阶级到无产阶级，再从无产阶级到资产阶级，剩下的是怎样的能耐呢？现在就是新兴资产阶级在原始积累时期的那点能耐：除了钱，没有了。从没有想过优雅是什么，骨子里剩下顽固执着的无产阶级化基因。有一个判别标准很容易看到这种无产者的灵魂性情：在一个Party上，那个人只捡贵的、好的东西放开了大吃大喝，他的全神贯注全在饕餮的享受上了，一面吃，一面往富人和年轻美貌的艳女堆里钻。多数人都被一种唯一欲望完全垄断了，赤裸裸地洋溢出来，肆无忌惮地张扬。“吃得多”就是长期饿坏了穷惯了而需要填充的生理和心理习惯的条件反射 —— 优雅者吃得很少，少而精，非常少，恰到好处 —— “吃”这种口腔欲望期性格，变成一种扩张的吃（饕餮）的行为模式：贪食、吞噬，外延到金钱、房子、女性、奢侈品、护照国籍等等，海量占有，因为骨子里有一种“穷困缺失恐惧心理”威胁，所以要不停地吞食。

中国许多已经富裕的和小康阶级的人士，对于高级格调和精神生活还是很外行。各阶层的本质都一样：中国大妈，土豪，暴发户，贪官，叫兽，砖家，屌丝等等。大妈在社区大院跳舞，刺耳之声震天，逼迫得周围住户泼尿淋粪，这广场舞还冲出纽约，到达巴黎卢浮宫花园，很放肆地愉悦了，但没有理性和节制。作家韩东有一个说法挺准确的：“中国社会确实比较浮躁，各行各业，包括作家也是。这个会议，那个会议，你要有成功，你就得有人脉。为什么中国没有高端的作品，就因为我们不能全神贯注。中国人不缺少智慧、不缺少阅读，也不缺少眼界，现在中国人在全世界蹿来蹿去。中国人缺的就是全神贯注。”（南方周末2013-11-7）讲人脉就会拉帮结派，拉拢人情关系，跳广场舞，集体抢购，蹿来蹿去，没有全神贯注是因为缺失独立自由的心性，缺失单纯和宁静。

现在时中国的代表人物是：在政绩战车上的官员，疯狂圈钱的土豪，抢占一线资源的中产阶级搏斗者，在底层挣扎的民工屌丝，过度养生的退休大妈大叔，在教材参考书考卷压迫下神经质的学子，集体狂欢，互害浮躁，动荡不堪。一个驻扎在中国的法国时尚记者写道：“生活在摩登的中国，对于我来说就好比生活在美国‘咆哮的二十年代’。它让人振奋，狂热， 各方的机会让人甚至没有休息喘息的机会。”（gabrielle-in-北京，新浪博客StyleIconFashion,2014-5-5)而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无产阶级精神化的专业工作者。某教授在教室对着学生吼叫：“将来你一年挣不到4千万，你别回来见我！”—— 这架势让我想起《高老头》的结尾：拉斯蒂涅在埋葬完了高老头后，远眺巴黎，只见巴黎蜿蜒曲折的躺在塞纳河两岸，慢慢的亮起灯火。他的欲火炎炎的眼睛停在旺多姆广场和安伐里特宫的穹窿之间。那便是他不胜向往的上流社会的区域。面对这个热闹的蜂房，他射了一眼，好像恨不得把其中的甘蜜一口吸尽。同时他气概非凡的说了句：“现在咱们来拼一拼吧！”

其实李银河是正确的，中国实在太需要某种程度的现代化优雅了。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什么是优雅吧。最有资格论述优雅的应该是古典主义美学家和贵族了。温克尔曼如是论述：优雅，是一种理性的愉悦。它通过培养和思维加以发展，并能转变成特殊的、与其相适应的自然属性。它不需要勉强和杜撰，但需要细心和努力，使人的气质在一切行动中达到相当程度的轻松，而它在一切行动中的表现又与每人的天才相适应。它包含在心灵的单纯与宁静之中。它赋予人的一切行为和动作以愉悦感，并在优美的人体中以其难以超逾的魅力独占鳌头。（【德】温克尔曼：《论艺术作品中的优雅》，参见《论古代艺术》一书，P10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4）

在美学上，特别有一个艺术象征来形容什么是优雅，那是一种平衡姿势，“当人体处于宁静状态时，重心落在一只脚上、另一只脚不承受重量，它稍稍向后挪动，为的是身体脱离垂直的状态。”“对现代艺术家们来说，宁静的姿势似乎是不重要的和没有生命的；因此，他们把那只不承担重量的脚安排得很后，目的是创造理想的姿势，减弱支撑身体中心的那只脚的部分重量；并且，他们再次破坏了宁静的状态，把身体的上半部和头部处于一种转折状态，好像被突如其来的雷电惊吓的人那样。”（【德】温克尔曼：《论艺术作品中的优雅》，参见《论古代艺术》一书，P10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4）

艺术作品的“姿势范式”就是时代生存范式的心理象征。优雅就是宁静，以一只脚支撑生命的重量，而另一只脚处于闲逸状态。生命只需要用一半的紧张去竞争，另一半余地去获得精神的自由。而现代艺术范式则是全体处于高度紧张的竞争状态，破坏宁静，在时刻被突如其来的雷电震撼的刺激下生存着。在如此过度奋斗的境遇下，只有粗粝和狠辣的出击才可以保持不被打败，于是就不再有优裕从容和轻松优雅的心境，不再有端庄高贵与独立自由，整天像一只受惊的老鼠和神经质的狼。现时代由“美国梦”开启的范式，导向的是“赢家通吃”的强势竞争模式，作为它的变种之“中国梦”，肯定与“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之优雅”无缘。

优雅第一是态度，第二是品质，第三是形式。从容不迫，知所进退，不卑不亢，尊严从内力透发出来，有所为有所不为，是为态度。用好东西而不苟且，是对品质的执着。形式是“格”，态度是“调”，二者都讲究，那是品质。在适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与面对合宜的对象做得体的事、说恰如其分的话，是态度品质和形式都到位，也是优雅。特别讲究，是不瘟不火，不过度，无不足。优雅不优雅首先是人性，然后才弥漫至环境。人性凝注在心理状态里，如果有一种理智的沉静和宁静致远的修养，便很淡定从容，气度自我包容。既要进取，也要保持平衡的宁静。—— 这些优雅对于目前中国来说，不是很值得处处讲究吗？

优雅靠什么生长起来的？靠有闲阶级和优越心理。继承贵族精神的阶级以及优裕的知识分子，有足够反思的时间，没有过度的压力和恐慌。这样才能讲究。“优雅”是一种格调，格调就是要执着坚持和修养入骨的东西，养成一种规矩习惯，泰山崩于前而不惊（像泰坦尼克号沉没前的绅士，还可以喝完最后一杯威士忌，听着室内小乐队为永别送行），千金诱惑而无所动于心，不贪不婪，因为有独立的自信和足够的自我在，既不仰望别人雪中送炭，也不贪慕他者锦上添花。这是一种骄傲或曰傲慢，才可以优雅得起来。

说到底，优雅确实是贵族精神的内涵，在今日一个平民大众文化的全球化时代，如何在不优雅的时代向往优雅，值得深思。今日不再需要特权的贵族阶级，但是大众需要贵族精神来做范式。对于中国人来说，从来有一个认知误区，以为贵族是作威作福压迫普通人的恶霸，所以务必以革命来清除贵族。实际上，没有平民就养不起贵族，没有贵族就没了一个民族的主心骨，二者和谐共处、相得益彰。贵族精神的对立项是痞子心性、奴才精神，平民同样可以具有贵族精神的良好内涵，即尊严、规则、诚信、责任感、理性和自由精神。一个社会富裕以后，特别需要富裕阶级建构一个有修养的文化范式，逐渐脱弃浮夸虚荣、剑拔弩张的态势，以有闲之心境，修养文明的尊严和自由之精神。

中国的富裕阶级和知识阶级应当联手为再造中国的优雅文化范式而努力。世界上除了“美国梦”的范式之外，还有“欧洲梦”的另一种范式呢。“中国梦”值得承继传统“斯文”的合理内涵，学习欧洲梦的榜样。“斯文”是中国式优雅的说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余何？’”（《论语–子罕第九》）前人虽逝，而斯文犹存。思想生活是被一种创造性的张力所包容着的。斯文是来自古代的规范性价值观和形式传统，来自世界文化传播的优雅文化，一定要在原著地的斯文基础上嫁接生成。借鉴着美国梦、欧洲梦的文明精神，中国梦在本土斯文的根上才可以渐入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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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恰到好处的母亲

吕嘉健 4/5/2014

香港乐队 BEYOND有一首粤语歌是我相当喜欢听的：《真的爱你》。每当我听到这首歌时，都会很感动，眼睛潮湿。时常想起我自己母亲的好：在我童年时，她给我严格的品行与文化知性的教育，当我进入少年期之后，她一直给予我自由发展的空间，并且总是默默地关注和支持。正如那首歌词里的表述：“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爱意宽大是无限。。。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这首歌叙述的是作者当初学习音乐直至后来成功的过程，母亲虽然并不赞赏儿子沉醉音乐，但依然那样给出她的母爱，宽大无阻，尤其在儿子遭遇挫折时，用温馨的目光鼓励他坚毅前行，叮嘱不要放弃。——BEYOND是幸福的，他有一个春风化雨的母爱的眷顾，全在无言的关注中送出。

中国人的母爱总是获得过度的赞扬。究竟有多少母亲是不合格的，她们有太多的不适宜做母亲的缺陷，却一般没有得到子女和社会的理性认知，而掩盖在母亲之辛劳和泛滥之母爱的背后。在我看来，中国社会存在着不少“超级恋母”的年轻人，这个责任应由他们不合格的母亲来承担。当相当数量的母亲是不合格之时，那么一个国家的公民素质以及整个社会的存在质量，是值得质疑的。难怪拿破仑说过：“民族的未来取决于它的母亲。”

因为特殊的文化历史原因，中国人尤其值得研究“母亲文化问题”。2002年，北京大学朱滢等人以中国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首次发现：与西方人不同，中国人的记忆不仅具有“自我参照效应”（对与自己有关的信息记得格外好），而且对与母亲相关信息也能记得很好，就像是记自己的事一样，出现了“母亲参照效应”。这与西方文化背景下参与者的实验结果大相径庭。对西方人而言，“母亲”与“总统”这个概念是一样的，都不及被试对与“自我”相关的材料记得更好。中国人独特的“母亲参照效应”说明母亲在中国人“自我”中具有重要位置。从婴儿时建立的依恋，到成年后，“母亲”依然以这种方式存在于中国人的生命里。

为什么母亲对中国人具有独特的意义呢？这与“自我概念”的文化背景有关。“自我”包含与自己有关的个性、身体特征、职业、成就等许多内容。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自我概念表现不一样。斯坦福大学社会心理学家黑泽尔•马库斯（Hazel Markus）等人曾根据文化差异提出过 “独立型自我”与“依赖型自我”两种自我概念类型。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自我的概念是独立的、个人主义的，他们关注于自身的思想、感受和行动。而在东方文化背景下，个人是一种关系自我，强调的是人与人彼此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附，尤其看重家庭。对美国人来说，母亲属于自我以外的其他事物，在记忆上并不占有优势。而对中国人来说，自我中包涵有母亲的成分，母亲是“自我”的一部分。一个进一步的实验证明了这个结论：2007年朱滢等人用中西方大学生两组被试进行了“母亲参照效应”的脑成像研究。结果发现：对中国人而言，在自我参照和母亲参照条件下，都激活了腹侧内侧前额叶；但西方人只有自我参照激活了腹侧内侧前额叶。这说明中国人的自我与母亲是住在同一个脑区的，这为中国人独特的“母亲参照效应” 提供了神经生理层面的证据。

多数中国人都会以自己的经验来认同这一结论吧：我们把母亲摆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即使长大成人了，对母亲的情感联结，也早已渗透到个人的认知与行为甚至生理结构中。要追究形成这种特殊的“恋母情结”，只能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家庭生活中来进行文化分析，我们今日值得提出一个问题：究竟怎样的母爱才是好的？—— 依据上述心理学证据，是否可以推导出中国人的母亲对于子女具有至关重要的良性影响呢？未必。世上有好妈妈，也有不合格的妈妈。无论怎样，因为“依赖型自我”与“母亲参照效应”的巨大作用，怎样做一个恰到好处的母亲，显得极其重要。首先要考察的就是“母爱问题”。

无论在过去或者在今日，做一个母亲其实不需要过度的母爱。恰到好处的母爱最难做到理性与温情的平衡。我想起伟大的儿童教育家之始祖意大利的玛利亚〮〮•蒙台梭利（1870—1952）,她曾经说过：儿童的正常发展需要三样基本的东西：一个适宜的环境、谦虚的教师和科学的感性材料。—— 一个特殊的儿童教师不能有学校教师通常有的傲慢与偏见，而必须具备一种“理智的沉静”。教师必须沉静，一种深沉的沉静是一种无杂念的、更好的和无阻碍的状态，它是内心清晰和思考自由的源泉。这种沉静由心灵的谦虚和理智的纯洁组成，是理解儿童所必不可少的条件。（《童年的秘密》，P177-178, 京华出版社，2002-6）—— 其实一个人最初、最好以至一生的教师，便是自己的母亲。一个母亲最好的品格，便是上述蒙台梭利所表达的“理智的沉静”。

我们看看一个“理智的沉静”之范例：英国小说家罗尔德•达尔在自传《男孩》和《独行天下》里写道，他的妈妈是怎样以一种貌似冷酷的方式来培养他成为一个绅士的。达尔幼年丧父，他的妈妈以能干、坚强、慈爱、能保护他又任他自由飞翔的方式输出恰到好处的爱，从来不会释放过度的母爱。达尔中学毕业后不愿上大学—虽然只要他肯，牛津剑桥都是囊中之物。当他把这一决定告诉妈妈时，妈妈只说了一句：“好吧。“她因儿子的决定失望吗？苦恼吗？无从得知。达尔考进了壳牌石油公司，半年后被派到东非卖３年石油。去东非或中国这样遥远的地方一直是达尔的梦想，他当即奔回家告诉妈妈这个消息。达尔写道：“我是她唯一的儿子，而且我们非常亲密。绝大多数母亲面对这种情况，恐怕都会显得相当难过。３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非洲又那么远，中间不能探视。但我妈妈不允许自己流露哪怕一星半点儿她当时肯定会有的情绪，为的是不破坏我的快乐。‘噢，你真棒！‘她叫道：‘真是好消息。这正是你想去的地方，对不对？‘” ２０岁的达尔乘船去了英属东非，二战爆发后就地加入英国皇家空军，后因伤回国。他的《独行天下》写到这里，详细地叙述着自己如何在利物浦又湿又黑的夜晚，徒劳地寻找妈妈的新住址，又如何在伦敦和妈妈通了３年多来的第一个电话。即便到这时候，达尔也没有听见妈妈哭泣。当他开口问：“是你吗，妈妈？“电话那端是完全的沉默，达尔于是知道，是妈妈，只有妈妈会这样拼命地控制自己的感情。这就是一个英国绅士的母亲深爱着自己的儿子、而决不束缚他的成长和发展的教子之道。把爱藏在心里，不无残酷地节制着感情对理智的干扰。—— 这就是一个恰到好处的母爱。

恰到好处需要的是理智的节制和基于人性常识的理解。一事当前，不需要道德来干预，才是恰如其分的明智。因为道德容易教人上纲上线，不容人基于人性常识的理解，而会居高临下地扭曲人性。以下有两个故事，都是涉及分苹果的，值得仔细观察和比较其中什么是恰到好处的母爱。

