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少年的英文诗
第四十五首
The Song of the Dead City
Pierre Mac Orlan
As I entered the dead city
I held Margot by my hand.
An eternal early morning
Brought us its dead light.
We went from ruin to ruin
In the streets, from door to door.
What had been doors
Opened into strange confines.
I held my wife by my hand
Through the streets from door to door.
It was only empty doors
And bins full of screams.
incorrigible explosives
Were hiding in the folds.
We walked through the necropolis
On our bruised feet while without words,
Passing by these doors without a lock,
those vaguely glimpsed holes,
these doors without words
And these garbage-cans full of screams.
(翻译:周婉璐)
死亡之城
我来到死亡之城,
手挽着马歌。
这是一个永恒的清晨,
死亡之光透过它照射我们。
我们从废墟徘徊向废墟,
沿着街道的一扇扇门,
开向陌生的幽禁。
我挽手妻子,
沿着街道,经过一扇扇门。
这些门如也空空,
还有盛满尖叫的垃圾桶,
和无可挽救的炸药,
藏匿于它的褶皱中。
我们穿过坟茔,
以瘀伤的脚,不掷一词;
穿过未上锁的门,
穿过闪烁隐现的门洞,
这些门一言不发,
垃圾桶装满了尖叫。
大概三年前,在阅读俄罗斯数学家尤里·曼宁(Yuri Manin)的散文集《数学作为隐喻》(Mathematics as Metaphor)时,我读到法国作家Mac Orlan所写的《死亡之城》的歌词,被这首歌吸引住。引用这首歌的人是为曼宁这本集子作序的美国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J.Dyson),他也是曼宁的挚友。他对这支歌词的引用,恰如其分地点出了数学作为一种文化载体的社会和历史关怀,这也是曼宁这本散文集所要讲述的主题之一。
戴森如此描述他听到这首法语歌时的感受:“每当听到这首歌,我就会产生强烈得不相称的情感。我问自己,为什么这支歌词简单寥寥的语词唤起了我无意识深处的某种记忆,好像一些离开的灵魂通过歌者的音乐开始向我说话。意外地是,曼宁在他的一篇关于‘空城原型’的散文中竟然回答了我的问题,他描写了‘死亡之城’的原型是如何从古至今地徘徊于建筑、文学、艺术和电影之中而挥之不去的;自从人类聚集成城,就有了为摧毁它们而召集起来的军队”。
这首歌词复活了一种深藏于人类集体潜意识中的梦境,在这个梦境中,一位老兵踽踽踯躅于城市的废墟中。它让我忆起六年前在圣彼得堡行走的感受。那是一个寒冬料峭的二月,我从圣彼得堡喀山大教堂所在的街区出发,走向涅瓦大街。前一晚那个深夜站在铁门外,于伶仃大醉中找寻不到家门钥匙、也无人应门的醉醺醺俄罗斯男人,正蜷缩在街角熟睡,等待他的将是醒来后宿醉的身体折磨。
在此前一天,一位圣彼得堡人在一个咖啡馆向我讲述了二战中这座城市的苦难。在德国纳粹包围圣彼得堡900天的战斗中,城里有60万人死去,至少42万普通 老百姓死于寒冷和饥饿。那三年的苦难让圣彼得堡人一下子衰老了20岁。那个圣彼得堡人噙着的泪水此刻就闪动在我眼前。我也依然记得,在波罗的海剧场看完改编自布尔加科夫《大师与玛格丽特》的魔幻戏剧,沿着雨后的街道往回走,到处都是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红军胜利的巨大红色条幅。那是俄罗斯人引以为豪的一段历史,好像只有活在这一段过去的荣耀中,才能让他们暂且忘记当下的痛苦。
这种痛苦的感觉不止属于圣彼得堡,事实上,它属于几乎所有的欧洲城市,甚至,世界上所有的城市。今天的柏林何尝不是建筑于伤痕累累的废墟之上的城市呢?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塔尖的残骸,柏林墙的遗迹,空间嶙峋陡折的犹太人博物馆,还有街边那些有年头的石墙建筑上依旧残存的弹痕,无一不在述说着这座城市复活之前的死亡与毁灭。你可以通过维姆·文德斯的电影《柏林苍穹下》倾听到这座死亡之城里居住的生灵的心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上帝在极端失望之际准备永远弃世界于不顾,有一些天使不同意他的做法,站在人类这一边,辩说应该再给人类一次机会。上帝对阻挠他计划的叛变天使很生气,将天使放逐到地球上最糟糕的地方:柏林,然后离开了。从那时开始,这群受到诅咒的天使遥遥无期地困在柏林,在幽暗中旁观着人类的思想、情感与行动。他们所见所闻的景象,与《死亡之城》颇有许多相似之处。
这些幽暗角落里发出的声音,像密码般封存着关于毁灭与死亡的往事,也蕴含着另一些能量。我对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曾拜访过的纽约的一个黑暗角落印象至深。那是一个叫“梵葛朵村”(Village Vangardo)的地下音乐酒吧,“从通往地下的阴暗楼梯往下走,里面乌漆抹黑”。在那个有四五十人的店里,弥漫着危险的肃杀之气,被社会排斥的边缘和底层人群在这里聚集;你在纽约的繁华街头找不到他们的身影,他们是一座城市隐形的魅影。正是在这里,诞生了生生不息的爵士乐,传出了小号的呐喊之声。这些爵士乐的演奏时而冲突对抗,时而调和,在这些瞬息万变的情绪起伏中,即兴地爆发出生命的力量。
二战结束时的德累斯顿
爵士乐或许就是城市死与生的节奏,是它潜伏于地下、黑暗和角落中搏动着的集体无意识。在数学家曼宁的散文中,他将这种集体意识呈现为非理性的力量,这种非理性将我们拉向死亡和毁灭的深渊;为了摆脱这种疯狂,我们需要以希望和理性来驾驭它,这也是当代文明的任务。不过,从艺术家腐坏的神经中迸发出的强烈情感并不是全然理性的,彷徨于被上帝所遗弃的死亡之城上空,天使最终仍甘愿坠落凡间,去爱,去品尝,去触摸,去感受,去生活。《柏林苍穹下》中的一位天使这样说道:
“一个行人在雨中收起了雨伞,任由雨水淋透。一个学生向他的老师讲述地球上蕨类植物的来历,使他的老师颇为震惊。一个盲妇摩挲着手表,感觉到了我的存在。靠精神活着多好啊,日复一日直至永恒。但有时我对我的精神存在感到厌倦,我不想永远脱离现实,而想让身体里有种实在的感觉,以此来结束虚无状态,让我亲近尘世。希望每个脚步、每阵微风,都能够说现在,而不再是永远和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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