一位西方著名人士说，他小时候，妈妈买了一些苹果，兄弟两个都想吃最大的那个。妈妈就笑着说：“你们来比赛，我把门前的草坪分成2块，你们两人一人一块各自负责修剪，谁干得最快最好，谁就能得到它。”结果他赢了。由此懂得了一个道理：要想得到好的，就必须努力争第一。这很公平，你想要多少，就必须为此付出多少代价。而一个中国犯人也说道，小时侯，他的妈妈拿来几个苹果，大小不等。他一眼就看中了那个又红又大的，这时弟弟说了他想说的话，结果被妈妈骂了一 顿:“好孩子要学会把好东西让给别人，不能总想着自己。”听了妈妈的话，他就灵机一动改口说:“我要那个最小的，把大的留给弟弟。”结果他受到了妈妈的奖励，给了他最大的苹果。从此以后，他学会了说谎，然后开始不择手段。—— 同样是分苹果，结果很不一样。前者的母亲选择了让孩子用自己的双手来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后者那位中国母亲，却让孩子用虚伪的表演来换取他心中想要的东西。它们背后各自体现了文化价值观的选择：竞争与获得的理性文化；道德与虚伪的表演文化。西方的故事模式应该还有“掷币选择的公平契约式”，中国的故事模式应该也还有“母亲裁决谁最听话乖巧式”。如何裁决，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总是一种艰难的考验。恰到好处的母爱，不是容易做到的，后果尤其严重。—— 因为，童年经验会影响一个人的终生。

做人母亲，总是会遇到类似的两难处境，其实都是很好的教育机会，不过如果没有做好准备做一个恰到好处的母亲的话，那么常常会因为过度的母爱或者愚昧的母爱而误了自己子女的一生。妈妈应该怎样引导和处理事情呢？一个有公平心和有智慧的妈妈，可以设计这样说：“好，哥哥和弟弟的确都想要这个大苹果，妈妈也想要啊，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得到最好的。但是现在只有一个大苹果。如果谁独自分到了这个大苹果，其他人就得不到了。那么你们说该怎么办呢？”把问题交给孩子们去探究，是一个谦虚和理智的策略。以孩子们的聪明和实事求是的赤子之心来说，他们自会想出诸如公平比赛、用刀切开平分和轮流享有甚至抓阄决定等等可以共享的办法来解决。这样的话，他们从小就会学会在竞争和合作中公平相处以及用实事求是的智慧来处理利益合理分配的道理。如果妈妈只是用了专权处分的方式，就会同时把虚伪和偏心、嫉妒和怨恨之坏心眼种植在孩子们的心底。这样的孩子长大了，对待天下的事情，也就这么一点出息了。

女性因为她遗传的母性，与子女有特别血肉相连的关怀和无私的体贴，所以母性可能会向两方面发展延伸：一方面是清明高远的知性，成为一个天生的教育家，是为“教育妈妈”；另一方面是发展了“过度母爱”，被母爱蒙蔽了知性，而变成一个纵容包庇坏性格的“愚昧妈妈”。多数情形是：天性的母爱并不能保证一个女子可以成为天才的“教育妈妈”，要做一个合格的母亲（父亲也是一样），当然需要学习和研究，要有做准备的精神，这才是负责任的成年人。在当代中国，由过度母爱里已经滋生出一种“过度教育”的母性，为了成功，母亲成了不惜代价的强迫症源头。一个异化母爱 = 过度母爱+过度教育+愚昧母爱。

本文无意于说：对子女的教育只是母亲的责任，但不可不特别指出，人类有一些永恒的东西是无法超越自然的。蒙台梭利特别指出：对儿童的心理分析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儿童个人的天赋本能和他必须适应的环境条件之间的冲突，因为这些环境条件常常与他的基本欲望相冲突；另一个需要探索的层次就是童年记忆的深处，在这一层次上，是儿童与他的母亲的冲突，更普遍的是儿童与成人的冲突。（《童年的秘密》，P8, 京华出版社，2002-6）她特别强调的是：“儿童与他的母亲的冲突。”所以，对于女性来说，做一个恰到好处的“教育妈妈”，是天职所在。

日本人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意见：其他民族想要超过日本，应当首先在文化上有比日本更具优势的创造和培养，使其国民性比日本的国民性更优胜。日本的优势来源于有一个很好的“母亲文化”，她们是最好的“教育妈妈”之一，她们不但具备了世界上母亲的广大爱心，而且甘愿在自己事业成功之后退居家庭，做一个尽责的教育妈妈，努力研究教育子女的人性文明艺术，学习现代的家庭教育方法，以善于培养子女成长为己任。日本人认为这是民族发展和保持文化优势的秘诀。二战后日本迅速重新崛起，据说很大的一份功劳要献给他们的“教育妈妈”。日本女人不仅仅是全球妻子的模范，不仅仅是全世界男子都希望娶回家的贤妇，更是真正对孩子有伟大影响力的优秀母亲。我们值得再次引用拿破仑的名言：“民族的未来决定于她的母亲。”我们都会津津乐道于拿破仑纵横欧洲的赫赫伟绩，却未必知道拿破仑在文化上还有这一真知灼见。

接下来是一个正面的好故事，以向一切伟大的母亲致以感激的敬意。近十数年来在世界医学领域上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斯蒂芬•格伦，当记者采访他的时候问：是什么让你具有普通人不及的创造力的？他提到了幼年时的一段经历。有一天，他试图从冰箱里取出一瓶牛奶，取出后刚走出几步，就失手将牛奶瓶掉落在地上，顿时厨房里一片狼藉。他的母亲闻声而至，然而她没有发火，没有说教，更没有处罚他。她说：“哦，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牛奶洒在地上，真有意思啊！好了，反正已经洒在地上了，在我们收拾干净之前，你想玩一会儿吗？我想，玩牛奶说不定也是很有意思的。”他真的就玩起了牛奶。几分钟过后，他的母亲说：“牛奶是你洒在地上的，也应该由你来收拾干净。现在，我这儿有海绵、抹布和拖把，你想用什么？”他选择了海绵。他们一起将地上收拾得干干净净。接着，他的母亲又说：“刚才你拿牛奶瓶没拿住，这说明你还没有学会如何用一双小手拿一只大奶瓶。现在，我们到院子里去，在一个瓶子里装满水，看看你能不能发现一个很好的搬运方法，使瓶子不会掉落到地上。”他通过反复实践，知道如果他用双手握住靠瓶口的地方，则瓶子在搬运过程中就不会掉下来。这个经历给了他非常深刻的记忆。后来他回忆说，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他明白了无须害怕犯错误，错误往往是学习新知识的开始。科学难题也是在经过一次次失败的尝试之后，最终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的。弗洛伊德说：“童年的经验影响人的一生。”而你的经验首先来自于你的母亲。一个好的妈妈，她的爱心就是要用最有益而深远的经验影响你的一生，这就是恰到好处之“教育妈妈”的智慧。

上面的范例给我们很多启示：一个好妈妈会有足够高贵的大度和宽容的耐心，而远离急躁、尖刻、斤斤计较和居高临下。一事当前，她不是看到一团糟糕的局面，并不去可惜牛奶洒了、瓶子破了，也不去联想将要去收拾一地乱象的烦恼，更不去形成儿子“毛手毛脚”、“笨蛋”之类的失败感。—— 单是这点就足以看到一个好母亲的基本素质。蒙台梭利指出：成人虽然非常热爱儿童，但在他的内心仍然会产生一种强有力的防御本能，总担心自己的安宁生活和财产被弄脏或打碎、被下一代破坏，所以会不自觉地阻拦儿童的活动，责罚孩子的纠缠或者过错，这种防御本能是一种缺乏理性和贪婪感的结合。（《童年的秘密》，P87-89, 京华出版社，2002-6）好妈妈除了宽容爱心之外，还要善用春风化雨的教育。需要“理性的沉静”即恰到好处的态度，在不动声色中平等地引导，首先让已经发生的事件不要成为强烈追究的“问题事件”，小心翼翼地保护子女的自尊心和养成他理智的沉静，让他从困境和打击中解放出来。恰到好处就是恰如其分的爱和教育，最后在不经意中使孩子获得解决难题的成就感。—— 这需要一个母亲要有多高尚的修养啊！

一个好母亲贯穿其一生会有不同时期的“恰到好处”之表现。该放手的时候就必须克制泛滥的母爱，让人独立自由是最大的造化。现在，一个新现象正在考验着中国母亲：当你的子女长大之后，你该如何处理好互相独立自由的关系？既然中国人对于母亲有很强的依赖型关系，如果你在孩子独立之后，依然有过度母爱关照，你不过是借助母爱关怀来寄托一种对子女依赖的心理，你的全部生活内涵和心理感情都强烈地依恋在子女身上，要求子女时刻惦记着你，“常回家看看”成了家长对子女强烈的依赖型关系。还是传统的观念：“老有所依”。

母亲不能独立，子女也肯定不能独立。这种情形在心理学上称为未能实现“角色退场”。即一个妇女长时间担当无微不至关怀子女的“母亲角色”，而当子女长大后，母亲依然不肯退出这种角色，那么，她的子女必定也属于长不大的角色。直至她完全衰老了，会从一个能干的母亲，慢慢转变为一个“老小孩”。反过来，她会完全依赖子女，以至变得不懂事、不讲理和很无能，甚至无赖地凭着“我是你妈”的信念，继续干预和插手子女的人生。如果她的子女一直依赖于她的，一旦发现自己所依赖的母亲也变成一个不能依赖、且upside down要依赖自己的老小孩，那么两个家庭的生活便纠结得无比折腾。

另一种情形也是经常见到的：一个母亲在子女独立之后，突然觉得自己一生被需要、被依赖的重要价值正在逐步“被剥夺”（淡化），因此会产生对儿媳或女婿的莫名厌憎心理：因为他们的出现和存在，而导致子女与自己疏离。这就是怀抱“娶了媳妇忘了娘”之怨情的中老年大妈心态。纯粹的大妈母亲会始终以想控制子女的归属感为主要使命，直接介入子女的婚姻生活中，为他们的人生大事做导演；而较成功的职业女性母亲会以双重心态来苛责儿媳：一方面爱自己的子女，但未形成爱屋及乌的慈心，另一方面，会以自我标准来批评儿媳，希望他们能够同时胜任妻子、母亲和职业女性的职责。这些过度的母爱会产生过度代入和干预心理性格，失去了让自己和子女各自独立自由生活的意义。—— 如何做一个恰到好处的母亲，始终存在着难以潇洒对待的难题。

庄子有一个很好的观念道理一直在中国没有得到推广：“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大宗师》）看似无情，其实明智，合则两害，独立双美。此之谓“恰如其分”矣。“家庭”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一切人情文化围绕着家庭这个中心一层层构建起中国文化模式。如果要有一个根本的破局，特别是要造就新一代的独立自主公民，必须适当调整家庭关系。在今日中国，家庭文化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将独立自由精神引入中国家庭文化的内涵，是更新的必由之路。年轻一代的独立与不依赖，会同时生成老辈的独立心性。一个新型的娘家与子女家之关系正在相濡以沫与相忘于江湖之间平衡着，关怀与放手，正是恰到好处的张力。子女成家了，是另一个独立家庭的诞生。过度惦记便是束缚。各自有自己的生活模式，给对方多一点自由，距离才能产生和谐美。首先从减少我们的“母亲参照效应”开始，做一个恰如其分的现代母亲，正是中国社会更多一点现代性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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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理从“家”开始

 

吕嘉健 6/2/2014

 

中国文化的本质是“血缘伦理关系至上的文化”，“家”是中国人心中最重要的价值世界。正因为如此，中国人的家也是许多中国公共问题的发源地，中国社会的众多难题，其根源都从家里延伸而来。若果中国人从本质上重塑家的教养，则可望整个社会渐入佳境进入现代性的状态。首先，讲理从“家”开始。

 

一，一个似是而非的惯性观念

 

大约从07年以来，中国社会通过网络开始流传一句“名言”：“家不是讲理的地方，是讲爱的地方。” 这句话也在电视剧里作为无事生非的情节推手，一时纷纷附和，人人以为是不证自明的“共识道理”。这句名言原先出自一对父母写给在国外新婚女儿的信，原文是这样的：

 

“家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这句话是真理，是至理，是多少夫妇，多少家庭（包括我们家）用多少岁月，多少辛酸，多少爱恨，多少是非，多少对错，在纠缠不清难解难分的混乱中，梳理出来的一个最后结论。当夫妇之间开始据理力争时，家里便开始布上阴影。两人都会不自觉地各抱一堆面目全非的歪理，敌视对方，伤害对方，最后只能两败俱伤，难以收拾。多少夫妻，为了表面的一个理,落得负心无情。他们不知道，家不是讲理的地方，不是算账的地方。”（节选）

 

—— 这个观念的潜台词是：亲情是不合人间常理的，情和理不能相容，敌人之间才讲理，讲理就是吵架和对立，分清道理之后，就会无法相处下去。不如。。。你想怎样就怎样吧！只能难得糊涂，迁就不讲理的一方。

 

我不知道这是来自哪里的逻辑，很混账。这是我见过的相当似是而非、而充满同情性的“伪道理”，当然很中国特色。它奉行的潜规则就是：以感情的名义做一个野蛮人。如果这句话真的成立，我只能遗憾地说：它承认中国人是不讲道理的。这就是典型的传统中国文化集体无意识的顽强再生。

 

我想到需要用归谬法为它延伸推理一下：家长不需要和子女作春风化雨式的讲理，靠打骂？宠爱？收买？夫妻之间不需要理性的沟通以维系感情，靠忍受、逃避、欺骗？如果丈夫花心、妻子烂赌、老公买醉、河东狮吼，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秉持不讲理的训导、含情脉脉地送上更多的荒唐？电视剧《老有所依》里谢亚芝哭着对无情对她赶尽杀绝的养子和儿媳妇说：“宠儿如杀儿啊！”

 

以下来看案例，是某婚姻专家宣传“家不是讲理的地方”的名言时的举例：

 

我在为一些夫妻做咨询的时候，经常会有这样的发现，两个人都在向我控诉对方的不是，听起来两人说的都有道理。一对夫妻在我面前争吵。老公：“她总是乱花钱！”老婆：“我怎么乱花钱了？”老公：“你买了很多衣服都放在那里不穿，却还要买，有穿的不就行了吗？”老婆：“虽然我的衣柜里有很多衣服，但大部分都已经过时了啊！女人的衣服流行潮流过得很快的，你总不至于让我穿着过时的衣服出去丢人吧？”老公：“哪里过时了，有几件分明还挺新、挺时尚的，我前几天还在大街上看见有人穿！”老婆：“有的人是会穿着过时的衣服上街，但我不会！”老公：“你啊！就是爱乱花钱……”老婆：“我哪里有乱花钱，是你不舍得给我花，说我乱花钱，你抽烟、喝酒花的钱也不比我少啊……”

 

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是再听上几小时，也判断不出谁更有理，而我也深深地知道，我不能这样做，他们之所以坐到我的面前，就是因为他们太讲“理”了，而这也是他们在一起不幸福的原因，这也是很多夫妻不能很好相处的原因。因为，家里从来就不是讲“理”的地方，爱情也从来就不能讲“理”，想要提高自己爱的能力，你要开始学会不讲“理”。家里不讲“理”，爱情也不讲“理”，那要讲什么呢？当然是讲“情”、讲“爱”。（赵永久：《男人的伎俩，女人的道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 这位专家，低劣，堂而皇之误导众生。在他看来，就是让丈夫处处讨好妻子、顺着妻子而获取所谓的“爱”。如果妻子的这种“爱”是蛮横的施舍的感情，那绝对不是爱。赵专家的意思是：不能让丈夫跟妻子较真，你顺从妻子了，妻子就会恩赐爱情给你了。赵专家没有能力给这类争执做出准确判断，他们夫妻的问题不是“讲理”，而是根本就不讲理，不会讲理，意气用事地吵架和顶牛而已。如何教会各执一词的双方心平气和、尊重对方，更重要地是在获得共识的基础上，有原则地宽容对方，达到双赢效果，才是合情合理的爱和亲情。赵专家教导他人，只是放弃寻求道理的方式，顺从、忍让、迁就，结果将来出现的结局将是：躲避、冷漠，在觉得对方越来越强势、无理的形势下，到外面去寻求刺激或者出轨。因为家不是讲理的地方，那么在一个对自己来说没有道理可以立足的背景下，他获得的只有奴才人格，或者对立斗争的逆反心态。

 

再看这位专家在讨论另一个案例时的意见：

 

一位学员给我讲发生在他们夫妻之间的事情，他老婆晚上睡觉的时候总是希望他搂着她，就像妈妈哄孩子一样哄着她睡，他如果不去睡觉，比如在看电视或上网，老婆就睡不着，一遍又一遍地叫他，直到他去搂着她睡为止。他感觉很不好，觉得老婆这样做是不对的，又不是小孩子，睡觉还要哄，不哄自己就睡不着，他不想长期这样惯着她。因此他经常不去这样做，结果老婆就感觉他不爱她，很委屈，两人还经常因为这个事情吵架，甚至大打出手。

 

于是这位专家就做出这样的建议：老公要明白老婆这是在向他索取“爱”，这是老婆希望的“爱”的方式，在爱情里“愉快”比“正确”有时更重要，两人在一个频道里，也可能就愿意天天用哄老婆睡觉的方式来爱老婆了。

 

—— 赵专家以爱的名义让一方强迫另一方做出牺牲，这显然是不公平的“爱情”，而且这种爱情和亲情究竟有多少可行性、是否能够作为夫妻长期相处之道，甚至由此一细节延伸出去，在任何事情上丈夫或者妻子都要顺从对方的任何无理要求，则这对夫妻将来的结局也可能是：不是丈夫出轨，就是离婚收场。当一方感到对方不能给予自己自由空间和独立人格的话，那么他/她就会觉得对方不可爱了。当他/她时刻感到自己必须经常作出牺牲去迁就对方的话，那么他/她将无法坚持下去。爱和亲情是一种合作和尊重，不是不讲理的强迫制约。

 

赵专家真正要做的应该是：教会双方合作，如何讲理，讲理讲得有艺术，从具体的合情合理的对策开始，使争执双方明白自己的问题所在，学习理解对方和自我独立，在具体的“情与理”的互相沟通中增进感情，讲理讲得使自己欣赏对方甚至从理性上热爱对方，这才是高级之道。

 

二，不讲理的中国家庭情状

 

提倡“讲理从家开始”，首先需要明白我们传统的家是怎么样的一种情状。如果多数中国人都认同“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这样的观念，那么可以说，中国家庭是不讲理的，既粗鲁，又专制；既不合作，又没有教养。“阶级斗争”实际上是从家里开始的。糟糕的家庭就是不讲理之家。

 

家庭内部的不讲理包括两方面：宠爱和强迫。宠爱是专权者有条件的施舍，当然随时可以收回赐予的爱，前提是你必须谄媚听话 ，宠爱的结果是养成任性和娇纵；强迫是高高在上带着强大压力的，有强迫就有专制和服从。权力关系一旦进入到亲密关系，便会带来强加于人、狡诈、欺骗和信息不对称的垄断。中国式亲密关系常常带着讨好迁就服从的性质，然后就是把不平等所带来的不快甚至愤怒隐藏起来，那么这些亲密关系一定是占便宜式的欺骗，一旦满足，便是背叛。

 

中国家庭里不讲理的专制文化习俗，我们都很熟悉。社会专制的权力固然可怕，但是比不上普通人专制的心理更难弄。在专制文化土壤里长大的人，比身处权力中心的专制者还要迷恋颐指气使、强加于人和老子天下第一的把戏，一有机会，就要玩弄骑在别人头上拉屎的陋习。十年媳妇熬成婆，学会的是利用一切不讲理的手段控制别人，让自己获得一种受人伺候的飘飘然安乐感觉，家长君主或者家庭霸王的感觉特别过瘾，恃强凌弱的习气在中国式家庭里，是天然正道。不是家婆压制媳妇，就是妻子拧丈夫的耳朵，或者就是子女必须按照父母的意志实现家长的使命。如果你不来伺候老娘入眠，便是不爱我了——这种不讲理的逻辑可以大行其道。

 

中国传统的爱有一个不讲理的逻辑：一方具有对另一方高高在上的施予权力，无权力者必须无条件地奉献自己全部的爱，但是权力一方可以不付出对等的爱。这种“中国式的爱”之关系类似国家和个人的关系。国家可以不爱个人，但个人必须对国家愚忠愚爱，国家可以对个人残酷，但个人必须对国家俯首称臣彻底牺牲。—— 这种不对等、不公正、不自由、无尊严的爱情，投射到夫妻关系上，就变成了某些中国女子对丈夫具有绝对律令的索爱权力，而她自己却是吝于换位思考和双向逆转对待的。说句难听的话，有些女子认为她和丈夫同床是施舍给他的恩惠，如果你不讨好不服从我，那我就让你睡沙发！这就是中国家庭不是讲理的地方，是讲爱的地方的实质内涵。—— 当然，另一种转换关系就是丈夫握有强大的权力和金钱，那么如花似玉的女子则自然百般奉献上自己的爱了，哪还敢颐指气使要丈夫陪睡。

 

习惯的传统家庭对立关系，失败的常见于以下几种模式：以某种优势（金钱、性或背景权威）要挟对方服从和讨好；得理不让人，痛打落水狗精神；拉拢其他方（老人或者孩子）以壮一己声威；态度粗暴，充满蔑视，专断决定；以宠爱或者温柔体贴作软化收买手段等等。当家里长期习惯于不讲理之后，亲密关系势必出现畸形，遇事不能尊重每个人的权利和意见，甚至常常借助无理的形式形成家庭内部的不平等不公正。潜在的伤害是不可否认的，最基本的损失就是大家不合作，所谓的亲情只有形式上的关系，亲而不爱，貌合神离，一有机会，便会背叛，或者不负责任，冷漠逃逸。最深的损害就是使到家庭成员成为一个不讲理的人，带着这样的烙印横行于社会。

 

讲不讲道理，有没有“教养”，起始于家庭培育。家庭内部的“生活政治”是人类最重要的文化根基，家庭文化是一个最深刻的摇篮。有怎样的拍档夫妻，便有怎样的生活方式和心理情态；有怎样的父母，便有怎样的子女；有怎样的家庭，便有怎样的个体人格。人们的许多认知障碍是在家庭的本质中浸润形成的，这是一种本性的底线，可能一辈子都无法克服与越过。处理好了，是一个人一生的福气。

 

假如连对最亲的人都可以不讲道理的话，那么你对一个陌生人、外人、异族人，甚至和你共享利益、平分权利的人，你还会讲道理吗？难怪我们的老人上巴士，一定要别人给他让座，她人不让座，则坐到年轻女孩的身上；难怪一个小女生给一个大娘让座，大娘自己不慎跌倒，反要让座的小女生赔钱；难怪一个女人过地铁票闸逃票，被一乘客抓住，她可以转身就给抓住她的乘客一个响亮的耳光子！—— 我们的社会不讲理，病根子都可以在家里找到。生活政治与社会政治息息相关，一个在不讲理的家庭成长和生活的人，来到社会场合，会“作”得变本加厉，折腾得更无赖。一个专制的家长，在工作场所也习惯于采用专断的方式处理问题。

 

三, 什么是讲道理

 

传统有一句名言：“清官难断家务事”，此话可作两解：其一，家内问题，情理交融，互为对错，前因后果，无限纠结，正因为从来不讲理，所以才剪不断理还乱。既然纠结，那就特别必须遵循“就事论事”的讲理原则。 其二，正因为自己的事情自己知道，外人无法介入，那么解铃还需系铃人，只有当事人自己讲道理合作解决，才是真正出路。

 

什么是讲理？

 

凡是道理都是具体的、在特殊情境中与丰富特殊的条件关系建构着的。没有死板粗放的道理可以解决一个特殊的难题，用大道理去解决小问题，相当于大炮打蚊子。那封父母给女儿教导婚姻之道的信，最早总结出来的“家不是讲理的地方”的歪理，实在是耽误天下苍生。你看它原文中的词语所述：“据理力争；不自觉地各抱一堆面目全非的歪理，敌视对方，伤害对方；为了表面的一个理，落得负心无情；为了你小叔的调动问题，我和你妈大吵了一场，甚至闹到要离婚的地步。” —— 一看就知道，这哪里是讲理？就是意气用事的吵架、对着干，要强加意志给对方，是阶级斗争的方式，不是你死我活就是两军严阵以待，总要有一方说了算，而不是寻求具体解决问题的策略，更不是互相后退或者寻求第三种、第四种甚至N种对策。还是一种“生活政治中的专制方式”。

 

讲理不是讲大道理，不是戴高帽子，不是上纲上线，不是直奔主题、从感觉直接得出结论。“讲理”有两个基本的意义：1, 双方或者多方讨论与尝试提议、寻求一种合适解决问题的具体道理（对策）；2,大家在一起相处是基于“讲道理”的教养上的，英文reasonable，翻译过来就是明智的，适中的，适度的，讲道理的，通情达理的，合情合理的，有道理的，公道公平的，会推理的等。

 

在现代性的层面，家庭中的讲理至少包含4个意义，一言蔽之：“合作”。尝试论之。

 

1,建立一个双方以至家庭整体坦诚信任的对话关系；

2,亲密、纯粹的感情关系建立在平等互惠的有理性（reasonable）基础上，爱的给予和接受都基于尊重对方自由独立权利，凡是合乎常识道理的，才是可接受的、舒服和谐的，而不是屈辱强迫、忍让或者为了其他利益的；

3,亲密关系的建构是一个敞开胸怀、相互自我开放、相互发现和互相认同的过程，这需要具体的形式和惯例经常进行沟通对话，对话就是“讲道理”的过程；

4,通过讲理的过程，获得一种亲密感情与个性、空间、自由有所保留尊重的平衡，即使是为了对方的好或者双方的好，家庭成员也不可以干涉对方的自由，为了你个人的快乐而牺牲对方（他者）的自由权利，是不可以的，强迫则更要不得。

 

讲理涉及到人类最大的一个问题：自由和独立。越是在自己人的范围里，人对于自由的要求越敏感，这是中国人一向最忽略的。如果在家里没有自由独立的权利，那么将会发生逃逸和背叛。“自由是在不伤害他人自由权利的前提下的自我独立。”所以，家更需要不霸道，不专断，不任性，不损人利己，不偏心，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尊重和合作。约翰–密尔的名著《論自由》（1859）认为，个人与他人和社会之间，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在这个边界里面，个人拥有绝对的独立性，任何权力都不能加以干涉，即使别人或者社会是为了你好，这种干涉也是不可以的。只有个人自由不受干涉得到保证，才可以说是自由社会。—— 这个自由基础首先要在家庭里面建构，然后才可以延伸到全社会。传统中国是一个血缘伦理至上的社会，在家里，每个人不允许存在个人自由权利，隐私不可以，独立行动不可以，独立决策不可以，个人爱好不可以，必须实行集体捆绑。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面临着最大挑战的就是家庭里亲密关系的重塑。如果没有一个新型的家庭关系，则中国社会的现代性（独立自由、制度化、法治、合作、宪政共和）是不可能完成的。

 

我们不妨为上述案例中妻子的要求来真正讲一番理。妻子认为爱就是对方必须无条件为我付出，但是她没有想过这个前提大道理是否合理，更没有想过她的这个要求是否可以双向逆转？丈夫可以和妻子一起设想：如果我出差了，谁来陪你相拥而睡呢？是否我要向上司拒绝出差：我老婆睡觉离不开我，所以我不能出差。假如我病了呢？我有事业要做，晚上加班，有应酬，是否也要放下手中的事情陪你睡觉呢？依赖是一种心理不健全的毛病，需要面对和逐渐克服。再换另一个立场看问题：我喜欢看足球，而你毫无兴趣，是不是我可以以爱的名义要求你每一次都陪着看完每一场球赛呢？即使我陪你睡，你陪我看球，都心不在焉，身在曹营心在汉，那么这是属于敷衍还是欺骗呢？所以强迫和捆绑不是爱，勉强没幸福。再换一个方法看问题，丈夫可以逐步培养妻子，由扶到放：开始相拥而睡；次之略陪一会儿，在丈夫关注、爱抚下入睡；再次之丈夫在妻子视线范围内让她独自入睡。且加以逐步开解的方式，让妻子明白，人是要独立和长大的，睡觉也是需要自己安静而眠的。丈夫当然不能和她吵架，更不能大打出手，一个觉得不顺从我就是不爱我了，一个不耐烦面对她了，和她吵架，二者恰恰就是不讲理导致的恶果。

 

家庭的“理”怎么讲，既是一种惯例，也是一种合作的艺术。在纯粹关系中，只要不存在传统中令人恶心的放弃尊严的讨好和情感赎买企图，则“理性”才可以在互相尊重的亲密关系中成为有效的惯例。互相尊重是平等与公正的前提。假如为了达到一时的目的，为了满足欲望，为了一时风平浪静而跪下身子，而一方常常借助某种优势（金钱、家族人事背景关系、智力或者性权力）去获得对亲密者的主人地位，则畸形的家庭关系从一开始就铸成，受压迫者或者永不翻身，或者“一阔脸就变”，由奴隶到将军，从而酝酿着“始乱终弃”或者“生活在别处”的欺骗与蔑视危机。做低伏小和老好人迁就是中国人习惯性的亲情讨好方式，家庭里的亲密关系就隐藏着严重不平等和不公正，中国式家庭总是有一个“老大”，这样的家就成为不讲理的地方。所幸随着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出现，在中国出现越来越多的双边合作型的平等家庭，逐渐改变过去那种非理性的不讲理的家庭主流模式。

 

讲理是双方合作的讲理，不能一方想讲理，另一方耍赖或霸蛮，一个巴掌拍不响。社会心理学在研究“冲突解决”问题时，根据一个“犯人两难游戏”和“汽车运输游戏”的测试模式之演绎分析，得出经典的结论：只有当双方都彼此信任对方会选择最有利于对方的步骤时，他们才会分别选择使到自己和对方都获得最大利益的行为方式，结果也是大家都得到相等的赢利。如果随便哪一方不信任对方，或者试图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对方的情况如何，则他可能赢得一个结果：仅仅是对方失去的利益，可是，他也可能输掉这个结果，而让对方赢得相应的结果，或者，也有可能双方一起共同输掉所有的利益。（【美】墨顿–亨特：《心理学的故事》下卷，P552,海南出版社，1999-10）—— 这个理论告诉我们，夫妻或者父母子女也是合作的拍档，永远只会存在四种情况：双赢；A赢B输；B赢A输；双输。如果合作（即讲道理），则双赢。双赢的家庭，是幸福和谐之家。

 

四，讲道理是一种教养

 

“教养”，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的文明高度问题。爱是一种高级的教养，教养一定是最讲道理的。在教养里，爱情和理智是水乳交融的，并不对立。不讲理才没有爱。让大家都开心，在理解和合作中得到幸福，是人性最基本的期待，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让爱得到公平的交流，需要有足够的默契尊重和善于合作互动，才会有最大诚意的爱。尊重和合作这种文明的规则潜移默化地成为弥漫性的态度和方式，这就是人与人相处之道的“教养”。

 

在家里讲道理的关键是：自己人不是论敌，这是亲密、纯粹关系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对话，因此这是一种能够达成、而且必须达成某种共识、至少是达成某种妥协的讨论。让讲理成为家庭成员必备的教养，让讲理成为一种交换看法的惯例，让讨论成为理解对方和互相宽容的桥梁，是家庭合作的根本之道。

 

在家里讲道理不同于社会辩论，社会辩论的典型模式是法庭和议会，那是有中立的第三方（法官或陪审团，议长），社会辩论的争论讲理是说给第三方听的，但是家庭讲理却是双方自我的对话。没有中立第三方裁判的讲理，特别讲究互相之间的尊重、克制和分寸感，于是家人之间的教养就显得很有价值。最根本的大家都需要明白：这是合作过程中的交流想法，特别警惕“话赶话”的冲突升级状态：不是要分出你死我活的形势，不管哪一方独大，都不是好事。这里用得着一种“政治哲学”来参考：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论著里特别研究了群体内部说理模式，提倡“以对方能够接受的理由进行说服”的互惠构想，是为“公共理性”。这是公民为了共同事业相互合作。在充满分歧的政治世界里，公民简单说出自己觉得有说服力的论据并不够，而是要找出其他人也能够共享的理由。公共理性不是一套寻找真理的哲学，而是处理不同意见的对话模式。

 

讲道理是一种教养，包含三方面的意义：一是尊重至上。无论再亲密再纯粹的关系，都不能去侵犯和损害对方。不侵犯是最低底线，尊重是平等公正甚至彬彬有礼。吹毛求疵、故意找茬和嘲笑、说粗话就是不尊重。讨论时说狠话、说绝对的话，做出我是老大我说话才算数的姿态，简单否定对方，不耐烦，不倾听，认为对方愚蠢，觉得对方匪夷所思，都是严重不尊重的态度，当然也是没有教养。二是有理表达。要学会以容易为人接受、为人喜悦的说服方式来表达个人心思和意见，凡事都要先想好了再说，想好了让人愿意接受的态度和方式去说。更要学会反思，知道自己是否真的有教养地讲道理。三是克己宽容。要给对方留下自由自主保留的权利空间，不能在亲密关系里有强迫态度。不能说服不要紧，适可而止，容许对方不服，也就是让自己可以不服。大家都克己，则人人会让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人都有自己的意见和性格，有自己的习惯思维和爱好，如果能够不以一己爱好要求去损害他人的自由和所爱，不去强加于人，那么就是最基本的现代教养了。

 

这是一个底线的教养：讲道理的人就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既为亲人，不发脾气就是基本的教养。对最亲的人，爱他/她，就是对他/她讲道理；对他/她讲道理，就是爱他/她。中国人不合逻辑的“理由”是：自己人，讲什么尊重，那么客气，不是虚伪吗？直来直去就是亲人。这是中国长期以来奉行的“自己人最不需要尊重”的荒唐道理（无产阶级的道理）。其实越是最亲的人越需要尊重，否则你的爱全是假话。你一向有尊重的教养，那么你有礼貌、有节制和有分寸，就是出于自然而然的习惯，何来虚伪？只有从来没有教养的人，习惯用流氓的方式对待自己人，才会奉行“打是亲骂是爱”的歪理（调情和玩笑不在其内）。

 

吉登斯在研究“纯粹关系”方面曾经有过非常好的论述，他指出：纯粹关系依赖于伙伴之间的相互信任，而相互信任反过来又与亲密关系的获得紧密相联。信任不是也不能够是被“给定的”，它必须通过努力来获得，即信任是必须被赢得的。为了建立信任，一个人必须既信任他人，也值得他人信任，它隐含着自主性和相互坦诚之间相同的平衡。在关系中信任是如何创造的？克劳斯（Wegscheider-Cruse）提供了关于建立信任的一系列实际的建议，这些建议出自他对关系的系统研究。人们应该“每天花些时间倾听对方的诉说”，因为交流对亲密关系如此重要。在必须面对一些实质性问题时，应该严肃讨论。伙伴应该“盯牢一个问题直至问题获得解决，然后处理完”，因为重新处理相同问题会降低信任并引发新的问题。郁积已久的未解决的旧争执，比新困难更可能毁掉信任，而新的困难则更容易去面对。人们应该“在问题的后面去引发感情”，因为表面现象也许隐藏着情境的真实动力，而不深入的交流不能理解这些。（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P108-109,三联书店，1998-5）

 

上述这段论述就是给出在纯粹关系中如何通过讲理获得互相信任和互相平衡的好方法：倾听，交流，讨论，解决， 在问题的后面去引发感情。这段建议告诫的是不要和稀泥和不要迁就，更不要拖延问题不解决。它说明讲道理需要学会一些相处之道的方法，学会了，养成习惯，便是教养。“教养”是指文明作为一种素质积淀在语言和行为的所有细节中，自觉和下意识地遵循着感情和理性、惯例和艺术方式去与人交往，这是文化和品德的修养。

 

中国人如果要进入现代化，要建设一个宪政共和与法治的社会，就要从家开始，学会讲理。—— 我们当前的社会里充斥着太多的戾气、不讲理的冲突，就在于我们过去长期生活在一个专制方式浸淫到每一个人性格中的文化氛围里，长期生存在一个只讲斗争、非黑即白、蛮不讲理、拒绝合作的社会环境里，所以中国人从来没有学会讲理沟通和妥协宽容。在动辄争吵的文化习惯里，如果继续主张让一方想另一方低头谄媚和顺从迁就，那么中国社会永远不可能出现独立自由的人格，只会出现更多的狡狯之徒和奴性人格。

 

讲理从“家”开始，我们才可以有一个讲理的社会。在家庭里学习民主合作、理性共和与自由独立的情感–理智经营方式，是发展中国人良好国民性的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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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刘瑜：爱无葬身之地

影响力中国网 2014-2-10,原载《散文选刊》

 

我爸我妈有个毛病，就是爱操心。小时候我以为父母对我不放心，信不过，什么事情都要来掺和，是因为我年纪小，做不好事情。后来渐渐明白，这种掺和的毛病，跟年龄无关，跟水平也无关，就是他们的个性而已。

　　如果我一不小心 自己买了一件衣服，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我妈早上会说：不是我说你啊，你买衣服的眼光实在不行。中午会说：千万不要再穿这件衣服了，真的是太土了。晚上会 说：明天你不会再穿这件衣服了吧？第二天会说：那件衣服收好了吗？拿去送给那个谁谁谁吧。第五天会说：那件衣服千万不要带回美国去啊。

　　如果我试图用 “你有你的审美眼光，我有我的审美眼光”来说服她时，她会用一种不容商量的口气断言道：“审美眼光上，你还想跟我比？”经过我近30年的不断反抗，她终于 把讲这些话的语调降低了两个八度，也就是从命令改为劝说，但这已经是她的底线了。让她对我在购衣眼光上的“日渐堕落”不闻不问，她做不到。于是，在她不断 旁敲侧击下，我会垂头丧气地脱下那件衣服，把它放到衣橱的角落。

　　大到婚姻、家庭、事业，小到我侄子午饭吃什么、我什么时候去学开车、我哥今天有没有给那个谁谁谁打电话，我晚上有没有用护肤霜，自然都沐浴在我爸我妈的阳光雨露当中。

　　就我自己来说， 只要一和父母在一起，我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和平日在朋友圈子里那个活泼开朗、机智幽默、爱说爱笑的我截然不同的人。一见到父母，我的心理机制，就像一 个遇到强光立刻关闭贝壳的壳类动物一样，自动把自己调试到一种很白痴、很蔫、很封闭的状态。什么都不想，几乎什么也不说，就等着爸妈安排我吃什么、穿什 么、上哪、干吗。

　　仔细想来，沉默 和无为成了我逃避被评判、被贬低的方式，成了我向他们打出的白旗。如果我随心所欲地说话、打扮、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后果就会是无 休无止地争吵，两败俱伤。个性，我所欲也；和睦，亦我所欲也，个性与和睦不可兼得，取和睦而舍个性也。

　　当然，好在我并不总是和父母在一起，事实上我一年到头和父母待不了多久，所以那个活泼开朗的我还能够“死里逃生”。但就是这样，我仍然能感到他们“看不见的手”在左右我的生活，在不断地在我心中培育一种自责、自卑、自我唾弃的情绪。

　　固然，山高皇帝远，衣食住行方面他们是插不上手了，但是他们的眼睛，已经“镶嵌”到了我生活中，寸步不离地守着我。你怎么读了20年书还在读啊？你怎么29了还没有结婚啊？人家都发家致富了，你怎么把机会都给耽误了？他们幽怨地问。

　　当然，这不是说 父母不爱我，或者我不爱父母。事实上，我家的这些麻烦，全是“爱”惹的祸——如果我把那种千缠百绕的责任、义务、权利、感情统称为爱的话。如果他们不爱 我，大约也不会这么无孔不入地关心我的衣食住行；如果我不爱他们，也不会在乎他们满不满意、开不开心。中国人管这种强人所难的“给予”和自我折磨的“报 答”叫做“爱”，已经叫了几千年了，我又怎么能逃出这个“文化”的掌心？

　　比如今天早上，我从石家庄坐火车去北京。去火车站的路上，无意中向妈妈透露自己的手机该交费了，新的充值卡还没来得及买。

　　“那怎么办？”妈妈说。

　　“没事，我到北京后买一个，火车站附近肯定就有。”我说。

　　在一般的家庭里，这场对话应该就已经结束了。但是在我家，不是这样。我妈太“爱”我了，她必须帮我解决问题。

　　她首先给我爸打了一个电话，说我的手机该交费了，表达了一下焦虑，“她现在要赶火车，又来不及买，要不我代她买，但是她那个神州行的卡，不知道能不能用其他手机代充……”

　　其间我插话：“妈，你不用管了，我到北京后自己去买，路上一共不到3个小时。”

　　她给我爸打完电话，又给我哥打电话，问：“她那个手机，在这边能不能买着充值卡？她是北京的手机，是不是非得去北京买卡？我待会儿买了卡，远程帮她充，行不行？要不你帮她充一下？啊？不知道？那给你打电话不是白打了！”

　　其间我又插话：“妈，你不要管了，我到了北京立刻去买卡。”

　　过了一会儿，路上远远看见一个“中国移动”的牌子，她便提议让我去搭公交车，她现在去买，“待会儿在火车站会合”。

　　我不耐烦起来：“现在火车都要赶不上了，我待会儿上哪找你去？你不要管了，我到北京以后自己去买！”

　　到了火车站，我在火车上等开车。不一会儿，妈妈打来一个电话：“我买到一张卡了，你拨这个号啊，×××××××××××。”

　　“妈你就别管了，我自己去买不行啊？！”

　　“我都买了，你还不记！”

　　周围很吵，我手里又没有纸笔，听都听不清她说什么，更不要说记下那个长长的号码。喂来喂去了老半天，借了纸笔，她报一遍，我报一遍，她再报一遍，我再报一遍，终于在忙乱之中记下了那个号码。

　　充了100块钱，还了人家纸笔，终于松一口气。这事终于完了。

　　过了两分钟，妈妈又打来电话：“刚才是做一个实验，我一共买了3张卡，现在你再记这个数啊，×××××××××××……”

　　我忍无可忍，提高了音调：“妈你别忙乎了行不行？我求求你了！”

　　“好好好，那就这样吧！”她挂了电话。

　　我完全知道她在电话那头嘀嘀咕咕：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知好歹！给她买卡，她还唧唧歪歪！我这样的妈妈，哪里找去？不懂事的丫头……虽然她不在我身边，但我还是听见了她说的这些话。

　　接下来的3个小 时里，我心情恶劣——为自己冲着妈妈的那一吼。是的，她是对的，她不过是想为我做一点事，结果我却不知好歹朝她嚷嚷。我郁闷地坐在火车里，反思自己的态 度，胸中涌动着一种复杂的情绪，其中一半是内疚，为自己的“不懂事”、粗鲁、“身在福中不知福”；另一半是愤怒，对她的愤怒，为她又一次神不知鬼不觉地将 我置于一种自我否定、自我唾弃的情绪当中而愤怒。事实再一次证明，对父母的掺和采取不从的态度，结局只能是两败俱伤，死路一条。

　　如果我们仔细地 观察这个案例，会发现我惨败在我妈手下，主要是因为她用了两个招式：一是强迫给予法，就算她给予的不是你需要的，就算她给予的是使事情化简为繁的，她毕竟 是出于爱而在无私给予；二是愧疚激将法，由于她所给予的往往是使事情化简为繁的，你必然会采取一种推推搡搡的态度，在推搡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用力过猛的 情况。用力过猛，对她造成伤害，你只好感到愧疚。

　　这些事情，不禁让我想到，爱这个东西，在技术上是多么复杂的事情。它就像开车或者烹饪一样，需要小心学习。人们习惯于歌颂爱，赞美爱，仿佛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了爱，事情就好办了。

　　事实是，这个世界上的很多问题恰恰是“爱”引起的。爱这种情感，一旦横冲直撞起来，一意孤行起来，结果往往是鸡犬不宁。

　　事实是，爱这种情感，和恨、悲伤、嫉妒、愤怒一样危险，需要小心疏导，合理表达。爱不仅仅是一个多少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方式的问题。

　　人类太“爱”上 帝了，政府太“爱”社会了，家长太“爱”孩子了，几千年来，爱出了多少麻烦，简直不用我举例子。我不得不承认，我常常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私下里，多少次 我暗暗希望父母不那么“爱”我，能在兢兢业业地爱我的同时，打个盹，偷个懒，走点神，这样我可以趁着这会儿工夫，在他们的视线之外，自由地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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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找借口、自我认同与独立自由的心性

 

吕嘉健 03/03/2014

 

“士之特立独行，适於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篤而自明者也。”

—— 唐–韩愈《伯夷颂》

 

本文探讨重建自我的大问题。鉴于我们不得不面对严重的造假说谎蒙蔽的现象，而又不得不找出一些借口为自己的心理作出交代，也鉴于我们在面对很多必须要作出的重大改革难题前，左右为难，始终还是怯懦于承担失败责任，结果还是不得不找出一些借口对自己的心理有所交代，由此可见我们的自我认同之心理建构存在着虚假性障碍问题，并因此导向缺乏独立自由的心性。如何重新发现自我，建立新的认同感和新的自我感，是值得研究的大课题。

一 找借口是假性认同自我缺失

心理学相信，人先天所具有的某方面较强遗传性的心理倾向，如果在后天社会里得到潜滋暗长的赞助促进的话，会演绎成为一种“角色习惯”，这就是遗传与文化的作用力。例如冷漠沉静独处的倾向会变成“局外人”，过度热心同情会成为“人道主义者”，逆反仇恨会演变为好斗对立者，从反叛心理成长为专业的“革命家”，热爱服务则发展成仆人、管家或者中介人，热衷权术而成“政客”，而事业心很强、天生厌恶婚姻责任、但渴望与爱人保持纯粹亲密缠绵关系之女性，会不自觉地成为“情妇”，等等。其中，“找借口”的心理倾向成为习惯之后，将会成为“找借口掩饰者”。

“找借口”作为一种掩饰、遮蔽问题和真实动机的方式，在心理学上归于“防御机制”。这种防御机制说明“找借口掩饰者”的自我认同出了问题，产生了认同障碍。不能认同正大光明的自我的话，那么表明他缺乏独立自由的心性。而丧失自我，依附强权势力的认同，只是一种“假性认同”。假性认同是在习惯性被压迫心理、习惯性被绑架心理和习惯性放弃自我心理的过程中渐渐异化的。如果他本人习惯于找借口这种防御机制，而实际上并不认同虚假的主流价值观，那么要么他的内心充满了焦虑感，要么，他已经修炼成精，成了奸猾之徒。

人该不该找借口呢？基督教文化的人喜欢说一句话：“你可以说不，但不要找借口。”这句话我认为值得中国人直接学习过来。偶尔有教养地找借口，为了尊重对方，同时也尊重自己，不涉说谎问题，也不涉责任问题，这是正常的。但是总是找借口搪塞责任、甚至掩盖罪错，在大事上不作为，或者为了卑劣目的，不惜制造借口，以行一己之巨私，而且这样的行为模式广为流传，上行下效，成为社会公然的惯性，那就是文化出了大问题，个人与全社会的自信心和诚信出了障碍，更严峻者，是全社会都遮蔽难题和责任，大家都缺乏担当，没有直面本质的勇气和能力。坦白拒绝和坦率表明自己立场，是一个人自我认同的光明正大性情之正能量。能够更多地拒绝借口，坦然表达自己的立场，那么他（她）具有更多的自我认同品质。

为什么西方人崇尚“你可以说不，但不要找借口”，而中国人不行呢？因为西方惯例是：事情就按应然而然的来应对，不需作伪，还视说谎造假为第一罪恶。我不能够或不愿意，就直接说：No，thank you！没有受到任何压力。但是中国人不行，从古以来，有太多的权力、道德、恶势力、群众力量强迫你不得不服从，所以在中国，你直接say no是没有作用的，你没有独立自主的权利，所以一遇到为难事情，就立即想到找借口，这是下意识的反应。

譬如说吧。说到面对募捐，应该从实事求是的本原出发，要求捐助的确实有需要救助的理由者，我认同的，我有能力就捐，略尽涓埃之力，就算奉献三元五元的，也是坦然的，只是心意和能力而已。捐不捐、捐多少，有一个非常独立自主的权利在。如果我不喜欢，这不是我认可的，就直接说：不，谢谢！我也常遇到教会青年募捐和布道，就那么简单：No，thank you！但是遇到哪里森林火灾，水灾，我就捐助，但是不多，就是$ 5 – $10, 因为我本亦穷人。量力而为是非常正当的理性。—— 然而在中国，我却曾经被强迫捐款，而且直接由单位从工资单里扣除，甚至集资修地方防洪堤，也要强迫奉献。被侮辱和被损害，其实不在金钱，而在于人的独立自由意志。这种事情多了，一般人就有了反感心理，但是牢骚无效，愤怒不敢，只好能躲就躲，躲不过，就找借口。遇到人情债亦如是，他人大喜，纯粹找集资，逢人请客，怎么办？软面子的国人，全部被绑架，还要互相商量：市价多少？但是假如你胆敢说：No，thank you！以后一定会遭遇种种为难。国人的嫉妒、猜疑和报复心，都集中在锱铢必較的小节上。而且群众肯定会对你投以白眼：这么抠门！以后防范此人，因为他不随人情，忤逆大众，凭什么我们都要随大流，他就可以豁免？其实群众们人人都不愿意被红色炸弹人情债务纠缠，但是一事当前，人人缴械投降。可见只要我们自己没有独立自由的心性，你就把你的自我认同归化到权力、群众舆论和习惯观念去了。

“借口”一词两个意思：1,以（某事）为理由（非真正的理由）；2,假托的理由。—— 很显然，真正的理由说不出口，被社会道德规范所否定，或者确实是丑恶卑劣的。至少找借口者自己并不敢承认自己内心的真正理由是正当的。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他缺失自我认同。他在接受教育的意识里部分认同社会习惯观念势力，但在常识理性上，他有自己的思想，不愿意认同习俗的做法，在自相矛盾的状态下，只好找借口搪塞。或者不管他的想法是否合宜，但个人的权利独立的意志，却很不愿意被强奸，然而又缺乏直接抗辩的胆识，就找借口敷衍。凡是遇事就找借口的，除了个性较为软弱，或者不愿意面对难题和自我，自我认同出了故障，还有就是社会势力对个人有太多的压迫强势。简单说，不是一个自由社会。

2011年有一部较好的电视剧《我们这拨人》，讲青年人创业的励志故事，其实质是探讨一个“可不可以说谎”的大难题。一个虚构出来的成功偶像把所有创业者、网友、整个社会和投资商全部捆绑在一起。当然，一个弥天大谎制造出来的戏剧性效果激励起了无数青春热血追求自己的梦想，也使社会有了巨大的商机，成功与造假是如此的亲善。为了圆谎，主角们不得不以一个又一个谎言假局把泡沫吹大，连贪污都做下了。随着泡沫越大，而造假对所有人的价值观和道德底线甚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朋友恋人亲人都无法面对这样的虚伪成功：因为互相之间不可以再信任了。所有人都被拖进了被折磨的泥潭。要向全社会公布真相，除了面临经济危机，曾经的成功会顷刻还原为零，而且主角们会成为耻辱明星。于是有了一个跨不过去的高栏，只好找借口来搪塞：如何面对投资商和信任这个神话的年轻人？—— 结局是主角们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布真相，向全社会道歉。“即便有再多的荣誉，只要是沾上了欺骗，都会变得很可耻，变得一文不值。”“找借口说谎言宣传了一种错误的价值观，瞒得了全世界，瞒不了自己。”其实，所有的谎言和造假总有一天一定会暴露真相，从来就没有哪一个假局可以维持下去的。所有人最后一定要面对真实，而不能生活在虚伪之中。我的结论是：精神心理的问题大于功利问题。

找借口它不但是一个谎言，还自以为是有理由不作为、不负责任和造假。这种心安理得使自我暂时认同了那个“假托的理由”而信以为真，它是假性认同，而实际上存在着一个认同障碍。当你最亲的人和你自己都不相信你自己之后，你活着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找借口”是一个心理问题。如果遇事习惯了找借口，则成了一个性格问题。假如一个民族的多数人属于找借口掩盖问题的习惯势力，那么这个民族会始终很难在根本性的难题上有所突破，在某些困境上总是绕不过去，无法、无力找到一个坚决有效的解决办法。面对困境的时候，全体国民逡巡徘徊，左右为难。借助一些老成惯用的托词，顾左右而言他 ，以宣泄本民族的失败感觉和维护面子，还要维护某些人的权益。这已经构成了一个文化心理性格的习惯，始终制约着大家的逻辑惯性，是为“路径依赖”。所谓路径依赖就是你在心理上总是依赖于认同某种陈旧的势力和借助假托的理由为自己释放说谎的压力，但是你始终缺失自我与正大光明价值观的认同。

二 再找借口我们还有救吗？

“认同”是一个心理学名词，指体认与模仿他人或团体之态度行为，使其成为个人人格一个部分的心理历程。认同就是寻求亲近感或归属感的愿望和行动，其特征是“一个人变得像另外一个人”。这个术语让我们明白：一个人是如何变成像另外一个人的。也就是说，对认同的评估就是对“一个人”和“他变得像他的那个客体”的客体关系的评估。“认同”这个理念很重要，是当代心理治疗常用的方法论，吉登斯的社会学思想是通过人的自我认同来促进人类获得现代性。

何为“自我认同”？吉登斯的定义是，Self — identify ：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P275, 三联书店1998-5）他在该书中最重要的思想是：“关注自我认同的新机制的出现，这种新机制，一方面由现代性制度所塑造，同时也塑造着现代性的制度自身。”（P2）“反思性地理解自我”是关键。

人一生总是要在“从众”与“特立独行”之间时时作出选择，这常常是一种二难选择。假如社会规范和制度与个人观念有更多的契合，那么这种二难选择则越少，个人的自我认同真实性则越高。只有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和社会，文化认同和自我认同两股力量把人向两个方向撕扯，个人往往会趋于软弱，丧失自我认同的自信心。个人的自我认同缺失越多，就会越容易找借口给自己交代，在社会上说谎造假为自己掩盖责任和罪错，甚至用借口和谎言作为武器，攻击他人。

不找借口是因为自我认同链接于坚定的信仰上，坚信自己的认同是正义的，虽千万人，吾往矣。韩愈说：“士之特立独行，适於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篤而自明者也。” 资中筠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她收到请帖后拒绝出席，原因是已不认同当下的清华。“清华就像一个大官，非常势利，向权力和财力聚集。而中国名牌大学招天下英才而毁之，伤天害理。我本来想写一篇《哀清华》，但是一想人家在那过生日，就没有这样写，但是真的是这种心情。”资中筠就是敢于不找借口的磊落人。她敢于在“义”上自我认同，而不与政治世俗和光同尘，拒绝流行的文化认同，特立独行也。

我们长期以来生活在一个强权政治的专制环境里，对个人压迫最大的是剥夺独立自由的权利，所以在自我认同方面出了很大的问题。认同谁，认同什么（我要成为什么人），从“心理认同”异化为了“意志服从”，但是自己的常识和知性却满怀腹诽，在心理情感上不予认同。这个扭曲很大。意识形态强迫教育你必须认同国家、认同人民群众、认同组织、认同千百年固有的道德，而且严防死守、不许你认同一个特立独行的自我，从来没有认识到人应该认同一个普世价值观。这二者不能光明正大地认同链接起来的话，我们就从来没有正直坚毅的自我个性，而只有组织的、国家的、势利的和伪道德的“他性”。于是我们在改革开放的环境里，在价值观、道德感和个性上全部混沌冲突起来，除了自私自利，然后就是不知所措。当面不敢不认同国家、组织、道德和群众，其实只认同自己的私心。一事当前，或者盲从，或者卑劣，或者无知，或者首鼠两端。当我们找不到正大光明的认同时，说明我们没有建构起符合全人类人性的价值观和自我独立自由的心性，便一定会找借口逃遁，顾左右而言他。

以下一个例证可以充分证明这个问题。最近一篇文章，如此叙述：某单位召开群众路线会议，向上级领导班子就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提意见。上级主管单位一位副总带队，三位部门负责陪同，煞有其事地来到这个单位走群众路线。单位的书记和总经理自然要带头谈。结果，拉拉扯拉讲了半个多小时，谁也没有听明白他们究竟想表达什么主旨。绕来绕去，大意便是上级班子都很好，大家都很满意，班子成员也很有水平、很有开拓精神、作风很正派、生活很简朴、成绩很显著、我们很满意等等。接着，一位老教授党员却发表了一番震惊四座的直言谠论：“我的看法，这种群众路线根本就是形式主义典型，明知道没有实质性的效果还要搞，全党全国地搞，还有什么规定动作，人人过关。听听大家的发言就知道结果会是什么。你们可以脸不变色讲这些言不由衷的话，你们这样做能够心安理得，我不行，因为人生有限，我无法一辈子生活在谎言中，更无法一辈子言不由衷。我受够了，六十多年了，为了某些人的世代江山社稷，数十年如一日地搞这些政治游戏，让中国人从小便戴着假面具做人，不能讲真话，搞形式主义，不能做实事。你们自己扪心自问一下，除了在梦里，你们什么时候能够畅畅快快地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一个人长期言不由衷是会被憋成精神病的，你们其实都有精神问题，不讲假话都不习惯了，是不是？你们什么时候看到人家西方民主国家会全国吃饱了撑的什么事情不干，专门开会搞什么群众路线？一次也没有！可是人家什么事情做得比我们好，政府清廉、社会安定、人心自由舒畅。我们国家数十年不停地搞这种运动，哪一次不是群众运动，不是走群众路线。结果怎样？毛泽东搞群众路线是空前绝后，结果是经济崩溃，在国际上成了孤家寡人。怎么还会重拾毛的那一套？难道不是弱智？天天讲实践检验真理，这一套都被检验了三十年证明不行了，在世界上也有数十个国家搞这一套搞得国破人亡，为什么还要死抱着这一套！” （苍天一浮尘：《一位老教授关于“群众路线”的另类解读》，博客中国，2014-2-25）—— 我不考证这篇文章记述的事情是否真实，但其中内涵却是完全直面真实的。“群众路线”和“人民”是中国做什么事情最大的借口，毛泽东用这个借口，愚弄我们出神入化之极，其实在他心里，只有权力和他自己，群众只是一盘散沙的乌合之众而已。

找借口的恶果是什么呢？本来这借口和真正的动机没有什么关系的，和事情本身也不存在真实的逻辑联系，但是却牵强附会地扯在一起了。久而久之，“借口”本身就成了合理的理由，虚构成了说谎，欺瞒成了习惯，已经分不清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伪了，混水摸鱼的心性遮蔽了自我分辨真假诚伪的理性本能，没有逻辑的牵扯倒成了习惯性的反应意识。到最后，就因为蓄意找借口，而养成了撒谎、漠视真实、狡猾、智力混沌和麻木不仁的心理性格。—— 只要你放弃直来直去的逻辑建构理智，那么你就会逐渐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老奸巨滑之徒。

如果中国不经过一个思想反思过程（吉登斯所说的“反思性地理解自我”），包括历史反思、社会反思和个人反思，则始终有很多束缚人的认知障碍与观念障碍，包括人情、面子、潜规则、道德、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等，这些障碍使每一个人的自我无法与新的经验和现代性的观念认同，不得不总是寻找“假托的理由”，为自己的真实动机做掩饰。很多认同障碍在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自己与自我之间发生冲突。

譬如说，关于“文革认错”的难题。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之死，宋彬彬等人的道歉得不到全社会的认同，宋等人的认错和道歉已经是难能可贵，可是非常遗憾的是：就是没有人站出来指出彻底的真相。固然党国不认错，不追究，可以成为所有曾经做过罪错的当事人豁免的最大借口，但是另一个同样巨大的借口横亘在所有追求公正法治的中国人面前：人情大于正义。死者卞仲琳的丈夫面对美国律师的回答是，在中国，人情大于人命，虽然很多人都是目击者，但是要求他们站出来指证凶手或者当事人，则面对残酷的撕破人情之幕的严峻局面。—— 如果我们不与法治价值观和反省忏悔道德观认同，那么你只好继续与传统的人情和面子认同。事情就这么残酷。

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种成功的感觉渐渐洋溢在许多中国人的脸上。至少在外在形象和形式上，中国甚至比西方发达国家还要“现代”（除了雾霾等等），然而骨子里的中国人，还是固执地拒绝很多现代性的内涵。能够在形式和内涵之间获得心理平衡的方法，其中之一就是“找借口”。由此我想起1894年美国传教士史密斯关于中国人的一个判断：“对中国人来说，永远不是事实问题，而总是形式问题。如果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讲了一番漂亮话，做戏的要求就满足了。”（【美】亚瑟–亨–史密斯：《中国人气质》，P2, 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12）

我相信，当下中国还有很多难题需要继续坚持某些不容动摇的“大借口”，以此为这个国家持续不断所牺牲的代价买单。深究中国一些很执着的事情，都有始终一致的借口说法，例如仇日问题，朝鲜战争的反思问题，三年大饥荒的真相，文革的忏悔和道歉，宪政问题，司法独立问题，新闻独立监督问题，等等，当然最大的难题是毛泽东的真相，这些之所以不能获得彻底解决的机会，也和更深层次的大借口有关，例如强国梦，民族复兴，政治权威，安定团结，中国特色，海外敌对势力，国家安全等等。刘小枫还找了个“国父论”的大借口，糊弄国家主义群众。找寻大借口以遮蔽真相、维持现状和释放情绪，拒绝有效的行动，有时候就是心理学里著名的“替罪羊心理”之表现。替罪羊理论是指，当我们遭遇挫折、困境的原因令人胆怯或者尚未可知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转移我们的敌对方向，绕开正面的难题，嫁接到别的弱者或软弱的对象物身上。替罪羊为挫折和敌意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渠道。然而始终拒绝作为和转移真正有价值的目标，却是其本质。

假如为这些借口做一个分类的话，无非三种：1,不作为的借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动更舒服；2,拉大旗做虎皮，打击对手的借口，谁和我的意见不合，我就制造一个大借口制裁他，例如说境外敌对势力时时亡我之心不死，你的意见就是他们的意见的翻版；3,以堂而皇之的借口暗渡陈仓，始终维护我一己权益，满足我侵吞公共资源的私欲。

中国过往历史一而再再而三总是犯错，因此找借口已经成为心理路径依赖之惯性，面对当下究竟是否需要直面真相而做出重大决策，始终还在踌躇徘徊。坦率地说，找借口不仅仅是当权者的策略，也是一般国民的情感心理使然，指认为国民性也不为过。显然，找借口的人类型很多，包括既得权益者、信仰国家主义者、民族主义爱好者、唯理主义者、激进理想主义者、感情用事专家、思维偏执好辩家，以及固执麻木的虚荣之士等等。老实说，如果一个族群的人大家都习惯在很多小事情上找借口逃避面对真正问题的话，那么这个族群在最重大的事情上，一定还会以借口作为理由拒绝解决长久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的。面对无法拖延的民族、社会的种种严峻难题，我们还在以某些大借口支吾搪塞，实在是很过分了。

总之，借口其实就是一种沉重的思想包袱，因为你软弱，没有独立庄重的承担，遇到问题和犯了罪错，就想逃避，就不想直面事情的本质，想耍小聪明，绕开问题，一来二去的，成了惯性，落下病根了。问题越积越大，大到很难解决了，积重难返，只好自己骗自己，只能用拖字诀糊弄过去。什么时候推开借口，才会有光明磊落的结果。我相信有一天，中国人可以清清爽爽卸掉种种借口包袱，那时候我们今天看起来无法解决的难题，都会一一解决掉了。

本文分析找借口这种防御机制的心理缺失问题，进而分析自我认同的障碍问题与假性认同的危害性，最后寻找我们丢失的独立自由心性。自我认同为什么重要？你必须在自己的意识和潜意识里建构自我的合理地位，同时使自我充满自信心地与人类最广大的普世价值观认同，当你确信自己是正直而认同合乎道义的，而不是别人所指定的那个人，那么，做一个特立独行之士，获得的是自信和坦荡之心。你的独立自由心性必须建基于没有分裂的人类价值观上。这就是吉登斯所说的建立新的自我感，新的认同感和重新发现自己的过程。我的结论就是：假如我们需要重建一个独立自由的心性，那么应当从不找借口开始，同时逐渐调整我们的自我认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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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说不，但不要找借口

吕嘉健 24/2/2014

 传统的中国人是一个喜欢和善于找借口的族群。找借口就是“支吾搪塞”以遮蔽真相。史密斯指出：“在中国，事实是这个世界上最难得到的东西。一个人从来不敢保证，他能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即使一个人想得到你的帮助，比如在一件诉讼中，希望你全部受理，事后你也会发现他隐瞒了几件重要的事情，不是出于恶毒的预谋，显然是支吾搪塞的本能造成的。”“每一个中国人，从本性上都有一种类似墨鱼的能力，当受到别人追问的时候，放出一定量的墨汁，使他能够退避到最安全的地方。”（【美】亚瑟–亨–史密斯：《中国人气质》， P202-203, 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12）借口就是一种支吾搪塞的隐身衣。

以下有5则小故事，都是海外中国人的形迹 ，都与找借口有关。我想通过以小见大的例证方式，为这种民族习性做一个见证，以引起我们的正视。在我看来，正是在海外的华人，依然保持找借口的惯性，才会特别发人深省。当找借口成为痼疾而我们又始终不愿意正视其中的危害性，那么我们会始终在原地继续出错，并且总是喜欢遮蔽真相。

1、你可以说不，但不要找借口

一对中国母女过桥，桥头有一个西人年轻女子，手持一摞精装之圣经读本，赠予过往路人。这位中国母亲盯住圣经读本，心中爱慕其精致高雅，遂讨之，把玩不释。西女说：这是免费赠阅，你有兴趣阅读一下圣经吗？如果你有对上帝的虔敬之心，请适当捐些钱财给教会吧。中国女儿把西女的话传译给母亲，中国母亲让女儿翻译说：我们现在有事，回头再来要。西女笑答：你可以说不，但你不要找借口。—— 中国女儿后来说：为此我羞愧了一整天，一想起来就脸红。

善于找借口是卑劣人物最习惯的维护面子和占人便宜的老手段了，目的是为了给自己的心理有一个圆滑的过渡斜坡，自己心理舒服了，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继续无耻无赖无辜下去，越做越坏也心安理得。窦文涛说过一个段子：“我有个很有趣的记忆，当年我刚到香港的时候，看报纸采访妓女，问香港嫖客和北京嫖客有什么不一样？我记得那女孩说，香港嫖客一般不说什么话，也比较简单，给钱服务然后走人；北京嫖客不一样，完了之后，不但不给钱，反而盘腿往床上一坐，开始教育我从良！”—— 你看，道德，多好的欺负人并且耍赖的借口！

2、独唱国歌与不唱国歌

那是我刚到澳大利亚不久的事情。某日，某英语课堂上，教师正在和我们学习关于澳洲土著的专题。说及土著的旗帜和土著之歌，教师借题发挥，让在座诸君爱国一下，唱唱说说自己母国的国旗和国歌。

首先是白俄罗斯女士，用俄语唱起了深沉委婉的国歌。然后是波兰女人略带童真般的演唱。接着是四个韩国女人羞涩的合唱。还有阿富汗先生和女士，缅甸青年，伊朗胖妈妈，台湾瘦太太，无不声情并茂。他们的国歌都很深沉动人。

最后，教师满怀期待地吁请Chinese们来表演一番――因为Chinese人多势众，就让我们来一个压轴唱。可是当我开口朗声唱起来时――其他的５个同胞却拒绝发声，毫无表情的沉默。我的声音禁不住的低沉下去，周围各国佳丽和先生们一一浏览各位Chinese们，然后微笑凝视着我，亲切地把我当做独唱演员。我唱罢一段，赶紧识趣打住，就用英文解释中国国歌的大略意思；忽然间，坐在我对面的上海先生――据说以前是上海某钢铁分厂的厂长――质问起我来了：“中国国歌不是《东方红》吗？”我愕然无语，继而反问：“是你胡改的吧？”他不依不饶的坚持，我们用中文你来我往的争论，其他中国人还是无动于衷。倒是教师左右拧首的轮番看着我和上海先生，不知道究竟中国人内部发生了什么问题。我深知这位上海先生向来是固执之士，就说，算了，你喜欢《东方红》你就喜欢吧，我们不辩！

于是教师遂带领各国移民以一曲澳大利亚国歌作结。

听罢一遍各国国歌，颇感他国国歌都优美纡徐，节奏和谐，确有热爱祖国的深情旋律感，唯独我唱的国歌显得激愤动荡，仇恨百结，因此明白中国为什么那么多愤青和阶级敌人。忽然想起来，世界上只有中国至今还没有评选出国花，但是中国国歌却是最具有悲愤与仇恨气息的，禁不住自己内心感慨一番。如果我们不把仇恨作为借口推到极致，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自己的失败和愚昧，有了借口转移自我的责任，那么我们就心安理得地继续腐败，有理由不必反思，不必追究自己的下场。

散学以后，一路走回去，我问中国同胞：你们都只会沉默，让我一个人独唱国歌，人家还以为你们都不是来自中国呢！A便答道，我不会唱国歌。B说，我不喜欢中国国歌，澳大利亚的国歌挺好听的！C答，以前我在中国做老师，每星期一早上升国旗唱国歌，那时候已经唱得太多了，早唱腻了，逆反心理，不想唱！D说，唱国歌有什么意思！几十岁的人了，像个小孩子一样合唱，幼稚病。F冷冷地飘过一句，出国了，就没有祖国了，唱哪一国的国歌？。。。几双眼睛一起看着我，我笑了：都有借口啊，就我爱国？

3、天上掉下免费午餐

2008年４月份的时候，在悉尼和墨尔本的华人中间传递着一个组织的声音：“４月２４日凌晨４时，有专车到堪培拉，参加护送奥运圣火爱国活动，免费搭乘，免费早餐，免费午餐！爱国人人有责！”于是奔走相告：“免费午餐！免费旅游！免费爱国！”遂趋之若鹜，爱国激情风起云涌。最后约有万人助威堪培拉，声势浩大，顿使西人震撼。

然某少妇工人在工厂车间淡然言之：“我们广州人对政治不感兴趣，有钱赚就够了，免费爱国，让别人参加吧。”一上海少妇在旁，双眼发出锐利的直线，说：“免费巴士加上免费早餐、午餐值多少钱？大约$５０块吧？但是我要请假一天，我就少了一天$１００块的工钱，这不划算，我十三点啊？当然不去！”接着听到新疆工头在远处喝道：“你们都去了，车间关门啊？通通都不许去，回来上班！回家让你们的老爸老妈去！”众工人齐声诺曰：“是！知道了。”

究其实，到堪培拉去的“爱国人士”大多是中国留学生，免费之余，顺带到移民部去咨询申请移民的事，爱国爱自己两不误。在他国的土地上聚众傲啸，何其乐哉！只要有堂皇正大的借口，心安理得地谋私，对人对己都有合理交代，这个国爱定了。

爱国和强国梦，肯定是一部分中国人的大借口，这个大借口在中国人的心理上有很重的份量，许多不敢触动的难题和要维护的权益，都可以用这个大借口表示不作为的理由，甚至很多自私无耻的观念和想法，都隐藏在这个大借口背后，在光辉灿烂的大借口之下，可以心安理得地公然徇私，而不觉任何道德压力。在这个借口面前，我们不知不觉地演变成了卑鄙者。

4、不要拿着中国国旗打架

还是2008年。４月２４日当天，当奥运圣火游行队伍穿过堪培拉市区时，某友其时正在堪培拉出差，站在路边看热闹。他为从未见过的闹剧所感染，遂打开手机，给远在悉尼的我作现场直播，一一向我解说：

“现在这里是堪培拉道听途说现场直播，注意啦注意啦，场面十分火爆，情绪极端高昂，随时会出现激动人心的情况。现在天空上有飞机喷出了‘Free Tibet’的字样，地上涂有巨大的‘One China forever’（永远只有一个中国）的红色宣传标语，红色旗帜红色的海，无数人一齐大骂着喊着：‘Liar! Liar! Liar! ’（说谎者，骗子）同时以强有力的手势直指敌对分子。一个漂亮女生的脸愤怒得已经变歪了，她开始咬牙切齿了，她的身材确实性感哟！看，西藏人冲过来了！看，中国人涌上去了！看，巨人警察叔叔把某某抓住扔出去啦！好看啊，比电影还精彩！在那边有一辆崭新的奔驰小车，竖着五星红旗，围着Round about在转圈示威，看，现在它被三部警车驱逐出去了！”

忽然，友人小声耳语于我：“特别细节，特别细节：我不远处有一个神秘的组织者在告诫留学生们：当你们和西藏人打架的时候，不要举着五星红旗，要举着澳洲的国旗！切记，切记！”

我听着友人的解说，怎么就觉得那么别扭：什么西藏人、中国人？你们自己就已经把国家给分裂了，还爱什么鸟国！在别人家国土上摇旗呐喊聚众呼啸，真有本事啊你们！回家吧，菜鸟！

回头一想：在别人家里自己人互掐，把自己的面目掩盖起来，只要借口得当，术邪恶一些无碍，目的达到就可以了。其实他们自己是深知正在做着不光彩的勾当的，所以要用可以公开的旗帜掩护不可告人的事情，无论是爱国还是革命，都是堂而皇之的借口，然而借口下面都是什么样的用心啊！

5、老杨的辩解

在我以前工作的一个工厂里，老杨是一个经常出错的人物。他60年生人，中国江南地区来历，公司人事部经理的亲戚。以前在中国可能是一个公务员吧，而现在在工厂操作技能的工作能力则比较低，可是他却带着公司人事部的优惠指令来到车间，被指定操作机器。可惜老杨动作慢，记性差，老是出错，不是忘记set up印刷最佳服用日期，就是调错份量，或者是label（标签）贴反了，然后习惯于诸多辩解。

某天，QC（质量控制员）来到老杨的机器前，说，老杨啊，你已经总是忘记在paperwork (生产操作文件)上签字了，这是我不知多少次提醒你、追着你补签名了，你再不执行工作规程，那我就要向上报告了！老杨答道，我不是不签字啊，是supervisor（工头）催着我给机器倒料，我要赶紧倒料，才来不及签名的。何必斤斤计较那个形式！QC说，supervisor让你倒料不是理由，你操作机器肯定是要倒料的，也要快，但是工作章程是，首先要找到paperwork，仔细检查工作单上的规定，和来料仔细严格核对过，才可以倒料和开始生产的，按照工作单操作是实质，签名只是结果，不是形式。老杨无话可说，拿起paperwork，随便就画了个龟，扔到一边去了。下次还是忘记签字，当然也是没有检查paperwork的材料、技术、操作过程说明，就想当然地做了，结果酿成了一次大错，被调离了机器。

又某天，QC又来到了老杨身边，看着他干活，老杨正在打包封箱。QC说，老杨啊，你为什么没有给产品贴上bar code（条形码），就直接放进包装箱呢？老杨说，哦，我只是试一试放进去合适不合适，然后再拿出来贴bar code的，你放心，我会贴的！QC说，你已经装了3箱了，还打了包，就是说都没有贴bar code了？老杨说，呵呵，试试，试试，现在来贴！

于是某天supervisor找老杨聊天：老杨啊，你是车间里出错最多最频繁的一个了，你也是一个前辈，虽然进来工作时间不长，也是有阅历的，然而你总是出错，我们要找你批评，大家都不好意思的，希望你注意。老杨说，我是很认真工作的，但是你们太厉害了，你和QC两个，一来到我身边，就总是看到我出错，怎么眼睛那么毒呢？工头气得几乎要打噎了：要么就是我们专门针对你、诬蔑你？要么就是我们让你紧张，本来可以做对的，也吓得做错了？要么错了也装看不见，就让它们这么出厂？老杨说，不是，不是，这生产操作呢，也实在太多讲究，总之，我会补救的！工头说，老杨啊，你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每次听order时，东张西望，全部没有用心听清楚、明白工作指令，就急匆匆去做了，也不习惯认真执行paperwork的程序规定。老杨说，你不是说要注意周围工作环境和反应吗？supervisor的眼睛几乎要掉到地上了：你，你最大的特点就是总是有借口辩解！走吧，你！

结语

“没有任何借口”是美国西点军校200多年来奉行的最重要的行为准则，也是它传授给每一位新学员的第一个理念。在《没有任何借口》一书里，我以为它最重要的理念是：借口的实质是推卸责任；说谎是最大的罪恶。它指出：“说谎话的人是不诚实的人，不诚实的人是很危险的。因为不诚实，所以不能够与人相处长久，不具有合作与团队精神，更不能实现自己幸福和成功的愿望。‘不找任何借口’就是对说谎和欺骗的否定和排斥。因为‘不找任何借口’，便不会为了编织借口而说谎和欺骗；而不说谎和诚实会让人变得强大而高贵。”（【美】费拉尔–凯普：《没有任何借口》，P47,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1）史密斯也指出：“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引以自豪的思维习惯之一，就是坦诚地直接触及事物的本质，怎么想，就怎么说。纵令在特殊场合不得不适当修正自己的天性，直来直去的本能实质上仍然控制着我们的每一个人。”（《中国人的气质》，P42）——愿我们深思这些话，放弃找借口的路径依赖，这是使中国人获得真正现代性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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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令人难以接受但需要反思的观点

吕嘉健 13/1/2014

 观点，不需要你是否接受，而是需要你思考，尤其是结合个人的经验，在尽可能广泛的知识范围内，多角度地反思。简单接受或者简单反对的态度，是头脑简单者和思维专断者的懒惰与粗暴的习惯。智慧不表示需要做出结论，更不需要你在好与坏两者中作出选择，而是意味着要展开探索思想的过程。理性意味着分析和证伪，尊重事实和逻辑。真正的道理都是针对具体问题的，合乎逻辑、有充分事实理据的分析意见。可惜中国人以为讲道理就是套原则大道理、上纲上线、径直得出结论。

以下是5个令人难以接受但需要反思的观点。本文的目的在于让你读后进入深思的状态，你的结论是多余的，你的即时反应也是不必要的。智慧高贵，知性可嘉。

一，生活就像是一场强奸，如果无法反抗，就好好享受吧

此语话糙理亦糙，明目张胆地宣扬存在合理论。但是具有残酷的真实性，愿意与否遵从，由个人自定。这是专制社会中的混账定律，教人安心做一个舒服的委屈者和奴隶。但也是人类社会苟且者的一个常见的选择。毕竟这个世界苟且者多于英雄和有勇气者。当然许多人都这样活着，但是不会加以反思，他不需要觉醒，觉醒了会痛不欲生。从来就有许多女子被强暴后，只好幽怨妩媚地请求施暴者：“你娶了我吧！”世上种种事情与此类似。如果强奸是一个迷惑的过程，类似温水煮青蛙一类的，那么被伤害者其实并不感觉到被伤害，甚至有enjoyable的感觉。

根据专家研究，高达80%以上的强奸案没有报案，当事人也从未向任何人提及此事。专业术语称之为“沉默的强奸反应”。（【美】珍妮特–希伯雷–海登、B-G-罗森伯格：《妇女心理学》）一位犯罪精神病学专家指出：“同那些受到生命威胁而含辱受奸的妇女相比，那些被打得几乎失去知觉的强奸受害者所遭受的情绪创伤可能要小得多。”

—— 类似的，在强权专制体制下被打击得麻木的受害者，自己本人并不怎么感到被侮辱和被损害。如何免除“强奸”和免除“温水煮青蛙”的迷奸，自我强大和清醒也是不可或缺的前提。

二，残酷即仁慈

这是一句英国格言。说明求仁并不直接可以得仁，为你好未必可以给你好，助人未必为乐。

老庄境界：“大道无术、道法自然。”自然之道从来不是仁慈的，也不是人痴心妄想可以刻意改造世界本质的。自然而然的意思就是让生命按照天性和本命的轨迹自己生长，看似不人为，其实最人道。蛇虫鼠蚁，各安天命。

中国父母的宠爱之道很仁慈，但也很残酷，因为全部取消了子女的自我成长经验和能力，剥夺了他们的自由和独立权利，把子女当成了猪。另一方面，中国家长强迫子女学习很残酷，这种残酷有仁慈的一面：让中国人具备知识就是力量的观念；但是这种残酷不科学：学习与成功不是强迫下的产物。

韦伯说：“佛斯特… 他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论点：善因必有善果，而恶因必有恶果。… 在《奥义书》之后二千五百年，居然还有这种说法出现，也实在令人愕然。不要说整套世界史的过程，就是日常经验每一次没有保留的检验，都明白显示，真相正是其相反。… 神义论（Theodizee）的古老难题所要问的，正是这个问题：一个据说既无所不能而又慈爱的力量，是怎么回事，居然创造出了一个这样子的无理性世界，充满着无辜的苦难、没有报应的不公、无法补救的愚蠢？全能和仁慈两者中必定缺一；要不然就是生命遵循的乃是完全另外一套补偿和报应的原则 —— 一套我们只能从形而上学来说明的原则、甚至一套始终不容我们的解释近身的原则。”“连古代的基督徒也很清楚，这个世界是魔神所统治的，知道卷入政治的人 —— 就是取权力和武力为手段的人 —— 和魔鬼的力量缔结了协议，知道就这类人的行动而言，‘善因必有善果，恶因必有恶果’绝对不是实情；反之，情况往往正好相反。不了解这一点的人，在政治上实际是个幼童。”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P267-268，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9）

懂得这个哲理并据此冷静处理世界诸事者，一种是智者与理性之士，另一种就是无情而至没有人道人性底线的政治家。后者为了夺取权力，深深地明白“一将成名万骨枯”的事实，所以死多少人不是问题，攻城略地、事情成功才是胜利。国家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往往与专制主义者穿同一条裤，就是他们心中只有“唯理主义”的伟大理想，却完全忽略个人的生命、独立和自由权利。他们总是打着“仁慈”的旗帜，而行残酷之实。

至于智者与理性之士，明白“残酷即仁慈”的相反相成道理，更知道这个世界是被“魔神”所统治的，所以人们会自觉与不自觉地高举仁慈的旗帜去做残酷的事情，尤其是为了自我事业的成就，而做出极端残暴无耻的事情。圣人不可信，人性不可稍加放纵信任。据此，智者与理性之士不会为了道德律而以道德治国，而笃信法治才可以产生有道德的世界。即使事实上人性兼有善恶，但必须基于“人性恶”的前提，推导出法治和约束权力的制度，而十分警惕“唯理主义的理想主义”。法治是“残酷无情”的，但是可以产生仁慈的秩序；道德和理想是仁慈的，可是却会制造一个极端残酷的恶果。

三，与亲人生疏，而后成为耶稣的门徒

《圣经》里有许多惊世骇俗的箴言，足以令中国人听来惊心动魄的，例如以下这一段：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吩咐他们说：“…… 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

‘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10）

将血缘伦理奉为最高圭臬的中国人，读完这段话一定会十分反感，一定会将上述耶稣的箴言视为十恶不赦的罪语。中国人或者永远不可能理解：违逆亲情的人还有人性吗？但《圣经》这段话里面有一句是中国人常常缺乏清醒认知的：“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中国人在这方面有严重的认知障碍，始终被愚昧的感情笼罩着。我想起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在《历史》一书中的警句：“近亲之间的憎恶是最恶毒的。”熟读中国史书的人应当会同意这个观点。如果充分认知到亲密关系里面的残酷性的话，因之保持一定的距离感，那就是觉悟之士了。

耶稣的这段箴言隐藏着一个极其深刻的哲理：普通人类的家长与长辈之人格智慧是非常有限、狭窄的，甚至不无愚昧丑陋，如果要灵魂得救，应当警惕，不要被已成的蒙昧的世俗习惯控制着，要挣脱一般亲情的拘禁局限，将你的精神面向人间和天上最高智慧的主，这就是拯救人类的复活。假如父母亲情高于圣灵、圣父、圣子的崇拜，那么所谓的灵魂得救就是一句空话。唯有与亲情生疏，才可以获得自由发展的灵魂。这正如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所说的“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的道理一样。—— 不要被小范围的感情遮蔽了自己的广大智性。脱弃小众的自然伦理制约，获得人类普世价值的灵魂。

“违逆亲情”并不是对家人无情，只是让你以一种合乎理性的适度亲情来与亲人相处。“违逆”的意思是不要让亲情绑架你和制约你，让你获得一种独立、自由的生命，这比你在亲情的权力控制下生存要更有意义。亲情并非总是对的，也并非总是合理的，甚至亲情经常体现出一种不讲理的、荒谬的状况。一个实事求是的人将会客观地明白：亲情是狭窄的，更是自私的。

四，社会学和文化学之“普朗克原理”

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指出：一项重要的科学创新很少是通过逐渐赢得人心和扭转反对者观念来得以普及的……实际情况是，反对它的人逐渐死光了，新一代人从一开始就接受了它。上述结论被人们称为普朗克原理。

—— 在历史上，确实是有一些重要的科学创新在某个特定的时期被人们毫无道理地拒绝承认，比如地球是圆的假说，地球可以转动之说，以及哥白尼的日心说等。尽管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的情况是那些具有挑战性的新观点、新假说，本身好像是漏洞百出、错误连串，这是人们利用了老标准和老观点来衡量的。

中国现阶段政治状况还有相当长的生命力，气数未尽。说句刻薄话，那些毛时代成长的人还没有全部死去，唱红歌还大有市场，劫富济贫情结还是深藏的潜意识。苏联解体需要70年（1917——1989），何况俄罗斯之前经历过彼得大帝欧化的时代，曾经出现过两个首都：莫斯科和彼得堡的两个文化象征。中国本土的专制土壤只可以接受毛式马列独裁文化。文革的子孙还大有人在。中国的事情会更困难。—— 说以上的话是表示这样的意思：左右对抗，方兴未艾；拒绝自由、民主、共和、法治和宪政的人，至少和拒绝专制的人一样多，甚至只会多不会少。这个世界上，说也说服不了谁，你不可以改变任何人，别人也不可以改变你。所以你试图说服他们，不如哪儿凉快哪儿呆去。等着他们全消失了，中国或者会发生一些变化。

经过一个漫长的民粹主义和革命道德主义时代之后，那里的国民大多数是“缺心眼”的极端主义者。因为毛的教导已经在他们的心里生了根，他们天然地拥护人民万岁、劫富济贫的多数暴政思想，生成了依赖政府、归咎社会的弱者无赖性格，习惯于二元对立、批判斗争哲学，遗传了混水摸鱼而不自觉卑鄙、贪小便宜不落人后的顽劣基因。虽然他们坚持谁批判这个国家，谁就是我的敌人的态度，但是经过选择性提升后，他们决定反对政府，因为毛曾经把造反和推翻官僚主义的思想植根在他们的心底。“缺心眼的人”主要是在独立自由、群己界限、理性法治这些方面完全隔膜，但是他们很有“正义感”和“同情心”。同时骨子里是国家主义者和民族主义分子。

五，道德批判的标准来自于他人与自我互动的共识和平等关系

亚当·斯密除了有《国富论》巨著外，另有著名的《道德情操论》（1759，处女作）。这本书是市场经济良性运行不可或缺的“圣经”，堪称西方世界的《论语》。它试图去解释的，不是一个具体的道德标准，而是在一个经院哲学土崩瓦解、人们并不需要外界权威的世界中，我们如何感受到行为的对于错。

譬如说，我们并不需要研究女人为什么要保持贞洁，而是要研究男人为什么会觉得她们必须保持贞洁。—— 这里显示了亚当·斯密的价值理性之方法论是：我们判断别人是否道德的标准，是站在他人的立场去感受他的行为的确当理由，是否与我们自己的感受具有一致性，而不再是从一个“苦苦等待被人们创造的道德感觉”那儿得到的。这就确定了我们关于自我和对错的概念是从他人那儿得到的，是从他人与自我的共识和平等关系中得到的。道德评判的标准必须建构在社会实践、社会行动、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系统中，不是由某个权威（或者是教会，或者是圣人，或者是领袖，或者是导师）来制定。用现代社会学大师吉登斯的社会结构理论方法论来看，道德评判是一个由社会共同在场的具体情境与不在场的跨社会系统的“认知能力”（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控、理性化及动机激发）来建构。

—— 对于中国人来说，从此应该学会的是：不以圣人道德为标准，也不以自我感觉感情的标准为出发，亦不以理想主义的标准泰山压顶，更不以权势意识形态的标准为裁判。准此，给道德祛魅，拒绝道德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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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英雄与异人

――关于一种文化原型的比较批判

吕嘉健1997，2013-8修改

 

1

在好多好多年以前，自从电视连续剧《水浒》播出以后，它的主题歌就成了流行歌，其中最画龙点睛的一句歌词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士无贤奸，民无智愚，皆奉为做人圭臬，这固然与当下的时代心理有关，但确实说明我们找到了一句英雄性格的通俗概括语，以反叛几千年来“周文圣教”的文质彬彬忍辱负重的过度善良的传统。水浒英雄中，我们打心眼里喜欢鲁智深、武松、石秀更多一些，而不太喜欢林冲，虽然正统文学史总是爱谈林冲逼上梁山的社会意义，而批评鲁智深、武松、石秀个人主义的恩怨私情以及狠辣凶恶。文学史是文人写的，文人都是母性崇拜的老酸，最能体会“周文圣教”的仁义用心。

文人们欣赏鲁智深，总是赞不绝口：“写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诚然，如果说林冲是“屈辱的英雄”，武松是“复仇的英雄”，杨志是“失意的英雄”，石秀是“嫉恶的英雄”，鲁达就是“救困侠”。弱小的、忍辱的、走投无路的人们多么希望野猪林里半空跳下一个胖大和尚来，且“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可是自己怎么就成不了一个鲁智深呢！大概就是我们没有智深和尚吃酒啖狗肉的那副德性。我偏欣赏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那股子野性，鲁智深所有事迹中，最精彩绝伦的就是这一段，可惜未看到真实透彻的分析意见。最不可能做和尚的偏要我做了和尚，吃酒不得，啖狗肉不得，想睡觉不得，想到处走走不得，好在智深还没有在风流勾当上开窍，否则做人就更痛苦！可是智深最可爱处就是“忠于自我”，扑倒头便睡，放翻身体，横罗十字，鼻如雷响，起来净手，大惊小怪，只在佛殿后撒屎撒尿，遍地都是，开口“鸟鸟鸟”（就是“ 男性生殖器 ”）的粗言，礼数不到，冒渎清规。没了酒肉，这生气勃勃的身体“饿得干瘪了！”“口中淡出鸟来！”按他的逻辑，“洒家自睡，干你甚事？”“洒家自吃，干你甚事？”所以他吃酒啖肉后被众僧阻拦入寺，便心头火起，指东打西，指南打北，还大叫：“长老与洒家做主！”从深层底蕴来看，鲁智深上五台山，一个英雄做了和尚，英雄意气与那清规礼教激烈冲突，自由天性与那文化处境构成了戏剧性矛盾。一篇英雄传奇《水浒传》最有文化深度的故事就在这一段了。读孙悟空大闹天宫故事也当如是看。

当然故事好读，人物可爱，野性解气，撒赖痛快，而做人在现实生活中当不能如是“到处撒屎撒尿”。这只能告诉你：不是和尚的料子你就别做和尚，你不该像鲁智深那样“天天要吃酒啖肉的偏要走到不准吃酒啖肉的地方去”。可是人生就是“偏偏”这两个字弄人：“我得到我不求索的，我求索我得不到的！”这叫命运。

2

于是想到古希腊的英雄。

古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是万神之王宙斯和一个国王的孙女生的儿子赫剌克勒斯，这位超人刚刚成年时就有一次决定个人命运的选择：当他在十字路口沉思生命的路途应当是怎样的时候，来了两位高大美丽的女神：一位是迷人闲适的幸福女神，对他说：假使你选择我作你的朋友，我将引导你走最平坦最安适的路，那里没有你尝不到的快乐，也没有你不能避免的不幸！你将不参加任何战争和艰难，你将不用心思，只是享受丰盛的饮食和美酒，极耳目视听之乐，极身体和肉感的满足。你将收获别人的劳力的果实，并得到一切对你有利的东西。另一位是高贵美丽的美德女神，对他说：如果你选择我指示给你的路，你将成为一切善良与伟大事业中的卓越人物，但我没有怠惰的快乐来贿赂你，我将告诉你神祗对于人类的意愿。要明白，人类不经过努力和辛苦，神祗是不会使他们有所收获的。假使你愿意神祗慈善地待你，你必须敬奉他们。假使你愿意朋友们爱你，你必须援助他们。假使你愿意全城对你尊敬，你必须为它服务。假使你愿意全希腊都称赞你的美德，你必须成为全希腊的恩人。假使你愿意收获，你必须耕种。假使你想战斗得胜，你必须学会战斗的技术。假使你想能够支配你的身体，你必须工作和流汗使它坚强。赫剌克勒斯决定走美德女神指点的道路，那时的希腊仍然到处是森林和沼泽,里面繁殖着凶猛的狮子，粗暴的野猪及其他危害人的野兽、怪物和巨人，赫剌克勒斯注定要来清除这些灾害，成为全希腊最不朽的英雄。从此，他的一生就是为不义的统治者欧律斯透斯服役，过着漂泊冒险的生活，在经历种种苦难和建立无数功业以后，死在嫉妒的妻子之手，从人间解脱，成为永恒的天神。

希腊的英雄有很多种，最高一个层次的英雄是神和人的后裔，有伟大高贵和超异的血统，受过英雄的教育，像赫剌克勒斯和阿喀琉斯。赫剌克勒斯是绝无仅有的美德英雄，天生注定负有伟大的使命，可以称为“美德和使命英雄”。阿喀琉斯是人类和女神之子，虽然高尚，但更多人间性格，他的“愤怒”就是自尊心荣辱感和个人利益的表现。不少英雄就是神的孙子或曾孙、玄孙，像阿伽门农、俄底修斯、赫克托耳，还有贵族英雄像狄俄墨得斯一类。仔细一想，可以发现像赫剌克勒斯一样的“美德和使命英雄”的确是绝无仅有的，其余的英雄和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一样，具有双重品质：勇猛和刚愎、俊美和偏狭、威严和荒淫、端庄和嫉妒、气势宏伟和残忍虚荣。说到底，我们真喜欢他们的轻佻风流、游手好闲、无事生非、嫉妒横蛮，迷人之处正在此间，就像喜爱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和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孙悟空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偷桃窃丹嬉玩无度的自由英雄罢了，别跟我们说什么反抗统治阶级专制压迫一类的废话。

我忽然间知道了：中国人从来没有好好明白过“英雄”的内涵。

3

假如你想了解一种文化的精神愿望，你就去读它的神话吧。读希腊神话，“神”和“英雄”的观念透入骨髓地打入你的心底。沉浸在阳光、吮吸着光明的群山环抱的无数的海湾里，天空阳光灿烂，海面万道金光，好像水波下面光源在流溢闪烁，神在天空飞翔，有时用浓雾隐蔽自己美妙的身姿，英雄驾驭着战车厮杀，然后撕着肉灌着酒在分美丽的女奴和财宝，神看见人类的女孩子生得美丽就任加蹂躏，其结果是无一例外地生下了英雄人物。

英雄为荣誉功业而生，以高贵、勇猛、智慧、善战为荣，由形貌俊美和智慧功业卓越而形成一种超凡脱俗的神性理想，在地上颂之为英雄，能升上天上则敬之如神明。另一方面，英雄和神都时时为阿佛洛狄特赋予的轻佻、虚荣、风流挑动灵魂的冲动。这样，神和英雄的天性不过是一种追求美的理想、人的欲望的超越躁狂，越卓越，则越冲动越任性。卓越使他高贵伟大，狂躁使他生气勃勃，风流使他迷人可爱。浪漫理想，美的性格。

真正的英雄基本上是超越道德的。

可怪的是中国开天辟地时是没有“英雄”原型的。中国没有宏大叙事的神话。在断简残章的零零碎碎的神话中，只记载了补天、逐日、填海、射日、奔月一类自然神话。讲到神话，中国人只是现出一脸的莫名奇妙相，就让一批神话文化学者去考证和解释其象征意蕴。何况这些神话还是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才整理发掘出来的呢！

中国文化的精神原型是由抒情诗和历史记载、政治哲学典籍所奠定的，与神话和史诗无关。

在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公元前500－公元前800年，雅斯贝斯理论），中国出现了孔子、老子、孟子、庄子等文化大师，还有作为经典的《诗经》、《左传》一类著作，他们总结的中国文化的理想原型是“圣人”――尧、舜、周文王、周公，或逍遥游的圣人神人至人。圣人们制礼作乐，仁治天下，是政治君主和道德君子，或是避世的超脱者。《诗经》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农事诗、日常生活诗、爱情诗，没有战争的战争诗：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怎么求？钟鼓乐之地求，据说还是性想象中的文质彬彬的追求；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可望而不可即的向往；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 猃狁之故，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一面打仗，一面想家；明昭有周，或序在位，载戢干戈，载橐弓矢――以武止戈的安抚天下的周文圣教。在《左传》中，所谓善叙战争的史书记载的是怎样符合仁礼民心的战争政治外交策略，战争场面了无生气。

所以中国上古时代总结的精神原型不是尚武勇猛狂躁冲动的英雄浪漫主义，而是和平柔弱仁义谦恭的周文圣教主义。再直截的说，中国人的天性就是爱好和平善良克制的文弱之德。

中国神话中的女神与情欲无缘，不是独居就是弃夫，不是无夫就是无性。中国没有爱神。

中国关于女性的原型有：慈母、后妃、烈女、观音、巫山神女、妖妇、与情欲有关的是巫山神女，即伊人一类，性幻想的对象，表达性失落的惆怅，可望不可即者，还有祸水的妖妇。中国爱情文学不是情爱性爱的浪漫故事，只是婚姻一波三折的故事。

从人性角度而言，“英雄性”与“性欲情”是一体两面的，所以希腊英雄的特征就是尚武善战＋风流浪漫的性格。西方文化的理想原型是英雄＋爱神，中国文化的理想原型是圣人＋慈母。

“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老子）以柔克刚，以文制武，为而不争，“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老子的思想其实是中国人的本质概括。

指出中国人没有英雄主义精神，可能会引致群起而非之，但你可以 扪心自问：你心中的英雄是谁？

4

中国人“英雄”一词源出于哪里？汉代班彪《王命论》说：“英雄陈力，群策毕举，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业也。”又三国时魏刘邵《人物志》有专论英雄：“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故英可以为相，雄可以为将，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高祖、项羽是也。”即文以英为名，武以雄为号。

其实一种文化怎么能没有英雄呢？英雄不过是人之中的卓越人物而已，凡人群中必有卓越之士。但若果这种文化的集体主义和道德主义占了主导地位，卓越之士就要压抑自己的天性。要么窃国践世，道德为我所出；要么为王效命，收敛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要么逃之夭夭，做草寇之英乱世之雄。所以中国不是没有英雄，是它的英雄类别是这样划分的：失意的英雄――如李广、岳飞、辛弃疾类；乱世的英雄――如三国时候的关张赵之类；夺得王位的英雄――如刘邦、曹操、孙权之类；造反的英雄――如梁山泊好汉之类；忠君的英雄――对上战战兢兢，处世小心谨慎，但确实功勋卓越，如卫青、霍去病、徐达、曾国藩之类；被镇压的英雄――如韩信之类；善于保护自己的英雄――如张良、陈平之类。在中国这种文化背景里，只有奸雄和功成身退的英雄可以存世，其他英雄都活得太辛苦。老百姓想想：我有本事却不够奸滑，夺不得天下；辛辛苦苦建功立业以后，又要小小心心做人，否则就做不成人，要不就要告老还乡，罢罢罢，倒不如做顺民算了。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有一段话很精辟：“有两个因素很少引人注意，但我认为它们会阻碍中国的进步和发展：第一是缺乏人才，在有能力跻身于上层社会的人们中间，只有少数在思想或品德上具有真正的活力。能力并不等于诚实和勇气。勤勤恳恳和老老实实并没有带来像美国人那样的成功，在这儿比任何其它地方都更需要花言巧语，阴谋诡计，品德若不和狡黠同时使用，仍将一事无成。美国的伟人们只要照着教科书上的至理名言去做，就可以达到人生的顶峰，出人头地，在这里却会尚未长成，就被扼杀了。……另一重障碍是宗派主义。……”（《费正清自传》P315）

缺乏人才和宗派主义是阻碍中国进步发展的致命因素，也就是说人人习惯性互相傾轧，互不合作，互相陷害（中国人有过度的小聪明而缺乏大智慧、大胸怀和大气度），谁都不能成为个人英雄，只能组成一伙伙的宗派，再维持成为一个集体主义。不能成为卓越和可合作的个人英雄，却要修炼一种奸滑狡诈的做人本领，然后根据利益需要结党营私，这是病根所在。这种说法太惊心动魄，令人痛苦和厌憎，但恐怕是事实。又有一个有洞察力的外来人士说：阻碍中国人进步的主要毛病是不诚实。

中国文化是德礼文化，它在“轴心时代”建构了中国人的道德伦理的禁忌体系：礼，把神和英雄观念从人的心中驱逐出去，而强加给人无数的责任和义务。责任和义务是消极的，不包括任何积极的理想，而只有礼的约束和禁令，你必须压制欲望和个性，礼成为内化的禁令即道德律令，使你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但它不可能像神的崇拜和英雄的向往一样给人新的积极的自由理想。（参见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P147－149）个人天性、欲望、才智要受到压抑，要么成为愚民，要么经过化装成为狡诈的道德君子。

“周文圣教”的文治礼制抑制放荡不羁自负逞强的个人英雄主义，结果造成了中国人阳刚之气的隳沉、男子汉气质的弱化雌化，造成狡诈小人与宗派主义大盛于世代代绵延。名曰集体主义，实为私利主义；表面爱国主义，实则卖国汉奸；没有了个人英雄以后，灾难之来，轰然坍塌，漫漫长夜，淹洄水而凝滞！

5

我以为，英雄怎么可能没有的呀？不过没有英雄产生的机制的环境，英雄变质罢了。在中国，仿佛是出了一个告示牌，上书：“枪打出头鸟！”于是那些本来卓越的人物，或者成了奸滑之徒，或者成了专制之君，其余的成了“异人”。

什么叫“异人”呢？异人就是天资卓异之人，功业、名望、神奇天才、智慧都是异人和英雄的特征，但异人还应有神秘的“异乎寻常之性”。“异人”最早出《诗经•小雅• 弁》：“ 岂伊异人，兄弟匪他。”是指关系疏远的人。《汉书•公孙弘传赞》有：“群士慕响，异人并出。”晋陆机《为周夫人赠车骑》：“京城华丽地，璀璨多异人。”这样看来，异人多指有奇特才华的文人。按德国汉学家顾彬意见：“‘异’可以用来表示自己所不了解的一切，与‘异’相对的乃是自己。‘异’也表示用自己的价值标准去衡量自己所不了解的人、事、地点等。”（《关于“异”的研究》）中国人认为“异人”是不寻常的、与自己关系疏远的、怪异的、畸特的、神秘的，这些人是出世的、绝俗的，当然是常人不可了解的，与世俗不同的。在一个求同不存异的文化氛围里，自然就分出一批奇行独立的“异人”了，所以中国文化就有异人的原型。据顾彬说，英文没有“异”的要领。西方文化是人人独立自我，不求同而存异，当然异是正常，不必专门分出一个“异人”的概念专指一批另类。

异人在中国有文异人，有武异人。打小时候我们就仰慕异人，读旧小说，每逢看到憋气的地方，就希望异人出现，果然异人就来了，大快人心。异人异得离奇，异得神秘，越加仰慕。林纾有一篇传记文字《庄豫》，记一名台湾剧盗，善飞镖、飞行绝迹，日可四百里，飘忽无常，性侠烈，剽劫所得，悉赡贫乏者。官府捕急，悬金购赏，庄豫藏民家，人咸不举以告。有一纪姓土豪，父子八人，鱼肉乡里。纪豪第三子纪傻强抢一郭姓美女，郭父母从哭数里，泪尽而暗。一丐引其往求庄豫，入山三十里，于深潭上之茅茨拜见庄豫，乃一瘦峭少年，目光四射，眉长入鬓，气概凛然。庄豫诺，入室弗出，忽然已行。是夜纪傻欲犯郭氏美女，女大哭，声彻户外，家人大笑，纪傻不得逞，则痛鞭之，女创重且死。忽闻瓦上人语：“傻今夕花烛，奈何使新人受笞？”纪侯一家俱惊，然欲与庄豫决一雌雄，于壁间出长剑，青光凛凛，剑至如风，庄已飘瞥于屋隅，又越其顶，又超登案上，践瓶胆而立。纪侯二子奋长槊仰而桩之，庄出一丸中其目，立仰，又出一丸，中纪傻之阴，仰于地，庄曰：“今日若出吾镖，尔家无类矣。”遂负女于背，登屋而逝。后庄为所狎妓荷醉酒中置药，为官府所缚，临刑言笑自若，谓“一生急人之急，但不知古人中何人似我，恨我不读史，无能举以自方也。”其实无它，不过是鲁智深式的“救困侠”而已。此类侠士，武功与行迹达于神奇地步，如智深倒拔垂柳，武松赤手打虎，百姓传颂为神，说明英雄而至神奇即为异人。但中国之武异人，并不生活在人间，只在江湖上神秘其迹，越传越神，遂有武侠小说大行于世。正如林纾在传末所说：“余疑事迹似近点染，顾小说家又好拾荒唐之言，不尔，文字不能醒人倦眼也。生平不善作妄语，乃一为小说，则妄语辄出。”这是老百姓文化心理的期待需要。中国是一个不断期待异人出现的地方，凡人活得腻腻的，倦眼昏然，怯怯懦懦，总需要有个把异人出世，大济苍生，才有惊采顽艳的生趣。侠士是一种，文化异人又一种。孟子说：仲尼不出，万古长如夜。又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这就是后来唱“东方红，太阳升”的心理原型。从文化节奏的变化来看，在一个超稳定的庸人社会里，必须在若干时候出一两个异人，以惊世、救世而玩世，则大慰苍生沉闷之心耳。

说到文化异人，中国多的是。例如魏晋绝俗的名士，魏晋是一个异人辈出的时代，所谓名士，就在异于纲常名数的性情智慧，敢于且善于独立特行，任情疏懒，佯狂纵酒，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风神潇洒，不滞于物，遗落世事，不修令誉，方为名士。像嵇康，立若孤松之独立，醉若玉山之将颓，天天抱琴抚弦，时而盘桓山泽，时而走访友好，喜睡懒觉，一月之中常有十五天不洗脸不洗澡，甚至常忍小便，“长与俗人别，谁能睹其踪。”写了一篇名文《养生论》，来到洛阳，京师人都把他看作神仙。不管司马氏朝廷怎样专制，他依然刚肠傲兀，至被以“言论放荡,非毁典谟”、“欲助毋丘俭”反之罪名被杀。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嵇康为师，司马昭终亦不许。临刑之时，神色不变，顾视日影，索琴奏《广陵散》，唯一遗憾的，只是“《广陵散》于今绝矣！”这真是专制时代里最典型的异人了！

狂与逸,是中国文人之异性，进而至于怪、奇、放、诞、畸、痴、峻、傲、孤、诡、僻、丑、风流、诙谐、颓废。

义与侠，是中国武人之异性，进而至于神、刚、烈、凛、冷、狠、嫉、毒、磊落、绝踪、禁欲、快意、恩仇。

无论文与武，原型均出自庄子《大宗师》所说：“畸人者，畸于人而 侔于天。”

呵呵，在万古长如夜的专制社会里，真是大快人心的传奇的存在啊，“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有异人，必有“传奇故事”的文学发生。

6

凡人类社会中，无论何种文化类型，都必有英雄与异人。我觉得西方文化是彰显“英雄”而忽视“异人”的模式，中国文化是彰显“异人”而忽视“英雄”的模式，突出某种原型分别表现了中西文化的根和本质。英雄是入世的，既建功立业，追求冒险与荣誉，又风流浪漫，是人世间的个人英雄主义，所以西方的神话、史诗、小说的模式是：由个人英雄展开其生活多方面的描述和历史事件的宏大叙事，而英雄与美人情感纠葛为交织始终之副线，黑格尔在《美学》中特别指出：“特殊的史诗事迹只有在它能和一个人物最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时，才可以达到诗的生动性。”《伊利亚特》以阿喀琉斯的愤怒为中心，《奥德赛》以俄底修斯的冒险为主体，《艾凡赫》、《斯巴达克斯》、《红酋罗伯》、《战争风云》莫不如是。西方人认为：：“一个人如果是最优秀的人，就抵得上一万人。”（赫拉克利特语）是英雄就让他在人世间逞强，个人主义是独立承担责任，以个人品行智慧在人间创造卓越功业，满足个人意志，同时与团体合作。英雄本事不应该遗落世事孤芳自赏。各行各业都有英雄，所以卡莱尔《论英雄和英雄崇拜》分论作为神的英雄、作为先知的英雄、作为诗人的英雄、作为教士的英雄、作为文学家的英雄、作为帝王的英雄。美国人认为今天“英雄”一词适用于所有的人，“英雄” 让人看到人类天性所蕴藏的能量，英雄创造历史。西方人如果将人看作“异人”，只不过是看作异于平常的人罢了。

中国文化却是英雄弱化、异人辈出的模式，不是这样说吗：“人民创造历史，必须批判个人英雄史观”。中国人深深知道：在人间做英雄难难难，苦苦苦，吃力不讨好，就像戏台上的人物，最先出场，最早死去，观众是没有印象的。中国小说的模式是：众多英雄集体行动大小故事密集型进展，作类型化宏大叙事，不突出个人英雄，例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演义全传》。又可怪者，英雄建功立业后总没有好下场，如杨家将、岳飞等。水浒英雄个人自由生存时就光彩熠熠，一纳入108人集体之中，就全无生气。所以就教导人们：做出世的个人主义者自由，在集体中创业无能。于是中国就异人辈出了。异人是出世的，天不管地不管人不管，“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此逍遥游气质即异人之真精神也！异人其性情才华光彩熠熠，但离英雄业绩则十万八千里也！此集体主义文化模式下中国英雄之异化，游侠也好，游士也好，都不是历史进步所需要的，可是中国人只好津津有味地欣赏《世说新语》与武侠小说而已，心慕名士，期待烈侠，异人一出，大慰平生！

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以血缘伦理为根本基础建构起来的人情政治社会，所以家—族—乡—党—国便有了共同的文化基因：集体永远高尚于个人，个体必须无条件服从于整体。互相不离不弃亲亲密密勾心斗角的集体主义，捆绑在一起互相制约但是互不合作的整体社会，既非常有人情味，但是又极度窝里斗。这个文化模式拒绝个人独立的自由主义：假如儿子长大了，也不能离开家族乡党，形离神亦不离。如果离开了，也要立法规定你在物质和精神上赡养父母，照顾人情。假如你从政了，你就必须以人情关系至上的社会道德成就你的事业，是为“人脉决胜天下”。于是腐败便不可或缺地潜滋暗长地繁荣昌盛了，于是法治便永远胎死腹中，于是英雄都要在人情伦理道德的窝里斗中间完全软化，于是你的流氓脾气江湖习性便十分地圆熟练达了。

这是一个极权集体主义、国家整体主义与散漫自由主义、流氓解构主义两极相反相成所成就的中国文化模式，国家至上与江湖神秘异质同构。登上庙堂便是流氓穿上了朝服，游走江湖就是 “道貌岸然的君子” 还原为异人。中国式的英雄是国家主义面具的大盗，而中国式的自由主义者便是流氓社会中的异人。

生活注定了鲁智深要上五台山做和尚，武松做行者，真是英雄气短，悲莫名兮。到那时“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过是掼倒山亭，拿了小和尚的光头 哔哔剥剥乱凿而已。那时候鲁智深和武松若果知道赫剌克特斯和阿喀琉斯的故事，岂不羡煞死人！宜乎水浒英雄悲剧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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